西方感傷主義文學並沒有將國家民族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始終聚焦於個體本身。古希臘悲劇就是表現人與命運之間的衝突。尤其是啟蒙主義興起之後，人本主義思想深入人心，18世紀的感傷主義思潮特別關注個人的感傷，表現愛情中的痛苦，諸如拜倫、雪萊、濟慈、海涅都以愛情詩而享譽文壇。斯特恩認為“文學的主要任務是描寫人的內心世界和他變化無常的情緒”。但是，西方感傷主義並沒有停留於關注個人情感上的傷痛，而是進一步將目光投向了人和人類的存在之憂，反思人的生命與人類生存的本質，特別是在現代哲學出現之後。西方感傷主義文學超越現實的羈絆，保持警醒的態度，思考人與人類存在的意義。在找尋“自我”的過程中，西方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和荒謬，從而萌生了無限的感傷和悲涼，使西方感傷主義文學呈現一種形而上的傾向。這是一種別具厚重感的感傷主義。
其二，中西方感傷主義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思維模式。感傷是人類共通的情感，激發這種情感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中西方感傷主義文學產生這種情感的方式大相徑庭。中國感傷主義文學不避世俗生活的煩惱，而且往往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擾而有感而發。中國感傷主義文學形成了四種主要類型：一是漂泊遠遊的遊子，思念親人、故土有感而發的思鄉之情；一是為情愛所困，如閨怨詩詞；一是因生命苦短、人生無常而引發的感傷；還有上麵提到的個人身世之憂與國家興亡之憂。凡此種種，都未擺脫個人、民族、國家等世俗的煩惱，正是由於現實中的種種不盡如人意、困境重重從而有感而發了感傷之情。或因物而感，或因境而感，或觸景生情，作家把自身遭遇、感受、體驗到的種種都通過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讀者的接受方式也說明了中國的感傷主義文學是體驗型的思維方式。傷春悲秋、登高懷古、異地思鄉帶來的是情感上的體驗。如李商隱的《無題》多少年來感動了無數人的原因就在於，通過閱讀，讀者能夠感受其中刻骨銘心的相思和至死不渝的綿邈深情，喚起了讀者情感上的共鳴，達到精神共通，從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由此觀之，中國感傷主義文學是一種體驗型的思維方式。
相形之下，西方感傷主義文學則采用的是哲理型的思維方式。西方感傷主義文學不僅僅因現實受困而有感而發，更多的時候，作家在思考和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人與環境的衝突、個體的孤獨感、生存荒誕性等等形而上的東西而引發了精神的苦痛。史詩性巨著《浮士德》是這一藝術思維方式的典型體現。主人公浮士德一生執著地追求和探索，卻始終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最終他發現人的自然欲求與社會道德律令間二律背反是永恒的。為了調和人的自然欲求與社會道德律令二者間的矛盾，浮士德以及化身浮士德的作者歌德都深陷痛苦的深淵。這一思維方式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悲劇。古希臘悲劇一般具有深遠的曆史宗教背景，把探索的觸角伸向倫理觀的終端。18世紀啟蒙思想家們為傳播啟蒙思想，創造了以文學宣揚啟蒙思想的文學形式，把文學和哲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哲理小說、哲理戲劇和哲理隨筆等新型文體。在這一過程中，在文學創作中融入哲理性思考的創作方式也在逐步發展和形成。而且，西方感傷主義文學通過揭示和反映出人的生命或人類生活最內在、最本質、最具有永恒性的東西的缺失，引導讀者對自身價值和命運進行反思，讀者在理性思考中產生精神上的痛感，最終引發情感上的痛苦。這是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感傷主義，它們之間沒有高低好壞之分，而是充分展現了中西方文化藝術思維方式的差異性，也顯示了兩種文化的異質性。
第三，中西方感傷主義的美學風格之間的區別。在中國文化土壤深入持久地養育下，中國感傷主義文學生成了特有的美學風格——含蓄蘊藉。儒家詩教倡導“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美學原則，是中國古典美學遵循的最高標準和規範。之後，《論語·八佾》又稱賞《詩經·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並將之奉為圭臬。在這一節製原則的影響和規範之下，中國感傷主義文學講究“溫柔敦厚”，委婉陳詞，構成了含蓄蘊藉的美學風格。曆代文人都自覺地遵循這一美學原則，富於樂感和形象性的語言加上大量比興手法的運用，使詩人能夠準確地把握尺度，做到不過甚也不過露，從而體現了中國人獨特的審美趣味。雖然，有像李贄這樣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有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但這些反抗的聲音很快就被時代的浪花吞沒了。“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始終是中國古典美學所遵從的美學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