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詩的經驗主義”
作為文學革命的發起人，胡適不僅努力實踐白話新詩的創作，也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詩學主張，其中包括“詩的經驗主義”。胡適在《夢與詩》的“自跋”中說：“這是我的‘詩的經驗主義’（Poetic empiricism）。簡單一句話：做夢尚且要經驗做底子，何況做詩？現在人的大毛病就在愛做沒有經驗做底子的詩。”由於這一主張是在一首並無代表性的詩作的簡短的“跋”中提出，所以在當時並未被人重視。最初對此做出反應的是朱湘，在1926年寫的《嚐試集》一文中，朱湘從意境與節奏等方麵對《嚐試集》作了比較低的評價，並且反對“詩的經驗主義”，認為它絕對不能成立。的確，胡適的《嚐試集》在詩藝上並無多大成就，朱湘的反對有一定的道理，但“詩的經驗主義”是因當時詩歌創作脫離生活、脫離社會而提出的，它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朱湘在另一時期的反對並不能否定它。朱自清則從另一角度肯定了“詩的經驗主義”：“胡氏後來卻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態度。那便是以描寫現實生活為主題，而不重想象，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朱自清把詩的“經驗”當作現實生活，認為“詩的經驗主義”堅持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但他沒有指出“詩的經驗主義”所受的西方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忽略了其蘊含著的現代意識。
後人對“詩的經驗主義”的理解與評價也不盡相同。錢理群等人指出胡適“詩的經驗主義”的“核心就是他所說的‘言之有物’，也即‘有我’與‘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現著作人的性情見解，有人就是要與一般人發生交涉’，並認為這是五四時期啟蒙主義在詩歌觀念上的反映。這肯定了”詩的經驗主義“的時代意義，同時又把其意義局限在特定的時代裏。周曉風則把”詩的經驗主義“界定為”采用實錄與直寫的方法“認為其”積極意義在於，它規定了詩隻能寫詩人感知和體驗過的東西，而不能轉述和說教。這是符合詩歌藝術的感性本質的。對於現代新詩後來所出現的某些嚴重的貴族化、概念化弊端而言，‘胡適之體’的這種平民化和經驗主義特色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借鑒。但它的缺陷在於容易導致詩歌缺乏深摯的情感和瑰麗的想象，導致詩歌的寫實主義和平庸化“這又把胡適的理論主張與其詩歌創作實踐相混淆，因其創作成就不高，就降低了對其理論的評價。實際上，”詩的經驗主義“涉及詩與經驗的關係，涉及如何理解經驗以及生活經驗如何轉化為詩歌經驗等重大詩學問題，因此，理解和評價”詩的經驗主義必須審視這些問題。
“經驗”與文學的“主義”
“詩的經驗主義”明確指出了詩歌與經驗的關係，即經驗是詩歌創作的基礎。現代白話新詩的創作實踐，無論是現實主義詩歌、浪漫主義詩歌，還是現代主義詩歌，都以經驗為基礎。現實主義詩歌注重對現實經驗的直接描摹以反映現實生活，從早期無產階級詩歌到中國詩歌會詩人的創作，都是如此。臧克家在《我的詩生活》中就以他自己的詩歌創作為例來強調經驗的重要性：“我的每一篇詩，都是經驗的結晶，都是在不吐不快的情形下寫出來的，都是叫苦痛迫著，嚴冬深宵不成眠，一個人咬著牙齒在冷落的院子裏，在吼叫的寒風下，一句句，一字字的磨出來的壓榨出來的。沒有深湛的人生經驗的人是不會完全了解我的詩句的，不肯向深處追求的人，他是不會知道我寫詩的甘苦的。”臧克家不僅指出了經驗對詩歌創作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經驗對詩歌賞鑒的重要性：沒有經驗就沒有詩歌創作，沒有經驗也就沒有詩歌的賞鑒。七月派詩人對中國詩歌會的主張進行了糾正，強調“主觀戰鬥精神”“突人生活”，追求詩歌的主觀與客觀、曆史與個人的統一，但他們無疑是正視現實的，沒有離開現實經驗。浪漫主義詩歌注重對理想的描繪與感情的抒發，也是以現實生活經驗為基礎的，這是不難理解的。但現代主義詩歌是否也以經驗為基礎呢？
表麵來看，從新月派、早期象征主義到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的詩歌均追求一種“非經驗”，也就是說，他們都不對客觀現實進行描摹，而注重主觀內心的抒發，似乎與經驗無關。但現代派詩人“在自身內心世界中開掘著無限豐富美麗的人生經驗，外部的和內部的人生的經驗”，他們的詩歌創作也有經驗基礎，當然，這沒有現實主義詩歌那麼明顯。由於象征主義詩歌“純詩化”脫離現實經驗與現代派詩歌“非經驗”的追求，他們陷入了“詩情幹枯”的境地，而借鑒20世紀西方詩歌追求“經驗”的做法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1931年，梁宗岱在《論詩》中介紹了裏爾克“詩是經驗”的主張，強調現實經驗與內在體驗對詩歌創作的重要性，他在後來的《談詩》中又強調這兩方麵的相牛相成。李怡先生指出：“從前期象征主義到後期象征主義，直到梁宗岱所關注裏爾克詩是經驗，的實踐，西方現代詩歌的發展已經逐漸將內在體驗與外在經驗的雙重意義凸現了出來，到後來葉芝、艾略特的詩歌追求，更是證明了在深入外在世界的同時展示心靈活動的價值，並且在根本的意義上看，這一符合西方詩歌潮流的選擇也更加利於解決中國現代新詩在30年代以後的出現的問題。”他認為“梁宗岱對於現實生活‘經驗’與心靈世界的這種互動性理解接通了前往40年代中國新詩的可能，在梁宗岱與馮至以及40年代的‘新詩現代化’追求之間，也就有了某種十分值得注意的貫通關係”。正因為這樣，20世紀40年代現代主義詩歌的創作在“詩是經驗”等西方詩歌觀念及創作的影響下走向了成熟。馮至在《裏爾克——為10周年祭日作》中寫道：“一般人說，詩需要的是情感，但是裏爾克說，情感是我們早已有了的，我們需要的是經驗：這樣的經驗，像是佛家弟子，化身萬物，嚐遍眾生的苦惱一般。”受裏爾克“詩是經驗”等觀念的影響，馮至擺脫了他在《北遊》之後的危機，創作了預示現代主義詩歌成熟的《十四行集》。“中國新詩派”詩人也深受裏爾克的影響，同時又受到瑞恰茲、艾略特等人的影響，在詩歌創作中都強調經驗的傳達，把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創作推向了一個高峰，並在理論上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經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