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活經驗到詩歌經驗
胡適認為經驗就是生活，但生活經驗並不就是詩歌經驗，從生活經驗到詩歌經驗必然有一個轉化過程。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把這一轉化過程歸納為“體會”、“組織”、“整理”和“推想”。石靈則在《新詩歌的創作方法》中把這一過程稱之為“剪裁”。“中國新詩派”詩人袁可嘉和唐浞也對生活經驗轉化為詩歌經驗的過程進行了闡釋，而他們主要是受瑞恰茲和艾略特等人的影響。瑞恰茲在《詩的經驗》中寫道：“詩人寫作並不像一個科學家。他用這些文字，是因為情境所激起的興趣聚合起來把它們（就是這樣）引入他的意識中作為一種工具以整理，管束和團結整個的經驗。經驗本身（即橫掃過心靈的衝動底關係），乃是文字底本原與製裁。”“文字是經驗底一部分，把經驗組合起來，給它一種確定的結構，並且防止它僅僅成為一種散漫無關的衝動底亂流。”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說：“詩歌是一種集中，是這種集中所產生的新東西。詩歌把一大群經驗集中起來。”瑞恰茲和艾略特強調在詩歌創作中對經驗的“管束”、“團結”與“集中”，實際上是說詩歌不是生活經驗的實錄，必須對生活經驗進行整理和轉化，使其成為詩歌經驗，才能進行詩歌創作。這些論述使袁可嘉、唐浞提出了經驗的轉化與綜合的重要觀點。
袁可嘉說：“如果把‘生活’作為個人的生活經驗解：毫無疑問，詩的經驗來自實際生活經驗，但並不等於，也並不止於生活經驗；二種經驗中間必然有一個轉化或消化的過程；最後表現於作品中的人生經驗不僅是原有經驗的提高，推廣，加深，而且常常是許多不同經驗的綜合或結晶；一個作者的綜合能力的大小，一方麵固然決定於經驗範圍的廣狹，深淺，尤其決定於他吸收經驗，消化經驗的能力”。在袁可嘉看來，吸收經驗並非要經曆一切經驗，重要的是詩人要充分調動一切感官能力去注意宇宙運化、人生百態，去思索，去體驗。在此基礎上，要對吸收的一切經驗——無論是直接經驗還是間接經驗——進行提煉與綜合。唐浞也強調詩人不必經曆過一切他所寫的東西，並提出生活經驗必須轉化成文學經驗：“隻有在生活經驗沉入潛意識的底層，受了潛轉默化的風化作用，去蕪存精，而以自然的意象或比喻的姿態，浮現於意識流中時，浮淺的生活經驗才能變成有深厚的暗示力的文學經驗……隻有如此，藝術才能進入完整成熟的爐火純青境界。”唐浞認為，詩歌創作就是一個由生活經驗的觸發，到生活經驗的潛入，經過生活經驗轉化成詩的經驗，最終完成意象的創造與詩篇的形成的過程。
無論是瑞恰茲、艾略特的“管束”、“團結”與“集中”，還是胡適的“體會”、“組織”、“整理”和“推想”，也無論是石靈的“剪裁”，還是袁可嘉、唐浞的“轉化”與“綜合”，都強調詩歌是經驗的提純與升華，都強調在經驗基礎上的創造，他們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當然，這並不是說胡適的“經驗”與袁可嘉、唐浞的“經驗”沒有區別。首先，二者的針對性不同，“詩的經驗主義”是針對20世紀20年代詩歌創作脫離社會、脫離生活的現象而提出的，“中國新詩派”詩人強調“詩是經驗的傳達”是對20世紀30年代現實感薄弱的“純詩化”傾向和抗戰詩歌通俗直白的“大眾化”、“政治化”傾向的反駁。其次，雖然胡適的“經驗”包含著一種哲學品格，但“詩的經驗主義”側重於外在的經驗，強調社會生活的反映；袁可嘉、唐浞等“中國新詩派”詩人的“經驗”是一種“綜合”的經驗，是現實與玄思的綜合，是外在經驗與內在經驗的綜合並側重於內在經驗，因而“更多一些‘形而上’的內容”。盡管現實針對性不同，內涵也不盡相同，“詩的經驗主義”與“中國新詩派”詩人的“經驗說”都揭示了詩歌創作的某種本質規律，所以都具有超越時代的重要意義。
至此，我們可以引申性地來理解“詩的經驗主義”：第一，詩歌創作必須以生活經驗為基礎，這裏的經驗既是親身經曆與體驗，也包括間接經驗與內在經驗；第二，詩歌創作必須對所吸收的一切生活經驗進行整理、組織和綜合，使特殊經驗上升為普遍經驗，並把它轉化為詩歌經驗，這也是一個創造的過程。由是觀之，胡適“詩的經驗主義”是中國新詩發軔期對詩歌創作規律的一種準確把握，它在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史上應該具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