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和文藝研究的實踐，“創作方法”可謂使用頻率頗高的概念之一。曾幾何時，作為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範疇，“創作方法”成為檢視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重要理論視角和批評工具之一，進而也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研究中一個基本的闡釋工具與觀照視角。盡管如此，文論家與批評家們對創作方法的定義、內涵和闡釋功能卻各有不同的理解，難以達成共識。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人們對這一理論的合法性及應用價值產生了更大的分歧，以至於這個概念最終從近年來新編的一些文學理論教程中淡出，似乎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段過眼煙雲的陳跡。然而與此同時，不知是由於思維的慣性還是基於此範疇仍具有一定的闡釋功能，我們仍不時從一些新近發表的批評論文、作品欣賞、乃至文學史著作中發現它的蹤跡。因此，我們完全有必要對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內涵及其理論意義作一番梳理和甄別。
“創作方法”的勃興
中國文學批評界對創作方法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始於20世紀20年代。1922年，茅盾在《小說月報》上倡導自然主義，並開辟了“自然主義論戰”的專欄，引發曆時數月的關於自然主義與浪漫主義問題的爭論。繼而他又親自撰寫了《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一文，將自然主義與新舊浪漫主義加以比較，其中著重討論了自然主義的描寫方法及題材選擇對改造中國文學的意義。文章明確指出“我們要從自然主義學的，並不是命定論等等，乃是他們的客觀描寫與實地觀察”。此次討論中雖未明確提出創作方法的概念，但已超越了對外國文學思潮的一般考察和介紹，開始思考如何借鑒和汲取近代西方的文學思想與技法，初步形成了對文藝方法的自覺意識。
20年代後期，隨著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蘇聯“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關於創作方法的主張經由日本學者藏原惟人轉化為“新寫實主義”介紹到中國，成為創造社、太陽社所代表的普羅文學運動的思想武器，於是“普羅列塔尼亞寫實主義”成為錢杏邨、蔣光慈等普羅文學鼓吹者的新口號。
1930年11月，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大會決定推廣“拉普”提出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與會的中國代表蕭三將此決議書麵報告給了“左聯”。1931年11月，《北鬥》1卷1期刊登了由馮雪峰翻譯的法捷耶夫的《創作方法論》，文章較係統地闡發了“拉普”所提倡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同月，“左聯”執委會通過決議《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新任務》，其中明確提出：“在方法上，作家必須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來描寫。作家必須成為一個唯物的辯證法論者。”1932年4月，瞿秋白在為太陽社作家陽翰笙的小說《地泉》重版寫的序言中，在批評作品的革命浪漫蒂克傾向的同時，提出“新興文學要在自己的錯誤裏學習到正確的創作方法”，“我們應該走上唯物辯證法的現實主義的路線……應當拋棄一切自欺欺人的浪漫蒂克”。瞿秋白還在同期及稍後發表的《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等論文中，多次使用了創作方法的概念。他提出：“無產作家應當采取巴爾紮克等等資產階級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家的創作方法的‘精神’，但是，主要的還要能超越這種資產階級現實主義，而把握住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自此，創作方法成為左翼批評界一個通用的概念。
1933年11月，周揚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文章介紹了1932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全蘇聯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第一次大會上，蘇聯理論家批判“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清算“拉普”的錯誤路線，提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新口號來代替它的詳細過程及理論依據，並為革命浪漫主義正名。周揚的論文結束了“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在左翼文學陣營中的擴散，同時確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在左翼文學中的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新文學批評中“創作方法”概念的引進和使用，直接來源於蘇聯的文藝理論，它的最初應用與主張是以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文學創作的理論，是高度重視文學藝術的意識形態傾向、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論的產物。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降，隨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逐漸成為左翼文學的指導原則和主流創作理論，創作方法的概念也越來越廣泛地被應用到創作與批評的實踐中。而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在西方近代產生、並在五四前後傳入中國的文藝思想和文學潮流，都被納入到創作方法的範疇下重新加以闡釋。周揚於1936年在《文學》第六卷第一號上發表的《現實主義試論》，便是運用創作方法理論闡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現象的一次嚐試。
新中國成立之後，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也由個別概念、範疇的探討進入係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建設。毋庸置疑，這種建設仍然受到蘇聯文藝學的強烈影響。20世紀50年代前期，我國高校的文學理論課程大都采用蘇聯的教材，翻譯的蘇聯文論教材中初版於20世紀30年代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是最權威的一種，其他如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柯爾尊的《文藝學概論》則是由作者在北大、北師大等高校授課的講稿整理而成。此時蘇聯學者所使用的相關概念是“藝術方法”。季摩菲耶夫指出：“構造形象的方法就是作家在選擇及綜合生活事實時所依據的原則，選擇及綜合生活事實所依據的原則如果不同，形象的構造就會發生差異，我們把這種差異的形象構造叫做藝術方法。”畢達可夫則將藝術方法定義為“對待藝術和文學上的認識和再現現實現象的方法叫做藝術方法。方法表現在這樣的基本原則上：即作家在創作藝術作品時獨特地選擇、概括和評價在藝術形象中所描寫的生活事實起指導作用的基本原則。”，二者當中，季摩菲耶夫似乎較為關注特定藝術方法的美學基礎與形象構造的特點，而畢達可夫則更重視區分不同藝術方法的哲學背景和意識形態傾向。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進行自己的文藝理論體係建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60年代前期完成的以群的《文學基本原理》和蔡儀的《文學概論》。這些教材大都難以擺脫蘇聯文藝學的基本架構和概念範疇體係，“創作方法”更是被作為基本的理論範疇之一，以獨立章節加以論述。在這些章節中，主要探討了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之辯證關係，以及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創作方法的具體形態。其中，毛澤東在1958年提出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被作為指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最高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