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論爭
“革命文學”論爭一向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開啟的標誌，這一過渡和轉折包含了諸多豐富的信息。這場論爭觸及了“五四”文化的生命力和脆弱之處，時代的變遷和起伏加劇了政治與文學之間的相互作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在論爭中得以凸顯。這場論爭深刻預示了未來中國文壇的環境與中國文人的命運。《創造月刊》、《創造周報》、《洪水》、《泰東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戰線》、《長夜》、《我們》、《山雨》、《大眾文化》、《青海》、《金屋月刊》、《海風周報》、《未名》、《萌芽》、《現代小說》、《現代文化》、《新月》等等為數眾多的刊物都發表了相關文章，投入論爭，並且不少的刊物都是在論爭期間創刊和停刊，可見這場論爭的發生發展的確有著難以阻遏的力量。也正是由於這場論爭的豐富性和重要性，不少研究者都從各自的視角透視它並且做出了相當具有啟示意義的成果。論爭中的各種力量對於“五四”文化的批判，政治力量對於論爭的介入，“革命文學”譜係的構造等等論題都不乏深刻而敏銳的見解。文學研究發展的動力就在於新的研究視角的發現。對已經固定化的曆史結論重新做出審視，力求還原更細致複雜的曆史場景。在我再次閱讀80年前的那些論爭文本時，我發現了論爭者構築自己話語體係的核心詞彙——“階級”，弱水在《談現在中國的文學界》一文中所說的論爭的原動力是“無產階級文學”，確實抓住了關鍵。
在20世紀的中國，階級和階級鬥爭一度是國家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關鍵詞，同時當然也是影響了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詞語。中國作家的思想取舍、人生態度無不受之影響。對階級話語恰當和深入的分析使我們能探測到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的幽深處和關節點。但是，盡管“階級”話語的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革命”話語，“大眾”話語且與後兩者緊緊糾纏，它在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中卻沒有如後兩者那樣受到青睞。至今，在筆者的視野中尚沒有發現與這一宏大而豐富的題目相稱的係統論述。當然，它也絕非無人問津，值得提出的是王維國《階級話語的轉換與形成》一文，清理了階級話語產生、衍變的大致線索。作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壇的階級話語發端於1927年之後，它有兩個源頭：一是上海左翼文學家的倡導，二是蘇區文藝工作者對現實生活的藝術提煉。這篇文章主要論述的是後一個方麵，而我想要完成的是對前一個源頭的較為細致的描述與分析。
聚焦於“革命文學”論爭，不難發現，作為“革命文學”論者建立自己話語體係的中心詞彙，“階級”概念卻模糊而空泛，對它所做的種種描述和界定不乏自相矛盾之處。正是這些分歧與“症候”成為我們進入曆史場景的蕪雜的小徑。階級話語在現代中國的興起是一個跨文化現象，這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闡釋與話語源頭的表述相比已經發生了偏移和轉換。為了把握這場論爭，對這種偏移的探討是必要的。
話語分析方法表明，文本的字麵差異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還需要挖掘話語場域的機製性質，探討話語主體對話語的操縱方式等等，進入深入的“語境”分析。“革命文學”論爭產生的時代的確是中國處於巨大變動中的時代，孫中山之死，五卅事件，“三·一八”事件，北伐成功，“四·一二”政變，這些重大的事件帶來的巨大希望與絕望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帶入顛蕩與蛻變的時代潮流之中。論爭者們關注著語言的政治和社會效應。“階級”話語是關於區分的話語，它導向對立和鬥爭，蘊含著巨大的政治能量，體現著論爭者強烈的權力訴求。
這場論爭席卷了創造社、太陽社、語絲社、新月社以及以《現代文化》、《再造》為陣營的國民黨文人派和不少不具有明確流派歸屬的時代青年。論爭本身是一個過程，論爭者自身的思想、態度也處於變化之中。“創造社”的“突變”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其實洞穿了“創造社”的“突變”的魯迅先生在這場論爭中又何嚐沒有變化。我們試圖將各股論爭力量的思想發展脈絡，其間的一致性和“突變”，他們與政治潮流的疏離融合處理為本書潛在的、縱向的架構。這樣，可以彌補本書橫向展開中所欠缺的縱深感，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縱向的，對於“過程”的把握可以捕捉到論爭時間流程中的強烈焦灼感和緊張感。
辨析：論爭中的“階級”表述
1.分歧與“症候”
“革命文學”論爭中，分歧與對抗是多方麵的。各種爭辯不僅發生在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矛盾、葉聖陶等人之間，也發生在創造社與太陽社之間，創造社的內部成員之間。關於階級理論與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判斷，最基本和主要的爭論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第一，中國社會的階級對立是日漸明朗化、尖銳化，還是階級的分疆是模糊的；第二，階級的劃分和判定標準，以及無產階級文學作者由誰來承擔的問題；第三，中國工農階級的意識狀況。這三個方麵是相關的，互相之間有著滲透。他們涉及了話語主體與話語對象，在相當程度上包含了論爭圖景的大致方麵。
我們現在處的是階級單純化，尖銳化了的時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間沒有中道存在。
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
這有產與無產的分法，在實際應用上，到現在已經頗有毛病。從前所統稱為有產階級的，後來就分做大和小的不同。而且，有產階級中會夾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中又夾著有產階級。
現在的現象是成了：有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有產階級亦壓迫有產階級，無產階級亦壓迫無產階級。現今在社會革命家指揮之下，無產階級的壓迫者，被編入了有產階級的壓迫者，有產階級中的一部分被壓迫者也加入了或自比於無產階級的被壓迫者。其結果，一：從此階級的分疆已經動搖而模糊了。其結果，二：此後的階級鬥爭不是有產和無產之爭，而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爭了。在現今的社會裏，則成為：這爭鬥不僅是橫切的社會生活的階級之間的事，而是縱亙的各階級中都有著；在將來的社會裏——假使不幸而這樣，——則就脫離了一切階級之分而成為更簡單的，更明顯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事了。
“語絲社”的甘人以“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來概括社會集團與個人之間的權力和壓製關係。他采用了“階級”的提法，但對創造社將階級提純化、本質化的論斷提出了質疑。看重煽動效果的郭沫若和成仿吾則認為社會集團向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極端發展，不允許任何中間狀態存在，這種論斷在他們的文章中缺乏任何社會學意義上的分析研究，幾乎隻是作為一個必然的不證自明的、不容許質疑的前提出現。他們看重的是他們所要推論出的結果，即知識分子（論爭對手）的立場和意識的改造，而對這個前提的論析是相當薄弱的。與之相比，“語絲社”的甘人關於階級的“模糊化”的論斷卻有著自身文化感受的支撐，因而也具有更加沉實的社會指向。“語絲”中人的視野中所看到的不僅僅是階級之間的壓迫，而且同樣看到了廣泛存在的同階級之爭。阿Q會選擇小D和王胡作為對手，而在趙太爺麵前卻本能地感到自身的卑微。更多的中國人恐怕絕少由處境和地位的相似而萌生出利益一致化的認識和要求。如果我們再聯係當時政黨之間殘酷的權力之爭及對廣大民眾、甚至是青年學生的波及，會對“創造社”這種理論的空洞化萌生出更多的警惕。魯迅就沉痛地寫到過“四一二”之後廣東青年們投書告密、助官捕人的事。我們需要追問的是：作為昔日之友、今日之敵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否是同一個階級，曾對國民黨有過信仰的互相出賣的青年們又是否屬於同一階級。在黑暗動蕩的20年代末，中國社會構成的複雜狀況與這種明朗樂觀的論調格格不入。我傾向於認為，階級理論無疑是一種具有強大解釋能力的理論，但是如同所有的理論一樣，它無法窮盡不同的社會人生的每一個方麵，任何的強調和解釋都同時意味著新的模糊和遮蔽。因此，將一種理論，尤其是一種理論的某一方麵偶像化和權威化是危險的。
關於這個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的著作的確認為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存在清晰的界限，而且根據他對經濟發展所做的描述，資本主義本身使無產階級身份普遍化，並漸漸消滅獨立經營的中間商人，這些人既不能歸入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也不屬於被雇傭者。整個社會最終都將彙聚到處於兩個極端的兩大集團周圍（後文還將論及馬克思對非生產階級所做的論述）。但是，馬克思對劃分“界限”所持的標準與中國的郭沫若、成仿吾顯然有所差別，而且這種極端化的趨勢隻是理論上的推論，是一種具有召喚性質的構想。在馬克思的時代，歐洲已經爆發過著名的無產階級運動，抗爭的工人與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存在著壓製與對抗的關係，並且抗爭成為工人階級自覺的意識，這都是真實的，可以被感知的。但是，並不是說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抗的世界就隻存在著這兩個階級。曆史發展所顯示的圖景顯然更為複雜，無論是在西歐還是在蘇聯。雖無法做出社會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理析，但可以做出的判斷是：階級在馬克思理論中處於中心地位，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沒有成為係統論述的對象。20世紀20年代，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接受、理解和宣傳是片麵的、策略性的。在中國，何時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無產階級文學論爭”的時代發展到了何種程度是尚無定論的問題，“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要求知識分子們旗幟鮮明、整齊劃一地站到的地方是否真的存在著可靠的、現代意義上的、作為實體存在的無產階級？這涉及階級的劃分標準問題。
討論階級的劃分標準可以從究竟以一個社會中區別出哪些階級人手。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在他的重要著作《階級鬥爭——工業社會新講》中指出，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認為，在一切社會中都存在著階級。“在這部著作中，階級這個詞適合於任何社會中按等級劃分的社會集團。階級的對立差不多等同於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對立；在概念中幾乎沒有別的內容，隻有階級的等級概念和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施加壓迫的概念。”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則可區分出封建領主、陪臣、行會師傅、幫工、農奴。但是，“在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階級這個詞被限定於現代工業社會內部以等級劃分的集團”。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中講，雇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在這種劃分方式中，社會階級誕生於生產的組織，即生產資料與生產人員之間的關係構成階級劃分的標準。同時，雷蒙·阿隆還引用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日》中關於小農沒有形成一個階級的論斷來說明馬克思判斷階級成立的又一個標準：這個社會集體意識到他們是利益一致的整體並且與其他集團相對立，馬克思的論著中隱含著的一個推論，即工人階級隻有獲得了階級意識才能被稱作無產階級。雷蒙·阿隆認為，強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關係的階級概念是經驗性的，強調意識性的是馬克思所致力的曆史哲學。
如果說作為“革命文學”論爭最重要的理論資源的馬克思主義在“階級”的概念和區分標準上也存在著邊界的模糊和側重點不一致的話，在“革命文學”論爭中，階級的劃分則更加隨意和混亂。在“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那裏，意識性被強調到無以複加的地位。在論爭中還產生了頗具中國色彩的提法，例如“革命的智識階級”，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參與階級話語的形式過程中自身身份認同的危機。
在“革命文學”論爭中涉及的階級是多種多樣的，大概有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有閑階級、“封建餘孽”、軍人階級（鬱達夫《複愛吾先生》）、革命的智識階級、“轉換方向的資產階級”、寄生的特別階級（甘人）等。這些繁多的名目包含了不同社會形態中的人員構成，這固然與當時中國複雜的社會狀況有關，但同時也反映出階級論者在判斷社會狀況，規劃一種社會運動的方案時所顯示出的話語構造功能。這些劃分方法沒有一致的標準，“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也未曾言及區分準則。對標準的質疑是倡導者的論爭對手提出來的。“李君問我魯迅是第幾個階級的人。這大概是問，他過的是第幾階級的生活吧？”“文藝所依賴的不是物質的供給……在這裏迷信唯物主義者是束手無策的……這是因為人的物質方麵可以受限製，分階級，而精神生活卻不可能。因此他雖是第幾個階級的人，就不能限定他是第幾個階級的作者。這道理是原來如此，並不能因為要趕造革命文學家，於是破格相求，收羅第一第二階級的人，硬塞進唯物論去，造成第三第四階級的人便是。”但是，如果我們從甘人的這些言論中簡單推論出他讚成依照“物質方麵”，即人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來劃分階級，也是違背了作者的本來意圖的。仔細閱讀甘人的文章，可以發現他與對手的分歧非常隱蔽。就在同一篇論爭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
為求速成的革命文學作家，李君才劈頭遇著了這個困難的問題：無產階級的作家問題。在熟讀唯物論的先生，這問題不會有圓滿解決的，因為他太坐實作家的階級生活。在未實行“惡化”以前，我們決不能要求個人犧牲他的合理的個人生活。對於一個作家，隻要他的生活與藝術不過於矛盾，我們就應該取他的產生文學的原動與氛氣，及作品的格調而定作者的品格，實際生活屬於第幾階級倒在其次。
“語絲社”此時在思想上的裂隙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麵，顯然認為中國民眾在經濟狀況、社會地位上的差異不容漠視，即物質上的社會不平等是不合理的，因而從理論上做出一種區分，以呼喚減小或消除這種差異是需要的。但是另一方麵，一涉及包括自身在內的作家問題，論述便出現鬆動和猶疑。對於作品產生的動機以及作品格調的強調與創造社、太陽社強調意識的思維特征取著一致的方向，隻是在對格調的理解上恐怕有差別。“生活與藝術不過於矛盾”，這同樣是一個模糊的標準。被“語絲”中人，包括魯迅一再嘲弄和攻擊的成仿吾在日本修善寺洗溫泉的生活方式與他所提倡的無產階級藝術可以說“過於矛盾”，那周作人終其一生也不願意放棄的“趣味”與他們所倡導的“反抗性的文學”是否就不矛盾呢？至此，我們的提問轉化為：為什麼在這場論爭中，各種力量一涉及自身的階級問題便會強調意識？這僅僅是因為文學藝術的特殊性嗎？
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具有反作用是馬克思哲學理論的基本觀點。但是在涉及現代社會階級問題的經典著作《資本論》中，“反作用”缺乏相應的闡釋空間。西方現代中產階級及其知識方式、精神批判對社會所起的平衡與推動作用被忽略了。對資本主義起源的另一種研究模式出現在馬克思·韋伯令人信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我們無意對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方式作出評價，而隻想對馬克思理論中的這種傾向在現代中國所產生的影響作出描述。
“革命文學”論爭中一個頗有攻擊力度的詞語“有閑階級”來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
在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個人服務——也包括為個人消費進行的勞動，烹飪、縫紉等，園藝勞動等，甚至所有非生產階級，即官員、醫生、律師、學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換也屬於這一類，屬於這個範疇。所有卑賤的奴仆等。所有這一切勞動者，從最低下的到最高級的，都通過他們提供的服務——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餘產品中的一份，分到資本家收入中的一份。
有一大批所謂“高級”勞動者，如國家官吏、軍人、藝術家、醫生、牧師、法官、律師等，他們有一部分不僅僅是不生產的，而且實質上是破壞性的，但他們善於依靠出賣自己的“非物質”商品或把這些商品強加於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質”財富。對於這一批人來說，在經濟學上同醜角——家仆被列入同一類別，被說成是靠真正的生產者（更確切地說，靠生產當事人）養活的食客、寄生者，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這對於那些向來顯出靈光，備受膜拜的職務，恰恰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褻瀆。
馬克思繼承了亞當·斯密關於非生產階級的理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把學者和藝術家看作靠有閑財富養活的人。這些社會階層的勞動有價值，但是不生產任何價值。他認為這種非生產費用應該縮減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盡管他也意識到這些非生產階級是由資產階級自己的組織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注意到這些精神勞動者越來越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趨向，並給予了批判。馬克思對精神勞動的肯定不是從經濟學的意義上做出的。
依據馬克思的理論，知識分子在階級話語秩序中處於尷尬的位置，要獲得身份的合法性，“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們需要尋找新的依據。綜觀這場論爭，“革命文學”論者在激烈的聲調下完成的自我身份辯護其實是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完成的。
“中國現在的文藝青年呢？老實說，沒有一個是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文藝青年們的意識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這種意識是甚麼？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觀的個人主義。”這是對文藝青年階級屬性的判斷，也是對自身階級屬性的判斷。“所以中國的藝術家多出自小資產階級的層中，是當然的事實，中國還沒有雄健的資產階級，在此社會層中不會誕生偉大的藝術家，這也是一個事實。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沒有真正的革命的認識時，他們隻是自己所屬的階級的代言人。那麼，他們的曆史任務，不外一個憂愁的小醜（Pierotte）。”究竟是屬於郭沫若所說的資產階級還是馮乃超所說的小資產階級似乎倒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在於通過獲得革命的認識，轉換自己的立場，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而具有新的合法身份。
延續著這種思路，以有沒有獲得新的立場和意識為標準，有意識地將小資產階級，也即文藝家又做了進一步地區分。在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通過對“文學革命的現階段”的考查，將“語絲”社劃為“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裏麵的小資產階級”，而將自己塑造成克服了小資產階級劣根性，掌握了辯證法的唯物論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通過這種區分，“革命的智識階級”應該成為“革命文學”的主體，而且有必要對“有閑階級”和“睡在鼓裏麵的小資產階級”進行徹底的批判和清算。
這種話語並不是毫無異議地被建立起來的，主要的反對音調來自太陽社的錢杏邨，從創造社中蛻變出來的鬱達夫以及堅持獨立知識分子立場的魯迅。三人反對的著力點是不同的。
錢杏邨的《批評的建設》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文本。作者不同意郭沫若所說的，中國現在的文藝青年，沒有一個是出身於勞動階級的說法。作者認為這種說法體現了“轉換方向的小資產階級作家主觀的口語”，認為“中國現在的文藝家最低限度是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是早已無產化了，早已不是唯心的主觀的個人主義的了。他們都是聽憑革命的浪潮群眾的集體在指揮著，沒有個人的行動”，“所謂階級的意識，他們在過去的長時間的下層實際經驗裏早已獲得了，是用不著再用全力克服的”。錢杏邨跟創造社一樣，也是將小資產階級特殊化。細讀之可以發現他的文本中暗含著的是太陽社作家由於自身已具有的共產黨身份而產生的自信感。所以錢杏邨的區分態度似乎比創造社更加明朗，他對“無產化的文藝作家”和“轉換方向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要求似乎也更寬鬆。但是，他的深層邏輯意味著作家對政治組織更深程度的依附。錢杏邨從“出身”的意義上將知識分子向無產者一端拉動所做的努力確實意味著一種與眾不同的，與中國政治主潮也不一致的方向。然而這種努力所得到的反響是極其微弱的。
鬱達夫始終質疑非無產階級獲得無產階級意識的可能性。他認為，真正徹底的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做中心人物。並且，他認為隻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完成之後才可能產生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不過我對於不是工人，而可以利用工人，來組織工會，不是無產階級者，而隻教有一個自以為是無產階級的意識，不管你有幾千萬家財，有幾十乘汽車，有幾十間高大洋樓，隻教你有一個自以為是無產階級的心，你就可以變成一個無產階級者的這種理論，我是絕對否認的。”後文還將提及，在鬱達夫追述他與創造社關係的《對於社會的態度》一文中，作者以重視事件和細節的敘述對創造社“方向轉換”的敘事構成了有力的消解。
魯迅對於概念的空間化的使用始終有著自覺的抵製，他深深知道在別一種文化語境中，詞語的所指物所擁有的文化內涵往往已發生了流失和偏移。他同樣知道，如果自己襲用一個水漬一樣模糊的形狀不定的概念去反對這種模糊和隨意性的話將陷入語言的怪圈。所以，魯迅在這場論爭之中對“階級”的使用是謹慎的。直到論爭開始已經一年多以後，他才開始以質疑的方式論及“無產階級文學”。“含混地隻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是無產階級文學，至於是否以唯物史觀為依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爭文學，一講鬥爭，便隻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鬥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魯迅看重的是話語主體的目的和意圖，關心話語得以成立的一切相關物。透過魯迅的行文可以發現魯迅的絕望與冷靜，在他看來，20年代的中國其實沒有值得信賴的無產階級文學和無產階級意識，甚至也沒有“無產階級文學”論者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進一步說，在魯迅的意義上，現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和意識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然而這樣的文化和意識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具備，至少是不充分的。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裏呢，連“頭”也沒有，那裏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麵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