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
魯迅向來注重實踐，厭惡空談。他從自身的現實體驗出發意識到了階級話語的構造性質。這種構造性質由於話語主體主觀的目的意圖而可能導致對真相的有意忽視，從而減弱對中國社會痼疾的診斷能力和批判力度。從創造社的話語姿態裏，魯迅感到某種具有排斥力量的唯我獨尊的氣息，他是非文學的，也是非知識分子的，也包含著被權力異化的危險。
在20年代階級話語的形成過程中包含著如此不同的聲調。20年代文壇對於知識分子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自我角色體認是不統一的。這種自我認知與對作為小資產階級對立麵的無產階級的認知是相互關聯的。對20年代中國無產階級意識狀況的判斷是，“革命文學”論爭中又一個存在著分歧與症候的地方。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革命文學”論爭中關於無產階級的陳述存在著經驗與想象的分裂。經驗性的陳述來自中國作家無法回避的現實感受，想象性的陳述主要來自馬克思具有召喚性質的階級理念。這二者之間的分裂，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意味著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不一致的狀況。
關於無產階級的否定性描述，在“人性”論者梁實秋那裏是最為明顯的：“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意並不見得體麵，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一個屬於‘普羅列塔利亞’的人就是‘國家裏最下階級的國民，他是沒有資產的，他向國家服務隻是靠了生孩子’。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梁實秋由他的“資產是文明的基礎”的觀點出發，根本否定無產階級從事文化創造的可能性，他關於無產階級的表述充滿了蔑視，把文化看作一部分人的特權，從根本上否認社會平等要求的正當性。所以，在梁實秋這裏，無產階級的意識狀況是不值一提的。
在“語絲”社那裏，對無產階級的態度顯然承繼著國民性批判的內涵。
“革命文學家以為目前惟一的文藝，隻有階級的文學，隻有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國的工農群眾，誠然是處於一個很悲慘的境地，這個悲慘的境地，恐怕近來尤甚於從前了。這大多數不幸的同胞，實在是我們文學家描寫的好材料，不過還有一件在我們同情於工農階級的痛苦時所萬不能忘記的，就是幾千年我們不肖的祖宗所遺留累積於我們的民族底惡劣的根性與思想。中國之所以陷於近來這樣的一個混亂可怕的境遇裏，固然也是社會製度的罪惡，而使這個混亂盡量發揮它的罪惡與延長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底壽命的，就不能不說是我們祖傳的凶殘卑劣，懶惰貪婪的劣根性，以及布滿於一般民眾的升官發財的思想了。”這裏，作者強調了民眾擺脫奴役關係、進行反抗的艱難性。他感到的是文化舊債對於中國民眾的強大壓力。民眾的思想性格仍然是封建時代的延續。底層民眾由於這樣的文化重負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生長出自覺的反抗意識，產生徹底革命的意願，轉變成一個最光明進步的階層，作者並沒有“革命文學”論者的樂觀。
在“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那裏，對於無產階級的表述以兩種麵貌呈現出來。關於無產階級意識落後的表達在倡導者中並不鮮見，但是構成倡導者的話語特色的是他們對無產階級天然具有先進性的信仰，他們將無產階級一時的落後的原因歸結於支配階級的意識對新興階級的麻醉。這樣一段話是頗有代表性的：
我們現在的無產者大多數還沒有獲得無產者應有的社會認識，這是事實，因為我們的無產者一方麵為“無知”所苦，他方麵還受傳統思想的麻醉太深，正鬧著“死的纏住活的”的悲劇。但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尤其是他的先鋒，因為他的社會關係上的特性，自有他的透徹的社會認識，這是布爾喬亞於小布爾喬亞所容易看過的。
關於無產階級意識狀況上這種經驗與信念的裂痕，後期創造社很具理論色彩的李初梨試圖用“自然生長性”和“目的意識性”來加以彌合。他在《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一文中認為，無產階級最初的覺醒是自然生長的，他們還不能意識到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於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無產階級徹底的覺醒需要支配階級中分離出來投身於革命的，“即手中掌握著未來的階級”，“理論地能夠了解全曆史運動底布爾喬亞思想家的一部分”把“意識的需要”帶到無產階級中去。李初梨的立論基礎是無產階級的生活過程隻局限於所謂的物質生產過程，而智識階級廣泛生活於政治過程及意識過程。因此需要“革命的智識階級”的參加，“從外部”“注入”“戰鬥的唯物論及全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主義的意識”，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目的意識性。李初梨這個理論的特色在於他在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建立了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知識分子傾向於革命的過程就是無產階級化的過程，而無產階級接受目的意識的過程類似於一個被啟蒙的過程。通過這種方式，轉換方向的知識分子將在革命的隊伍中獲得一席之地，因為知識分子參與了無產階級進步性的塑造。
在這場論爭的相關文本中，筆者基本上沒有找到對中國無產階級“社會關係上的特性”的詳細分析，論爭者致力的不是對無產階級進行社會學的分析，而是關心在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構築何種關係才能使為數眾多的工農勞動者在呼喚到來的政治革命中釋放出最多的革命能量。“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對無產階級的認識不是經驗性的，而是價值觀的。這種關於無產階級的認識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展趨向的推斷有關。馬克思深信工人階級將會發現自己受剝削的處境，進而意識到他們需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相關的剝削製度，完成自我的解放，這是曆史的必然。因此，無產階級在馬克思的預言中是人類社會最進步的也是最後的階級。
通過對“革命文學”論爭中關於階級的不同表述的整理，可以發現20年代末階級話語形成過程中的複雜性。複雜性不僅體現在不同論爭力量在同一觀點和立場上的差異，也體現在同一個話語主體的陳述中的悖論和裂痕。這樣的複雜性不僅來自現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張力，也來自論爭者為維持文學生態環境平衡所進行的有意識的角逐。
2.階級性、人性、國民性
階級性、人性和國民性是現代中國關於現代人構想的三個關鍵詞，也是“革命文學”論爭中不同話語主體用於建構自己理論話語的三個重要詞彙。梁實秋試圖用“人性”否定“階級性”，魯迅的“階級”概念具有“國民性”理論深厚的文化蘊涵。由於在論爭中三種力量的對抗姿態，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三種話語是相互對立的。其實，階級性、人性、國民性內涵中可重合的部分遠遠大於它們的差異部分，在現代思想的形成過程中，這三種話語是具有親緣關係的。在“革命文學”論爭中，他們絞纏在一塊兒，有時互相排斥，有時卻成為支持彼此合理性的依據。
成仿吾發表於1926年的《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中》，“人性”是他論述的基點。文章的邏輯是：“文學的內容必然地是人性（human nature）”，人性是有永遠性的，所以文學是有永遠性的，有熱情的革命文學也是有永遠性的。“人性”就這樣被作為“革命文學”成立的根據。成仿吾的文章中有這樣的句子：“如果要是永遠的革命文學，它的作者還須徹底透入而追蹤到永遠的真摯的人性。但是永遠的人性，如真理愛，正義愛，憐人愛等，又可以統一於生之熱愛。我們須熱愛人生。”其中的情調和價值傾向會讓人感到這樣的論說如放在梁實秋的文章中會讓人難辨彼此。相似的情形也出現在郭沫若那裏，他通過人類四種氣質類型的劃分指出文學家是神經過敏的一種特殊人物，最能感覺到壓迫，因此能成為革命的前驅。而無產階級是最受壓迫的，所以文學家創作的應該是對無產階級表同情的文學。其間的邏輯是階級所具有的反抗內涵是合乎人性的。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創造社和太陽社那裏成為日漸重要的理論工具，無產階級文學被規定為徹底的革命文學，階級性被作為人的本質屬性，階級的差另U成為不同的人性傾向的根本原因。“因為梁教授犯了在抽象的過程中空想‘人性’的過失。人間依然生活著階級的社會生活的時候，他的生活感覺，美意識，又是人性的傾向，都受階級的製約。‘吟風弄月’，這是有閑階級的文學。‘剝除資產主義的假麵，卻又向農民大眾說忍耐’，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學。讚美資本家是雄獅，貶謫民眾是分食餘臠的群小獸類的文學，這是反革命的文學。”從成仿吾論爭初期將人性作為“革命文學”的依據，到1928年馮乃超反對梁實秋的抽象人性，這其間創造社的理論資源和思維方式都已發生了變化。但是在用階級的差別來區分出“生活感覺”、“美意識”這樣一些人性內容上的差別時，一個微妙的後果也產生了，那就是“生活感覺”、“美意識”反過來成為“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區分階級、劃分作家隊伍的標尺，從而加劇了中國階級話語的意識化和道德化傾向。上麵所引的馮乃超的那段話中，作者的思維便具有這種來回往返的封閉性特點。階級理論其他方向上的批判可能性沒有被展開。
梁實秋“人性論”的重點，其實不是在什麼普遍固定的人性，而恰恰在於人的自然差別，他觸怒了階級論者的地方就在於他極力維護人的自然差別造成的經濟、政治地位的不平等，這是他“天才論”的真正本質。其實，文藝家是與眾不同的人，這樣的觀點也暗含在不少“革命文學”論者的話語建構中，但這導向的是與梁實秋截然不同的社會理想。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在於梁實秋擁有的是一套與現代人權、平等觀念相抵觸的理論話語。梁實秋的社會理想是古典主義的。他認為，“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所以極自然的，極合理的，在一個團體的生活裏，無論是政治的組織或是社會的結合，總該是比較的優秀的分子站在領袖或統治者的地位，事實上也常常是如此”。“近代德謨克拉西德思想發達了，所以我們很容易把民眾的地位看得太高。”古典時代強調的平等是人的自然權利的平等，而不是普遍性的社會地位的平等。在柏拉圖那裏，“理想國”是由擁有智慧的哲學家來擔任統治者的，這意味著由於人的知識和智慧的差別而形成的等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自然結果。但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建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與這種古典時代的理想相比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發現人的智力狀況的差異，但並不認為這是合理的，啟蒙運動以自上而下的思想擴展方式來進行知識的普及化，馬克思主義將社會性人與人之間的壓製關係作為智力差異的重要原因，而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消除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在古典主義那裏是合理的東西在現代化社會中卻成為必須加以變革的。現代國家成立的合法性依據與古典時代相比發生了世俗化的位移。並且，人獲得經濟的、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是可以通過顯示製度層麵的變革來達到的，階級鬥爭便是馬克思給出的變革方案。如果單純從知識的角度來看，一個現代人要倡導一種古典法則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如果考慮一場論爭的社會效應，並且聯想20年代末中國的黑暗現狀，那隻能說梁實秋若不是過於天真，就是有向強權諂媚的味道了。
再來看看梁實秋的普遍的人性，它與“五四”時代關於“人”的想象和對中國國民的改造設想相比，也是簡單化的。梁實秋說：“人性實很複雜的（誰能說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幾樣成分？），唯因其複雜，所以才是有條理可說，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導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態的普遍的；在這種狀態下所表現出的人性亦是最標準的；在這標準之下所創作出來的文學才是有永久價值的文學。所以在想象裏，也隱然有一個紀律，其質地必須是倫理的常態的普遍的。”在這段話中，“理性”與“紀律”是可以互相置換的詞語，因為二者都是為了使複雜的人性規範化、標準化。而這種“紀律”的“質地”是“倫理的常態的普遍的。”
關於這一點，有學者曾經認為，盡管梁實秋與他津津樂道的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都倡導以“理性”來節製“情欲”，但是“在白璧德那裏，展示的並不隻是人性二元衝突後的結果：克製與中庸，相反白璧德更注重其衝突的過程，他把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稱為‘洞穴裏的內戰’。而且，白璧德所謂的‘理性，仍然內含著宗教意義的自我超越因素，而梁實秋所謂的’理性，卻是純粹的倫理道德”。因此，梁實秋儼然成為一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他的“人性論”中以禮節情的倫理觀因為其中內含的對於激進和反叛的壓製，成為他“天才論”中所認可的等級觀念的支撐。因此，無論從哪一個方麵來說，梁實秋的“人性論”都導向對現有秩序的固守，與“無產階級文學”論者所極力張揚的“革命”構成了尖銳的衝突。
國民性理論是從種族和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解釋人類的差異。從梁啟超等晚清知識分子開始運用國民性理論來發展中國民族國家的理論，到魯迅作品深入個體靈魂的刻畫，國民性話語顯示出其在反思中國文化、實現人的解放上的思想力度。在進行國民性格的比較時，在中西文化差異的坐標上潛隱著“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的提問。許壽裳在回憶魯迅時談到了這其間的相關性。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 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 它的病根何在？
這三個相關問題可以統攝在魯迅的“立人”命題中，張光芒將“立人”這一概念用來指稱近現代啟蒙的邏輯基點，認為“立人‘的命題不但意味著從國民性人手進行啟蒙的工作，同時它又指向了這樣的深度：達到能夠超越一切羈絆的、真正自由的和理性的’自我”。從邏輯上說，中國現代思想家對所立之“人”的探索，“是一種從國民性到人性再到自我性的提升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從自我性到人性再到國民性的反思過程”。這種雙向動態的建構過程不同於梁實秋等對“人性”的形而上的冷凝觀照，國民性成為人性探索的經驗材料和事實來源。因而在魯迅那裏他並不反對“人性”話語所稟持的價值理想，而是力圖使“人性”具有更強的及物性。正是這樣的思維特征使魯迅所理解的人性以及後來所接受的階級概念都負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人”的建構過程也就是文化的創造過程。在魯迅那裏，“理想人性”其實與具體曆史情況中的個人生存密切相關。
除了以國民性為中介而賦予“人性”以曆史文化的內涵外，魯迅對“人”的探索還具有另外一個與梁實秋不同的指向，那就是發掘不同的人在“人性”上的差別。在早期的文言論文《摩羅詩力說》中，魯迅讚歎鄉村農人的“白心”與“神恩”，“樸素之民，厥心純白”，“古民神恩，接天然之閟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底層民眾的純樸心性與天然的想象力是富於生命活力與創造性的，是可以被納入現代“人”的構建的精神素質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魯迅的論述中，這樣的精神素質是接受了現代教育、深諳“科學”的知識分子所欠缺的。對比梁實秋的這段話將會發現有意思的差別：“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遺傳不同，教育不同，經濟的環境不同，因之生活狀態也不同，但是他們還有相同的地方。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以及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及身心的愉快。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魯迅所看到的是由教育、經濟、社會狀況的差異造成的內麵精神的差異，梁實秋卻切斷了內在與外在之間的聯係，認為描寫生活現象的文學是淺薄的。從兩人的比較中可以看出魯迅對差異的敏感，而差異（不平等）和反抗正是魯迅所接受的階級觀念中最重要的元素，從中可見魯迅走向階級論的內在思路的一致性。
前文提及，魯迅對“階級”語彙的使用是小心的。可以斷定，即使在魯迅批判梁實秋、承認文學的階級性時，他對“階級”的理解與創造社和太陽社也是有差別的。魯迅始終反對創造社和太陽社借“階級”之名進行文壇分化之實，也從未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學能有“獲得大眾”的偉大效力。但是，他在論爭後期也自覺運用了階級概念，他認可的是階級內涵中的差異和反抗壓迫，它們導向的平等和解放與魯迅的“立人”目標是一致的。李恰先生曾論及魯迅的階級觀念與國民性的內在聯係。“對於魯迅而言，階級論、階級鬥爭論彌補了一般‘國民性論’的籠統，但是又並不是以此取代國民性探討的恢弘的文化蘊涵。恰恰相反，在某種意義上，它正好是魯迅改造國民性，設想的一種具體的操作形式”，“奴隸們熱衷於與其他奴隸進行‘同級鬥爭’，而往往失去了與真正的體製性的壓迫者展開t階級鬥爭，的勇氣，這就是中國傳統國民性的重要表現，也是魯迅倡導階級鬥爭，的深遠的文化意義”。從中可見，魯迅的階級觀念包含著無產階級自我改造的要求，其中蕩漾著“五四”啟蒙主義深遠有力的回聲。另外，還需要提及的是，魯迅並不認為階級性是人的唯一屬性。“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c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隻有’。”並不是所有的社會差異都出自階級關係，也並不是完成了階級革命就可以解決中國人的一切問題，當然，以社會人生為觀照對象的文學可以描寫人的階級性但也未必隻能寫人的階級性。階級鬥爭觀念的深入人心也許可以改變國人的卑怯、怯弱和奴性，但是否又可能成為一種“合群的自大”，導致一場以眾淩寡的現代暴政？
3.“階級”的現代意義
文學領域中階級語彙的大量湧現開始於革命文學論爭，但需要說明的是，“階級”一詞在現代中國的頻繁使用開始於政治領域，開始於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社會分析和政治宣傳。後文還將提及，政治力量直接介入了這場論爭。職業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階級表述又具有內涵和外延上的一些差別，例如，在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中就沒有那麼集中鮮明的對於階級意識的重視。限於題目，我不打算再清理其間的關係，隻是想借此說明，直到革命文學論爭，中國的“階級”話語仍然處於構造過程中，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未完成狀態。因此，關於“階級”的種種陳述是不免含混、抵觸的，以上的內容我所極力想呈現的也就是這種處於過程中的複雜。因此，想對這場論爭中的關於階級的認識做一個概括也是困難的。隻有在諸種合力相互作用後所顯現的大致趨向這樣的意義上，才可以勉強談及論爭中“階級”的現代意義。所謂現代，是與古典相對的，“階級”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詞彙，它在中國現代的意義獲得是中外文化碰撞的結果。
劉禾將“階級”一詞劃為“回歸的書寫形式外來詞”。“回歸的書寫形式外來詞指的是這樣一些古漢語複合詞，他們被日語用來翻譯歐洲的現代詞語，又被重新引入現代漢語。”作者整理了“階級”一詞在古漢語中的幾種用法：
一、唐陸龜蒙《野廟碑》：“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指台階。二、漢王符《潛夫論·班祿》：“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階級衰殺”，指尊卑上下的等級。三、《舊唐書·高宗紀上》：“佐命功臣子孫及大將軍府僚佐已下今見存者，賜階級有差，量才處分”，指官的品位，等級。四、《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謂階級，段落。
從以上所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古漢語中，“階”和“級”兩個詞是並列的，含義幾乎完全等同。“階級”獲得社會上按利益劃分的集團這樣的新含義在中國和日本都是直到19世紀末的文獻中才被發現，這種新的意義是在開始研究社會問題時才被賦予的。根據德國學者李博的考察，1893年日本出版的《現時之社會主義》-書中使用了“階級”這一術語，將“生活奢華的階級”與“饑餓的階級”對立起來。而1899年，梁啟超在題為《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的文章中論及“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的現象。同年，在《論強權》一文中，梁啟超說：“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動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尚未去。”將男人與女人的對立和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相並列，顯示出梁啟超的劃分標準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還殘留著古典時代“尊卑等級”的含義，但是其創新的地方就在於梁啟超是以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談及這種區分的，指向某種變革要求。“階級”真正具有由於社會生產關係而導致的經濟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樣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含義是在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李大釗等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原著之後。據筆者了解，到“革命文學”論爭，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至少有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戴季陶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解說》，李季翻譯的《德國馬克思原著·價值價格及利潤》，何菘齡譯《唯物史觀中所謂“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意義》，蔣光赤譯《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戴季陶、胡漢民譯《資本論解說》等等。這些是在中國翻譯發表或出版了的，還有通過別的途徑接受的，如郭沫若、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擁有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的現代“階級”觀念與中國古代“階級”一詞的含義相比，其現代意義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