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一種進步的曆史觀代替了循環的穩固的曆史觀，為現代中國的變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在上文所舉的幾個例子中，“台階”和“階級”是“階級”的自然義，“官級”和“尊卑等級”都意指不可逾越的上下秩序。在古代，“階級”一詞本身不含有變革要求。相反，它維護這種既存秩序。中國的曆史敘述中常常提及古代被壓迫者的反抗要求，將之稱作樸素的階級觀念。例如，我們熟知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宣言。對比現代階級觀，差異是明顯的。在樸素的階級觀念那裏，它意味著彼可取而代之的替換的可能，從而導向的是沒有進步的、循環往複的曆史圖景。在現代的階級觀念中，階級鬥爭被描述成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抗爭，這種抗爭根本上是由生產關係的不合理引起的，因此反抗意味著推翻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解放生產力，因而符合曆史進步的方向。在更狹義的階級理論中，在工業社會內部，無產階級的反抗使命是由他本身的特性所賦予的，無產階級革命後，無產階級將擺脫異化處境，進入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到達人類進化的最高階段。
（2）現代階級觀念顛覆了傳統階級話語中的等級秩序。現代語境中階級話語的價值秩序不再以古典時代既成的身份地位為標準，與前述進化的曆史觀相應，無產階級作為資產階級掘墓人的曆史角色使其處於進化鏈條上最為重要的位置，代表著最為光明和進步的曆史傾向，因而也意味著在階級話語秩序中擁有最高的價值。在現代中國，由於階級話語沾染了濃厚的意誌化和道德化的色彩，使得中國的階級話語秩序偏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但是卻非常穩固。
語境：“階級”話語得以呈現的因素
要想僅僅從論爭文字本身來把握“革命文學”論爭是困難的，從學術規範和專業立場的角度來評議這場論爭會不得要領。作為一場“論爭”，它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普及。話語的運作方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著話語的性質與效果。這不僅僅是一場文化事件，話語主體往往身兼文學家、批評家、革命家幾重身份，在一個政治風雲變幻的年代，他們在努力捕捉時代興奮點的同時必須使自己的生存空間更具有彈性。知識分子與社會、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處於新的調整之中。在探尋“革命文學”論爭背景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其間文化邏輯、商業邏輯和權利邏輯的交織。進行語境分析將更能觸摸到過往時間的真實質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釋上文中所提及的哪些分歧和悖論。福柯有言：“明顯話語隻是它沒有說出的東西的逼迫出場；而這個沒有說出的東西又是從內部消蝕所有已說出的東西的空洞。”
1.鬱達夫的“態度”
鬱達夫的存在對於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具有一種反諷的效果，這位在1923年最早拋出了《在文學上的階級鬥爭》的創造社鬥士最終沒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革命文學”論爭中，他被指責為“有產派”、“反動”，被逐出了“革命”陣營，而他自己對號稱已經“劇變”了的創造社人亦表示了深深的懷疑，懷疑小資產階級作家獲得無產階級意識的可能性。他的《對於社會的態度》一文無論在寫作的方式還是所持的觀點和態度上都對創造社權威性的敘述構成了有力的消解。這篇文章之所以獨特和有力主要在於作者采取了一種追求事實與細節的方式來彰顯“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在理論與現實行為之間的分裂，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另一扇窗口。
在鬱達夫關於自己脫離創造社的解釋中，有兩件事涉及了當時創造社人複雜的政治處境和相關的應對策略，這種行為方式在鬱達夫看來顯然有違他們所表白的對於無產階級的信念。第一件事是創造社出版部被查辦。“我的要和創造社脫離關係，就是因為對那些軍閥官僚太看不過了，在《洪水》上發表了幾篇《廣州事情》及《在方向轉換的途中》等文字的原因。當時的幾位老友，都還在政府下任職，以為我在誹謗朝廷，不該做如此的文章。後來又有幾位日本‘文藝戰線，的記者來上海，我又為他們寫了一篇更明顯的’訴諸日本無產階級，的文章，這些文字，本來是盡人欲說的照例的話。而幾位老友，都以為我說得太過火了。”創造社出版部被查後，成仿吾對鬱達夫說了這幾句話：“這都是你的不是。因為你做了那種文章，致使創造社受了這樣的驚慌與損失！那紙上的空文，有什麼用處呢？以後還是不做的好！”第二件事是魯迅也提及的“請律師”。“而最可笑者，卻有最近的一個名《青年戰線》的刊物上，還在大大的登載，說他們是共產黨的機關，說他們是在替第三國際宣傳主義，致弄得他們搬地方請律師，亂得一塌糊塗。”從鬱達夫的“紙上空文”到成仿吾等人極力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很難說在立場和基本觀念上有多麼大的不同。也許隻是鬱達夫的文字更有現實針對性，成仿吾則更強調意識煽動性。而且後者將文學用作中間的媒介，使強烈直接的政治色彩得以稀釋。既然要避免“驚慌與損失”，便很難說不是“紙上的空文”。成仿吾對鬱達夫的批評與對自己的批評用的不是同一尺度，所以鬱達夫所說的“在政府下任職”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件事發生在創造社的“第三期”，即是李初梨所說的社會的客觀條件完全變了，他們的革命要求已經由“自然生長”變成了“目的意識”的時候。鬱達夫認為創造社人沒有做共產黨的膽量有一點失察。因為創造社的激進傾向較早引起了共產黨的重視，1928年初，郭沫若邀請共產黨員李一氓和陽翰笙加入了創造社，並和潘漢年共同組成了創造社內的黨小組，後期創造社的主要成員也是在回國之後就先後加入了黨組織。所以，林偉民認為“創造社名義上尚是一個‘同人文學社團’，其實內涵早已銳變，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文化組織。創造社完成‘方向轉換’，除本身主觀思想傾向外，主要是與黨的領導和幫助相關”。但是因為“四一二”之後的白色恐怖，創造社人顯然不能公開承認自己的身份，所以會有搬地方、請律師的行動。仍然是以知識分子身份出現的無產階級代言人形象，一方麵維持了話語方麵的進步姿態，另一方麵，更為重要的是為現實生存提供了庇護。在鬱達夫看來，這顯然是因為真理與策略的分離而顯示出信仰的不純粹和不堅定。因此，鬱達夫堅決否定成仿吾、郭沫若等人的無產階級代言人身份，認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獲得青年的崇拜”，“在文壇上作一個墨索利尼”，“作一個專賣機關”。憑心而論，鬱達夫對其主體意圖的這種懷疑是有合理之處的。
2.論爭與文學場域疆界的分化
“革命文學”論爭的一個現實結果是它促成了文壇的分化和重組。從文學場的視角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分化和重組的過程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從創造社最初想聯合魯迅後來黑心而批判魯迅說起。
魯迅本來有聯合創造社的打算。1926年，他曾向許廣平說過：“其實我也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在魯迅眼中，創造社是革命的，可以進行合作，但他到廣州以後，創造社成員已經分散。等到1927年底，魯迅與創造社成員都到達上海後，鄭伯奇、蔣光慈和段可情拜訪魯迅，提出恢複《創造周報》，讓魯迅做撰述員的請求後，魯迅答應了。但是後來合作計劃破產，主要原因在於成仿吾和他邀約回國的五位新人另有計劃。已有研究者詳細清理過當時的情況。“1927年10月上旬，成仿吾赴日本邀約五位新人回國參加後期創造社工作。馮乃超當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社會學科攻讀美術史專業，成仿吾先到東京找他商談，擬訂開展戲劇運動，籌備寫劇本搞演出的計劃，後又到京都找李初梨他們商談。當時，李初梨已從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德國文學科轉到哲學科，李鐵聲則在經濟科，他們覺得單搞戲劇運動不合時宜，便請馮乃超到京都來商談今後活動的方針大計。經過認真討論，成仿吾與他們五人一致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當務之急是宣傳馬列主義理論，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並擬創辦一個理論批判刊物進行鼓吹。”在後來郭沫若的回憶中，後期成員對聯合魯迅反應冷淡，為了防止社分裂，隻有按照成仿吾和五人的計劃做。但是從不聯合到批判，這中間又包含著多少值得揣摩的東西呢？
從上麵這段不厭其煩的引述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後期成員的學術背景，二是他們對於“當務之急”的判斷。應該說這個判斷是適應社會需求和讀者心理的。五卅，大革命，中國進入了又一個動蕩期和調整期。處於調整期、處於亢奮和迷惑中的進步青年有著解釋時代社會的心理需求。張靜廬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回憶過：“在我們主持下的光華書局，不免偏彼一時於文藝書籍，然而在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書的需求超過文藝書。”而後來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也的確吸引了讀者。“查禁書籍的法令，在當時並不十分嚴厲。文藝作家們正在大談其普羅文藝。姚蓬子主編的《萌芽》，蔣光慈主編的《拓荒者》，魯迅主編的《奔流》，鬱達夫主編的《大眾文藝》等雜誌都有廣大的讀者群。”後期成員的判斷包含著可以承受並且把握時代風尚的確信。而他們的知識素養又為從社會科學而不是純文學的角度進入文壇提供了支撐。從文學場域的視角來看，後期成員以挑戰的姿態進入文壇，在衝突和競爭中拓展著場域內的分界，更改著文學場的規則，進行著新的文學形象的規劃和塑造。
後期創造社對時代空氣的敏感把握影響著他們在文壇上的自我形象塑造。相對於語絲社、新月派來說，創造社成員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參加了大革命。革命的經曆和革命者身份無疑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資源。作為革命中的風雲人物，在文壇上可以產生別樣的號召力。對於後期成員來講，他們必須把握這種“象征資本”給他們帶來的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以罵倒一切的革命者形象出現是合乎邏輯的。況且，挑戰、“打架”也是創造社一以貫之的行為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以弱者、被壓迫者的形象出現，通過向權威挑戰獲得讀者的同情和支持，從文壇邊緣進入中心。“革命文學”論爭前創造社的軌跡是有著這樣的傾向的。1928年，階級理論成為一種武器，“論爭”、“攻擊”是階級話語的運作方式。
創造社和太陽社利用階級理念中關於“進步”和“反動”的修辭來完成對文壇的區分，在20年代末的中國文壇展開了一場話語實踐。郭沫若對魯迅的揭示曾有過這樣的反駁：“藝術之宮‘的把守者的’攻擊，和‘革命者’的攻擊，意義是兩樣的。”“攻擊‘這個字在一般人是很忌避的。大抵被批評者總愛把’攻擊‘這個字樣去鑒定批評家，而批評家總兢兢於要辯護，說’我不是攻擊‘。但在我們現在看來，凡是站在不同的階級的立場上所施行的戰鬥的批評，實質上就是’攻擊‘。所以’攻擊‘在我們現在的立場說來是批評的要素。’攻擊‘是美名，’攻擊是無須乎忌避的。”於是站在自己賦予的無產階級立場上賦予了“攻擊”以合理性，判定魯迅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封建餘孽、沒落者、棒喝主義者……
激烈的“攻擊”和奮起的應戰確實使20年代末的中國文壇沸騰了起來。不管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階級理論有多麼偏頗，他們的“攻擊”方式又是多麼離譜，“階級”理念仍然借著這“攻擊”和應對擴大了社會影響。《文化批判》和《洪水》都收到了大量來自讀者的反饋信息，並給予回複和登載。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語絲》那裏。承受著刊物的熱賣，創造社的“象征資本”已經轉化為現實收益。隨著“無產階級文學”話語日益獲得強大的支配力量，倡導者也逐漸躋身文壇的顯著位置。魯迅說：“社會停滯著，文學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裏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為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接載稿子的機會罷了。”點明了話語運作之中商業邏輯、政治邏輯和文化邏輯的絞纏。
文壇是一個充滿競爭性的空間。從“革命文學”論爭來看，除了對語絲、新月不同話語傾向的排斥和“攻擊”之外，競爭也產生在創造社和太陽社之間，以致創造社的前後期成員之間。一般文學史敘述將之稱為“革命文學”命名權的爭奪。“文學競爭的中心焦點是文學合法性的壟斷，也就是說，尤其是權威話語權利的壟斷。”在這種爭奪中，命名權的爭奪是焦點中的焦點，李初梨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中雖然提出創造社作為“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轉折的代表，但是他強調了創造社前期成員的倡導隻是“自然生長”性的，有“目的意識”的革命文學是後期成員加入後才具有的，因此真正的革命文學從1928年開始。錢杏邨在《關於〈現代中國文學〉》中則據理力爭蔣光慈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的發表早於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是“革命文學”提倡的真正起源。
通過以論爭方式展開的一係列競爭和衝突，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壇空間。這場論爭中，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行為方式不無對政治鬥爭方式的模仿。“五四”時代所開啟的有相對思想自由的氛圍消失了。盡管也存在著魯迅、鬱達夫等人對文學作品和理論翻譯的強調，但是，作家主體的政治立場和態度成為競爭中重要的因素。以“階級”為工具進行“攻擊”是20年代末的文壇最具影響力的行為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中很難說“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的立足點究竟在“階級”還是“文學”。魯迅曾說：“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為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鬥爭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鬥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有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於文學和鬥爭兩方麵都少關係了。”這可以作為最好的說明。
3.政治力量的介入
政治力量對“革命文學”論爭的介入不僅僅在於創造社和太陽社成為了共產黨的革命文化組織，不僅僅在於黨中央用組織形式終止了論爭，從深層來看更在於黨的決策影響甚至決定著階級話語的表述。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對曆史責任的政治判斷直接影響了“革命文學”論爭中知識分子對自身的認知。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決議案》中稱：“當時這一部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僅僅受著最初一時期的革命高潮的衝動，並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煉，並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並且是站在工人貧民的階級鬥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於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裏來。”在這樣的決議中，中國共產黨將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歸結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狹隘和動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認為是沒有資格成為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這些由知識者轉化為革命者的人在革命浪潮退去之後不再被信任。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各種論爭力量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這種判斷。1928年《文化批判》上的一篇文章幾乎是中央決議的翻版：“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無可懷疑的真理。1927年中國革命的失敗，固然有它客觀的原因，而普羅列搭利亞特自己陣營中的假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思想者，實在應該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因為這些假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思想者，他們的腦筋根本沒有受過正確的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洗禮，往往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表現出他們那些傳統的自私，虛榮，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行動來。”在“把自己再否定一遍”的呼聲中不無真誠的懺悔。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列舉出的小資產階級的惡劣根性包括多疑、徘徊遊躕、享樂、幻想、頹廢、投機等。何大白的“文藝時評”中有一小節就叫“知識階級的痼疾”，針對的是論爭中的現象，同樣要求知識分子階級接受批評並且自我清算。
李何林在1929年收集論爭資料而編排的《中國文藝論戰》中將馮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不分派別地排在最前麵是有意味的。他說：“在編排的時候，我覺得畫室的《革命與知識階級》，對於這一次中國文藝界所起的波動以及知識階級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上所處的地位，都下一個持平而中肯的論判，實在是一篇這一次論戰的很公正的結語；現在就把這一篇不分派別的排在前麵，作為這個論戰的導言或者結論，以介紹給讀者——雖然有人說畫室是與語絲派，一般人頗接近的。”程凱認為，馮雪峰在撰寫這篇文章時采用了一種“擬政治權威”的姿態。“所謂‘擬政治權威’是指作者作為一個有共產黨員身份的作家，雖然未經授權，但感到有責任站在他理解的革命政黨的立場上對文藝界的論戰進行裁判。”馮雪峰認為，知識階級在構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隻能將知識階級看作“追隨者”。他對創造社的判斷也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的，認為創造社傾向革命是好事，但是論爭中顯示出的狹小的團體主義精神是不利於革命的。馮雪峰明確以“革命的策略”來要求知識階級的行為和思想。顯然，馮雪峰的批判所借助的理論資源是來自共產黨政策。
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追隨革命的過程中，強有力的政治決策逐漸內化為知識分子的思考。看到“革命文學”論爭中知識者指向自身階層的強烈的批判和否定，就能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是怎樣主動參與了持續不斷的“思想改造”。
4.階級話語與一元價值
前文提及，階級話語是關於區分的話語。被區分出的階級負載著鮮明的價值意義。這種區分由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述所決定，先進階級是符合曆史進化規律的階級，因此先進階級的價值理念應該處於支配地位。階級理念的價值觀是一元的。關於這點，劉小楓在對比韋伯和馬克思在處理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的不同方式時指出：“馬克思把階級的鬥爭理念引入價值多神的競爭狀態，先進階級所持有的價值——意義理念（世界觀）應該而且必然地將在競爭中占支配地位。因此，馬克思的‘主義’論述的社會理論以無產階級的價值理念為正當性依據，以‘進步’、‘反動’的修辭在信仰競爭中占取理念霸權。這樣一來，價值多神狀況不僅變成社會集團和階級的生死衝突的場所，而且，多神狀況必須被曆史地解決，重新回複到價值——意義的一神狀態。”
20年代中國的階級話語不僅在價值——意義理念上承襲了一元化的模式，而且將之擴展到生活風格等方麵，最終反而將生活方式、生命態度等又作為階級劃分的標簽，對區分出的反動階級施以排斥和攻擊。階級話語由此顯示出它強大的排斥功能。在“革命文學”論爭中，一些普遍性的觀念和原則被貼上階級標簽加以拋棄。例如，人道主義被視為對反動階級的妥協，民主被視為沒有立場地替資產階級說話等等。這種一元價值結構成為要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立場轉換和思想改造的根本動力。中國知識分子的隊伍分化也由此產生。
未完結的追問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對20世紀中國產生的重大影響即使對於當下中國人來說也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性的問題，而是滲透在每個人的行為方式和深層心理之中。這種影響因為20世紀末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理論的衝擊而有所消解和遮蔽。今日，當我們麵對這樣一個宏闊的命題，會感覺到曆史場景中那些階級理論的倡導者和試圖抵擋者的種種目的和意圖變得模糊、隔膜和難以索引。在論文即將結束時，需要提出我們試圖解決而仍然難以進入的問題，希望在對困惑的追問中再次接近話語的生成空間。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階級理論中強烈的唯意誌論的色彩的產生和影響。李博將之解釋為馬克思理論中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衝突。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和毛澤東那裏都明顯地偏向階級鬥爭一邊。因為“若是李大釗寄希望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然力，他可預見到中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時機成熟之前還必須經曆一個較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唯有相信自覺政治行為的創造力，他才能看到盡快將中國從落後和社會苦難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是有合理性的，它的闡釋指向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實踐。“革命文學”論爭作為中國革命落潮時的有意識煽動是否沿襲和強化了這種傾向？這種思路包含的一個問題是：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他的整個理論體係提供了實證性的基礎，而中國的階級理論從這一端的有意偏離將會導致中國階級語彙中的所指的變化。中國的階級話語形成的動力似乎更在於不同群體在中國社會革命中所能發揮的功能。因此，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在中國成為了一場旨在導致社會躍進的以底層勞動者為主要倚恃力量的政黨奪權運動。
另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是，“革命文學”論爭中知識分子自我定位於小資產階級並進行自我批判的理論資源和心理動因。豐富的小資產階級話語是中國階級話語的重要特色，小資產階級話語也是與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緊密相關的話語。在李大釗要求知識分子做革命的前驅，民眾為革命的後盾的呼喚中，知識分子尚處於先進階層的位置。“革命文學”論爭明顯構成了重要的轉折。但是，這種轉折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內在和外在的原因是什麼？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和第二個十年之交的轉折從階級話語的角度如何解釋？我們不想用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獨立的批判傳統這樣普遍適用的結論來加以解釋，而是希望找到更加曆史化的原因。但是，此處所完成的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以為能夠呈現不同論爭派別在曆史轉換期中思想變化的過程，但尚沒有能恰當地呈現出這種過程感，也隻有留待日後去完善了。
20世紀中國的階級話語的形成和運作是複雜和重要的問題。鑒於研究現狀，對於“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階級話語我難以作出總結性的判斷和評價，隻希望我的初步觸及能夠提示出一個極具研究力的思想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