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滿長安
美麗中國 美麗陝西
作者：王瀟然
大漢未央
未央無央
西安北郊另有一座漢代長安城的存在，是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從英文課本上知道的，然而我真正看到它卻是在二十年之後。前幾日同事們到清華受訓，學到了一句“泱泱大國，上下五千年，誰和誰相識都是不易，隻能說，就是一種緣。”而我與漢城的緣，就是這樣開始的。二十年前種下，二十年後萌發。
第一次走進漢城的時候，我簡直無法把眼前的一切與兩千年前聯係在一起。我從前研究長安總是把目光都聚焦在了西安的城內，護城河、青磚牆和街巷碉樓，脈絡清晰、具象有物，然而漢城我卻一直不敢貿然觸及。在我看來，連西安人都很少知道的這座故城，在皇權爭逐的一代代殺戮中，早就應該剩不下什麼了，就是有，也可能是荒草下深埋的炭灰和火燒土，還有風中飄蕩著的遠古悲噓，以及孤城冷月裏流散的雲影。
就是這座老城，在兩千年前，曾經有六七個世紀的時間，都擔當著引領整個九州的任務，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號令四方的中心。“文景之治”和“漢武盛世”呈現的國家管理成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意識形態構建，為我們理出了一條延續至今、影響至深的文化體係。而這些應該都已經看不到了，農田和農莊早就覆蓋了曾經所有的經曆。一切都成了未知，而一切又都聲名在耳。
神秘的事情其實並不是因為它表麵的空無，而恰恰是它在暫時的空無中包含了許多無解的未知。對於漢城的未知，使得它成為了我一直以來都很關注的向往，所以不想輕易踏入。在這之前，我想不清楚它該是一個什麼狀態，但是心中卻給他劃定了一個基調，就是寒傖。既然漢城失去了屬於它的時間已經太久，那麼現在也就很難再有符合它的身量的模樣了。然而一切都大錯而特錯了，當我一頭撞入這座飄蕩著麥香的舊都的時候，它那四合的城牆卻仍然嚴嚴整整地守護著它的王國。我無法再走進去了，因為我無法知道該從哪裏開始。所有記憶的線索都清晰地鋪陳在腳下，所有曆史的過往都橫亙在眼前，仿佛漢代在這處被遺忘了的郊野已經風幹成了時間的雕像，但是影調灰黃，色彩略暗，輪廓也有點稀疏，景物還稍顯模糊。是的，就是這麼一幅“度盡劫波依舊在，曆久彌新更有神”的國畫。
於是當機立斷，先停下來，不急著趕路匆匆瀏覽，我得重新尋找一個目標，有一個行走的方向，隻有這樣，才能一把抓住這座廢棄都城的魂魄，讓這次二十年之後的尋訪，有一個軒昂的開始。
毛主席在憶往昔的時候，細數曆史人物點到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看來從秦至唐八百年的時間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漢武帝劉徹了。想一想，中國走入帝國時代的公元元年前後，也確實再沒有哪一位能與之相比，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
這下好了，方向總算是有了，就到未央宮去。
未央宮修建於漢代之初，由蕭何建造，自惠帝起，一直都是長安城的政治中心，現在的未央區的名稱就來源於此。前幾年我曾經寫過許多關於未央的文章，引起了未央區領導的一些關注，每次有相關文字見諸報端，有位領導都會發個短信表示一下鼓勵，《西安晚報》上刊發我的《唐朝的天空》的時候，他還曾給我打過一個電話，希望我對“未央”二字能再做一些闡釋。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做好這個文章，因為我本身就是未央人，生於斯，長於斯，對這裏懷有的是不同於一般的故土之情。但是，這個文章確實又太大了，大得讓我遲遲找不到落筆的地方。於是，我在寫完了一些曆史文化題材的散文後，索性把它們先彙編了起來，企圖用一篇篇看似不怎麼相關的文章合起來解讀，當然這肯定不是為了省事。當編輯工作完成了之後我才發現，我已經找到了另一種新的接近“未央”的方式。我選用了其中一個篇目的標題《望未央》，作為了我的第一部散文集的書名。
“未央”一詞最早出現在《詩經》裏，《小雅·庭燎》篇中有一段這樣寫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詩的主人是周宣王，他是一位勵精圖治、日理萬機的勤勉之君，夜半即起，勤於朝政，所以才有了當時的中興氣象。然而他的兒子卻不爭氣，是個愛美人不惜江山的主，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竟用驪山上的烽火當兒戲，結果引火燒身，死在了犬戎的刀下。雖然諸侯勤王保住了周天子的名位，但是王室已耗散了元氣，喪失了對諸侯原有的控製力，維護獨尊的權柄被極度地削弱了。最後，平王才不得不東遷，到洛陽去尋求周室複興的生機了。
蕭何為他建造的帝國地標起了這樣的名字，目的不過有二，一是要以宣王為榜樣，讓漢朝戒驕戒躁，保持住革命的持續性。告誡劉漢皇室，隻有鞠躬盡瘁，才能死而後已。二是要以幽王為鑒，讓朝廷自省自勵，保持住革命的純潔性。提醒劉姓子孫，隻有克己奉公，才能成就萬代功業。這時的“未央”已經是沒有窮盡，或者是沒有止境的意思，而不再僅僅隻是原有的時間概念了。
我想告訴那位關心我的文字的領導，所有單純的解讀可能都不是我們今天的需要，它的意義對於我們來講，其實不應該隻是曆史本身的教訓或者啟示，而更重要的，應是傳承而來的一種進取和向上的精神指向，這種指向或許我們自己已經渾然不知，但是它又毫無疑問的沒有被完全稀釋幹淨，它就這樣隱隱然地滲透進了我們的血液裏，影響著我們的處事方式，甚至是生活習慣。我們揭示這種指向，就是要堅持住那種逾千年而不衰的境界和品味。然而當我有了這種認識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未央，而他後來也離開了。但是我相信，他應該會讚同我的這種看法，因為我感覺得到。
兩個坐標
大凡著名的城市都會有自己的精神坐標，比如倫敦的坐標是莎士比亞，巴黎的坐標是雨果，而西漢長安城的精神坐標卻無法用一個人來統領，因為它兼具了政治布局上的亮點和文化結構上的亮點兩座高峰。漢長安的政治高度非漢武帝莫屬，他的文治武功都一樣出色，兩樣皆可稱得上是居功至偉。文化領袖有許多，但對於整個民族意識的樹立和發展方向的引領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卻首推司馬遷。巧合的是，這樣的兩位同樣偉大的人物卻又在同一個時期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裏，而且還曾有過互相的攻訐。但是奇怪的是，對司馬遷施以腐刑的漢武帝，竟然敢於把給自己修史的任務交予了他去執行，而深受漢武帝羞辱的司馬遷又能夠冷靜地把漢武帝寫進《史記》裏，這更是偉大中的偉大。
漢武帝七歲被立為太子，十六歲接了景帝的班，活到七十歲，掌了五十四年的權。基礎好，身體也好，讓他有了充足的治理國家的時間，所以成就也就最大。
漢武帝不同於他的父輩，景帝時正值漢朝處於國家的持續恢複階段，到了社會矛盾敏感的凸顯期，發展與擴張、戰爭與和平、中央與諸侯，衝突不斷，各種社會力量的布局還沒有達到應有的均衡，潛在的危機若隱若現，景帝和他的執政者們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過得很是糾結，甚至為了平息叛亂還不得不忍痛冤殺了自己的忠直愛卿晁錯。然而漢武帝時期就完全不一樣了。景帝平息了“七王之亂”後，中央的控製力已經大大加強，諸侯雖然沒有完全被廢除，但是行政與軍事的權力都被收歸了朝廷，再也難以與中央分庭抗禮了。再加之景帝時期還有竇太後等一些保守勢力的掣肘，社會改革很難實施，而武帝時所有消極無為的羈絆都已陸續作古，上天給他提供了一個可以恣意揮灑的空間。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所以，漢武帝一出場就很華麗。他不僅在政治上頒布了一道“推恩令”，繼續堅持削藩的主旨不變，他還在經濟上實行了一套“鹽鐵官營”等重農抑商的政策，同時在文化上又確立了儒術獨尊的地位，在軍事上更是開始以強硬的姿態亮相。
西漢立朝之初，為了穩固住初建不久的政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國內秩序的重建上，根本無暇顧及領土爭議問題，所以主要的外交政策就是和親友好，但是匈奴在冒頓單於的統治下，已經發展至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的規模，勢力空前強大。他們在與西漢政權的並立中，對中原文明的發展成果，始終保持著機敏的窺視，就像是狼群覬覦著牧場，而這正是文明對於野蠻的自然吸引。他們在窺視中，一有空隙便伺機侵襲，騷擾漢邊，給剛剛建立的西漢王朝帶來了嚴重的威脅。而漢朝又無力顧及，所以隻能一邊屯兵駐防，一邊和親示好。迫不得已隻能采取擱置爭議、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連忍帶讓的過著。但是公主的柔情難以溫暖無邊的大漠，一個女人的香懷，又怎能收納得了整個荒原的野性，而驚異的嬌豔還往往更易於使彪悍的蠻力滋長起角逐的激情。本來擱置就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擱置的長久化必然會造成爭議的固定化。爭議的初期可能隻是邊民的摩擦，但是摩擦成為常態以後，武力就成為了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漢武帝就是在這個時候接管了國家，在漢朝已無路可退的情況下開始迎戰了，然而他所選擇的卻絕不是什麼瞻前顧後的防守反擊式打法，他走的是一條以攻為守的路子，顯得無所顧忌，又無所畏懼，表現出的是一種完全、幹淨、徹底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自信和堅決。他就站在未央宮的高台上，麵對著殿前的將士把手向前一揮，他的士兵就如潮水一般向前、向前、還是向前地衝了出去。
所謂時代造英雄，表麵看好像是有賴於客觀環境提供的機遇，其實更主要的是，在於個人是不是從主觀上對社會發展的進程有過充足的準備，在於個人是不是把自己投入到了能夠代表那個時代的大事件中去。比如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主題就是民族自立，下半葉的主題是民族複興，誰在這個時候參與了這個主題，誰才能擁有成就英雄夢的資格，因為，那些都是關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前途與命運的大事。戰時出勇士，和平出才俊，就是這個道理。而漢武帝的宣戰，自然就會讓一批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的將才嶄露頭角。
衛青率十萬大軍出定襄，深入千餘裏擊潰了匈奴主力，而驃騎將軍霍去病則北進焉耆山俘殺敵軍幾萬人。戰敗的匈奴人在他們的歌裏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蓄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漢朝的聲威終於在戰鬥中增強，在勝利中確立了。
漢武帝對匈奴的宣戰，徹底解決了北部邊陲的威脅，把匈奴趕到了西方。有學者說，五世紀羅馬的坍塌，如果要究其溯源的話，可以說就源於漢武帝向匈奴宣戰，他的振臂一揮就猶如推到羅馬城第一個多米諾骨牌的一推。經過其後三個世紀的不懈努力，蠻悍的匈奴終於被打敗並退避到了黑海北岸，對於漢軍來說他們盡管是失敗者，但是一直在戰爭中求生存的匈奴人到了那裏卻沒有了對手，他們輕而易舉地就奪取了東歐一帶的生存空間，這就導致原住民西哥特人不得不向西進入了多瑙河流域，而多瑙河流域的江達爾部被這幫“失敗者”趕得再繼續向西侵入到了羅馬境內，江達爾人又轉而把所有的屈辱和憤怒都砸向了那些曾經欺壓過他們的羅馬人。西羅馬帝國就這樣被一波一波複仇的潮水衝垮了，世界的格局也就此改變。
偉人取得偉業的原因在於他的偉人心，偉人心就猶如一台強勁的渦輪增壓機，有著一股非凡的吸附力和推動力。他能夠把周圍所有的賢達都網羅進自己的油料箱，為他持續提供高標號的動力源，逢山開路遇水填橋，每走一步都會有相應的錦囊提供支撐。智慧的濃度就好比燃油的純度，吸進的是代表時代的智慧，推動的就一定是曆史的戰車。因為有了一個漢武帝，所以就必定還會有一批能跟他匹配的精英。除了衛青、霍去病兩人外，還有董仲舒、主父偃、公孫弘、桑弘羊、司馬遷、司馬相如、東方朔、李延年、張騫、蘇武等等，文臣武將，星光璀璨。他們人人都有經世治國之才，卻又都甘願雲集在漢武帝的麾下。他們正是在未央宮裏領旨，然後四散開去，各自奔向了自己的“疆場”。因為有一個偉大的漢武帝的存在，才會有這樣一種群賢畢至的偉大呈現，而如果沒有了這種集中的偉大呈現，漢武帝也自然就缺少了偉大的理由。尤其是司馬遷，漢武帝給他提供了行走的大地，他為漢武帝的大地投注了智者的目光。當漢武大帝的盛大時代遇到了司馬遷的如椽巨筆時，上天便成就了一道文化奇觀。他們兩人相加，加出來的，竟是一個文明史的新的開端。
紅顏禍水的怪圈
站在未央宮的高階前，一條小路蜿蜒而上，一路的荒草簇擁著兩千年前的時光。這裏是那個開創了一個新世紀的被稱為武帝的男人的舞台，這裏是那個被褫奪了男身的漢子司馬遷蒙冤的地方。未央宮，它把宏大的政治抱負和慘烈的人生遭遇都集中在了一起，使我既仰視它的正麵高度，又不忍環顧它的背陰暗角。
公元前99年，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災難在漢朝剛剛挺起了腰板往前衝的時候發生了。此時漢朝在文景之治以後經過持續發展，已經達到了帝國的鼎盛時期。武帝統治40餘年，經濟建設上一片欣欣向榮，軍事上也取得了漢匈戰爭的不斷勝利，而外交上更是打通了絲綢之路，實現了東西文明的交流與互通，武帝也已年近六旬，驕逸之心慢慢上升，不自覺地就噴湧了出來。這時忠言逆耳利於行的忠告被自負自滿的情緒已經屏蔽，誌得意滿的武帝，終於鑄成了他足以遮蔽自己所有功德的罪孽。
在距離今天整整兩千一百一十年的那一天，司馬遷被漢武帝下令施以“宮刑”。在中國的曆史上，曆代對於文人都不怎麼心慈手軟。周厲王的查禁言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呂後的妖言令，還有明清的文字獄，什麼殘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過。把一個整天埋頭於簡牘中，忙於閱讀、整理文獻的文人治罪施刑，滿足的是帝王對於精神的占領，對於人心的懾服。文人代表著輿論，擁有精神指向的引領作用，對文人施暴，最能表達的就是不可動搖的皇權君威。武力可以很輕易地奴役一個肉體，但是這種簡單地體力較量，卻永遠也難以征服人們的精神高地。征服欲源於對抗和不屈，對抗越烈，鎮壓越狠，不屈越很，摧殘也就越深。對於文人的殘暴，源於對於文人所占據的精神高度的怯懦，源於與文人在心理對比時所產生的自卑，而怯懦和自卑都會使他生出不安和焦躁。而引起了漢武帝對司馬遷的征服欲的，竟源於一個看似好像跟司馬遷毫不相幹的女人。
司馬遷出生於陝西東部的黃河西岸有著“候、伯之國”之稱的韓城，是一個典型的關中硬漢，具有鮮明的剛直性格。李陵投降匈奴後，有許多人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司馬遷實話實說，如實陳述了兵敗的客觀原因，並與李廣利出兵匈奴進行對比，說出了他對李陵功過是非的看法，這便引起了一些陽奉陰違、見風使舵的小人的妒恨，結果讒言陷害，說他執意為叛將李陵開脫，又有誣罔皇親李廣利之嫌，建議按照漢朝律令治罪。
李廣利是漢武帝的亡妃李夫人的二哥。李夫人雲鬢花顏、國色天香，音樂奇才李延年是他大哥，他們兄妹兩個合起來就走進了成功的法門。李延年為李夫人寫了一首《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是人在難得。”這首《佳人曲》真可以稱得上是上下五千年裏的最佳宣傳語了，讓已經淪落風塵的李夫人不但一夜間蜚聲長安城，而且還贏得了漢武帝的垂青。李夫人與楊貴妃一樣，既有傾國之色和傾城之貌，也精通音律、擅長歌舞，聲色犬馬這一帝王之好她一人就占去了一半，所以深得漢武帝的寵愛。但是紅顏薄命、嬌花易折，李夫人擁春而亡、含苞而逝，使得漢武帝垂惜不已並一直念念於懷。人說色字頭上一把刀，一點也不假。因愛屋及烏，再加上李夫人的臨終囑托，漢武帝便金口一開，任命她的大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任命她的二哥李廣利為西征大將軍。協律都尉無關江山社稷，而李延年也名副其實。但是西征大將軍卻是有關國本的大事，這樣做就有點欠妥了。果不其然，李廣利幾次出師不利，漢軍損兵折將，漢朝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大家看在眼裏又都憋在肚裏，沒人說沒人提。不是事不關己不負責任，而是牽扯到主子的麵子，龍顏不可薄。所以開會的時候，大家就正襟危坐，一本正經地說著心不由衷的違心話，隻是順著皇上的意思講。司馬遷是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和祭祀修史，職責所在不同於其他，養成了實事求是、言必有據的性格。所以漢武帝問他，他就照實說了。這下可好，說得是不是事實並不打緊，違反了官場規則卻是最要命的。一下子滿朝的槍口都轉過來對準了他，而他頓時也就陷入了眾口難辨、孤掌難鳴的絕境。雖說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是不被認可的當下卻仍會讓人有萬念俱焚的想法，有理說不清的無奈之情無以言表，隻能令人欲哭無淚。有一句話叫“貴在堅持”，其實堅持真的很難。也正因為“難”，所以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