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利不力，李陵又不靈，漢武帝恨鐵不成鋼正在氣頭上，哪裏還顧得上你說得是不是有理，他首先從態度上先否定了司馬遷，認為他腦子有問題。司馬遷當然是不會認賬的了。文人就這毛病，總是認為“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根本就“不畏浮雲遮望眼”。這樣一來就與漢武帝產生了更為嚴重的價值對立。這還了得，匈奴人收拾不了，一個史官還收拾不了？於是，司馬遷的不幸就來臨了。
其實，無論是李廣利的兵敗，還是李陵的投敵，還都不是漢武帝最為惱火的事情。更讓他焦頭爛額、寢食難安的是，由於連年征戰造成了國庫虧空，表麵上看起來依然輝煌壯闊的漢武盛世已經露出了危機的端倪。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爆發的農民起義，使漢武帝的心情極為沉重，又更為不爽。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臉上無光的漢武帝最害怕的是批評，最需要的是支持。他難以忍受別人指責他的盛世功業，更不願意看到別人懷疑他的雄才大略。這個時候，誰揭了他的短，誰就肯定難有好果子吃。看來倒是司馬遷犯了一個錯誤，而這個錯誤又是常人都不會犯的很低級別的錯誤，就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餘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寫過這樣一段話：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蘇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隻有走運時才會追慕的虛浮層麵，去尋求生命的底蘊。
他寫得是流放途中的文人們具有的一種心理常態和行走定式。當他們原先的價值坐標轟毀了以後，一些本來確定無疑的概念也都走向了模糊和混亂，而這對許多文人來說又不一定都是壞事，因為在對生命的再次思考中，獲得了精神解放後的追問與回答，甚至可以重新開啟他的人生之旅。
常人苟活的那些原因在司馬遷的身上都不可能找到，我們隻有從平庸的文化現實中超拔出來，才能發現和麵對他的偉大。他父親一生修史的夙願，他本人二十多年的遊曆準備，兩代人畢生的追求，讓他肩負的使命已經太多太多。腳下的路越崎嶇，他的緊迫感也就越強烈，當其他所有的向往在他失去了男身之後而不再會有實現的可能的時候，保住殘缺的身體完成曆史的重托，或許才是最能說服自己的理由，而這時他便毅然選擇了腐刑。這種選擇是艱難的，又正因為艱難，所以他後來的目標也就更加的明確。所以在受刑後，書寫，就成為了他繼續馳騁人生的引航旗幡。而這時，無論是對還是錯，是幸還是禍，所有的問題都一下子消解了，消解在長安城卷帙浩繁的竹簡中，消解在他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裏。
信仰的方向
未央宮摧殘了一個偉人的身體，卻又激勵著他完成了一次偉大的書寫。有了這次書寫，漫長的中國曆史才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腳印。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中華文明，就是因為他的書寫才有了相同的曆史源頭。而這一切，又都是在他遭受了非人的磨難後實現的。
災難肯定不是司馬遷完成《史記》的原因，因挫折而發奮本是一種俗常的人生邏輯，偉人的偉業就必定會有更為宏大的背景。
未央宮之所以到現在還會被我們津津樂道，就是因為在這裏確定了我們的一種尊儒重法的國家意識，在這裏又通過文化塑造實現了一次空前的凝聚，而這些又都是在漢武帝的手裏最終完成的傑作。當然，漢武帝的功績還不僅僅隻限於這些，最大的應該是他對匈奴的宣戰。世界文明史告訴我們，人類的一切大文明都會遇到野蠻力量的圍剿。最終勝利的，往往還大多都是野蠻。因此，一種文明是否長壽，並不取決於它是否先進，而是看它是否選擇了最為有效的防守措施。漢代初期和以前的解決辦法就是修築長城與和親，漢武帝的辦法則是宣戰。宣戰的結果是匈奴人被趕到了西方，然後，中華文明的成果就順理成章地被保全了下來。而同一時期的羅馬文明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缺少了偉人的戰略智慧，所以蠻族的入侵也就成為了他們終結的噩夢。
漢武帝的時代，開疆擴土，平定邊疆，凱歌和悲歌交織，鋒芒和粗糲具現，那是一個英雄創造世界的時代。盡管當時也有一些社會問題，但是所有的問題都處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各種矛盾的對立，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種社會實現自我調節所必需的推動力，而不是破壞力。司馬遷的不幸，隻是他完整人生的一個側麵，他的正麵，麵對的是意氣風發的中華文明，麵對的是漢武大帝為中華文明奏響的宏大旋律，也正是這種數百年一遇的盛世氣象，讓他不忍割舍，難以作別，所以他才沒有選擇讓自己草草地退場。一個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時代，教給人的一定不會是自暴自棄。盡管漢武帝對他很不公，但是這個時代卻讓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給了他擔負自己責任的信心和勇氣。他不僅沒有詛咒那個時代，恰恰正是那個時代才給了他堅持下去的動力。這種堅持，是一種文化體係的堅持，反映了中華文明堅韌的生命特征和頑強的生存能力。這種堅持，也可以說是司馬遷的絕地反擊，他用偉大的寫作，反襯了那個施加給他羞辱的罪惡，使漢武帝鮮亮的龍袍沾染上了一滴不潔的血色。
未央宮的舊址已經破敗的隻剩下了一堆黃土，說明再大的功業也都有時間的邊界。任何盛世的實體遺存都有一個隱約的時限，而隻有精神成果才能夠穿透曆史，貫穿古今。這裏雖然再無法重現漢武帝向匈奴宣戰的巨臂一揮，讓我們看到導致羅馬城坍塌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被推倒的實況，但是，我們卻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如何收納了仇恨，殘缺如何融進了曆史，墨汁又如何稀釋掉了恥辱。
在這裏，漢武帝把刀變成了筆，用筆反倒閹割了自己。而司馬遷卻把筆變成了刀，用刀把自己雕刻進了曆史。盡管他失去了男身，但是他把自己割舍的男身作為了一個開啟中華曆史新紀元的供奉。他的男身，完成的不再是通常的生物繁衍，而是催生了中國獨有的一種曆史的體例。因為有了這種供奉，《史記》也才有了人的氣息，有了非同尋常的生命感，有了強烈的雄性味道。
謝有順先生曾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裏作過一次演講，題目是《我看中國文化的現狀和未來》，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終極意義上的宗教傳統的國家，而文化才是中國人的宗教。林語堂也有過相近的說法，就是古代的詩歌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其實誰都知道，詩歌是不實用的，隻是一種性靈的抒發、活躍的情愫，但是它卻能給我們的人生帶來美、優雅和智慧。所以，中國人教育孩子時，都不忘讓小孩背誦唐詩。
唐詩信仰源於它的那種格言式的啟示，而格言的創建就起自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標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曆史意識、曆史責任和曆史規範，傳達了一種有關人間正義的基本界限，使“以史言誌”、分辨醜美善惡和評判是非曲直的曆史觀上升成為了一種結構性體例。因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就是曆史的傳統的延續，所以說，曆史的文化就是我們的信仰。這種信仰，是把曆史或者文化，擬人化為了一個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獎懲一切。比如說，中國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遺臭萬年”；對待生命價值的評判是“泰山”或者“鴻毛”；為人的基本哲學是“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多少壯士就是因了這句話或跨馬執刀奔赴沙場，或舍身取義慷慨赴難。又有多少女子因此而癡心不變，心甘情願地委身相隨。“失敗乃成功之母”又能讓我們在遇到坎坷時還能看見新的希望而百折不撓。還有像“居安思危”一類的警句，教會了我們思則有備，有備而無患的道理。這些大多出自《史記》的經典語錄，都成為了中國人千百年崇尚不變的處世邏輯。
因為有了《史記》，所以中國的文化裏並不迷信鬼神，中國人也就成為了廣泛意義上的泛神論者。尤其是漢族，心裏麵沒有唯一的神。城裏有城隍，城外有“土地”。山上有山神，河裏有河神。門口有門神，廚房有灶王。他們在各個層麵指引著各自的秩序，井水不犯河水有條不紊。有人說因為泛神，所以恰恰說明的是沒有信仰的表現。其實是，我們的信仰已早已不再隻囿於那些空洞的教條，而是具有了更加崇高的理想。神隻涉及我們的日常生活，並不關涉我們的精神理念。精神理念，就是《史記》所指引的追求取向。要青史留名，就是帝王們的追求。要俠肝義膽，就是老百姓的目標。《史記》是中國人信仰的一種後天指引，它給出了我們關於生命意義的詮釋，而有了這種詮釋，我們就找到了打開未來的鑰匙。比如李世民，有了江山社稷高於一切的理論支撐，他就坦然地回答了忠孝的質問，也獲得了直麵常理的挑戰的勇氣。
其實，中國人的節義觀念，並不具備尋常所指的國家民族意義，而僅僅反映的隻是個人人品。實際上，個人人品更了不得，因為它最不容易被外來的政治規範修飾或扭曲。而通過《史記》，就讓我們對此發現了倡導，有了尊崇。
再回到我腳下站立的地方，眼前還仍是一片荒蕪。近年來各處都在打著文化牌為經濟唱戲，並且收到了一些很好的效果，雖然急功近利，但是曆史文化的豐厚遺產也有了再次複興的機會，而漢文化也在這場傳統文化的發掘中走出了地下，“漢字”、“漢語”、“漢人”這些文化符號、文化媒介和文化身份被一起打進了“漢學”這個文化傳統的壓縮包裏，一個有關“漢”字的文化體係獲得了新的生機。看看這裏，別人可以借著他的遠年輝煌而複興，而他自己卻一直無動於衷、默默無語。要知道，這裏才是漢文化最為本質的根部。
無形的盛唐
大明宮是中世紀的製高點，這裏曾經演繹了無數的悲喜與跌宕的曲折故事，這座昔日金碧輝煌、笙歌縈回的皇城宮闈，凝聚著一千多年時空的曆史隨想。城垣坍塌樓閣頹廢了，然而我們還依然能從詩句中看到它的斑斕一瞬。盡管我們今天再也不能目睹到大明宮曾經的輝煌，但是，通過詩人的詞句，即使僅僅隻是其中的一角，卻一樣能讓當年的宮闕生動再現。
唐代是詩的國度，唐詩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一段貫通文史豐富絢麗的章節，而恢弘偉麗的大明宮又是唐代當之無愧的代表，所以也就肯定成為了詩人們不可或缺的吟詠題材。在眾多聚焦大明宮的詩作中，賈、王、岑、杜四人的唱和詩，因彰顯了大唐的盛世氣象而獨領著風騷。
唐肅宗平定安祿山父子之亂後，還京大赦天下，改元乾元，李唐政權轉危為安，一切製度禮儀開始逐漸恢複。中書舍人賈至在上朝之後，寫了一首《早朝大明宮》，描寫了朝廷複辟後的早朝氣象。寫好後當即就拿給了他的兩省同僚指評。“兩省”就是門下省和中書省，辦事機構設在大明宮宣政殿的左右，是宰相的辦公廳，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中書省有政事堂，是宰相和大臣會議政事的地方。當時，杜甫官為左拾遺，屬門下省。岑參官為右補闕，屬中書省。王維本來是給事中，因做過安祿山的偽官入獄，大赦中剛剛獲得赦免，降為了太子中允。他們都是詩人，文壇地位也相當，有共同的愛好所以來往就比較多。賈至是中書舍人，是他們的上司，《早朝大明宮》一出，其他三人就都趕快頂帖，各寫了一首來奉和。賈至的詩為原唱，王、岑、杜三人的詩是和作，合起來稱為唱和詩。原唱《早朝大明宮》是：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禦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第一聯主要寫了一個“早”字。意思是朝見皇帝的時候，天還沒亮，他們點著蠟燭走進了皇宮。進去後才有一些黎明的曙色。“朝天”就是朝見皇帝。“紫陌”指皇城中的道路。第二聯寫大明宮的景色。漢代的建章宮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個宮殿，後代詩人常用“建章”來代表皇宮。第三聯寫百官上殿朝見的情況。穿著朝服的官員肅穆無聲，走上玉石鋪就的台階，聽得見身上懸掛的佩飾物摩擦碰撞的聲響。楚楚衣冠上都彌漫著兩旁香爐裏飄灑著的香火氣。第四聯是感恩效忠的話。鳳池是鳳凰池的簡稱，代表中書省的官署。
賈至的這首《早朝大明宮》寫出了大明宮早朝時的盛況，當時頗受注目，王維、杜甫、岑參等人便作詩相和。
王維的和詩是《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作緊緊扣住賈至的原唱。第一聯也寫“早”。報曉官在宮門外傳呼天亮了，宮裏專司皇帝更衣的女官把翠雲裘送來伺候皇帝視朝。“雞人”就是報曉的更夫，“翠雲裘”指禦衣，“曉籌”是一種報曉的器具。第二聯寫朝見情況。宮殿的門開了，各國官員都來朝拜皇帝。“九天”是最高的天，“閶闔”是天門，“衣冠”代表人物，“冕旒”是君王的朝冠，代指皇帝。第三聯寫朝見時的景色。太陽光剛剛照臨到殿前的承露盤上，薰爐中的香煙也飄浮到皇上的身上了。“承露盤”泛指宮殿前陳列的裝飾物，皇帝的衣服繡有龍紋，稱為龍袞，亦可稱袞龍。第四聯講到自己的職司。朝罷之後，回到中書省，就應當為皇上辦事，起草各種詔書。“五色詔”是借用了一個典故，唐代的詔書用的都是黃麻紙，這裏的五色沒有修飾之意。整詩描寫的是早朝之時宮殿大門依次打開，萬國的使節們跪拜朝貢的景象。三四句寫得更是他少有的大氣。其實，這兩句來源於他在天寶年間一首舊詩中“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的兩句。他在《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望春之作應製》中，還寫過“雲裏帝城雙鳳闕”的句子，說得也都是大明宮。
岑參的《和賈舍人早朝》寫到：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卅春色闌。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幹。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更難。
前三聯的寫法也一樣。大意是說：雞鳴的時候，路上還有黎明的寒氣，在這暮春時節，黃鶯在皇城裏鳴囀不已。曉鍾一響，宮中的千門萬戶都開了，白玉階兩旁，警衛的儀仗隊簇擁著許多官員。花迎接這些劍佩鏗鏘的官員，正是星星剛才隱落的時候，柳條吹拂著旌旗，還帶著露水。“萬”、“千”二字，都是多的意思，“金闕”指皇宮。第四聯則和原唱不同，完全是兩句恭維賈至的話。
杜甫的和詩是《和賈舍人早朝》：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溫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
意思是，五更時候，銅壺滴漏的聲音，催出了曉箭。皇宮裏的春風使桃花都紅了。宮中日暖風微，畫著龍蛇的旌旗在微微飄動，殿頂簷牙上有燕雀在高飛。賈至朝見以後，滿袖帶著香煙回到中書省，提起筆來寫成了一首華美的好詩。要知道世掌絲綸的美譽並非浪得虛名啊，在中書省裏讓我們又看到了那種少見的精英人物。“絲綸”，就是聖諭。“世掌絲綸”，是指賈至父子二人都是為皇上擬寫文書的。用一半篇幅寫早朝，另一半篇幅都是恭維賈至的話。
官位較高的詩人，有資格每天進宮中朝見皇帝。他們對於宮廷中那些威嚴而又繁複的禮儀，印象極深，往往都會寫點詩做個記錄。這些詩就被稱為了“朝省詩”。上麵的四首朝省詩描寫的都是唐王朝鼎盛時期大明宮的場景。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寫早朝、朝會、朝罷、退朝、廊下食以及宿值的都有，尤其是寫早朝的格外多，如以下幾首：
仙仗肅朝官，承平聖主歡。月沉宮漏靜，雨濕禁花寒。丹荔來金闕，朱櫻貢玉盤。六龍扶禦日，隻許近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