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文學不會成為文學的主流。文學好像天生是屬於紙張的，這一點如果有了根本的改變，文學也就從根本上改變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是有賴於人們對於傳統閱讀和寫作方式的維護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這一點信念，我，相信還有許多作家，大概一時還難以動搖。
2001年4月25日
這是一本規模不大的書。但它卻並沒有因此而節省了心力。首先，它由編選者仔細檢點規劃，又由繪畫者加以形象的詮釋。當然，它畢竟是從我不同時期的作品中抽出的片段，作個比喻，就好似從一片片葉子中抽出的絲絡。
今天，我重讀這些文字，就會不由自主地走回以往。那就是我一次次暢想的時刻，是我的激動和沉醉。但那是我更年輕時的狀態。現在，就像看十幾年前或更早時候的照片那樣，我將其放在眼前，久久地端詳和撫摸。結果我又一次被自己的昨天簇擁起來。
時光如此地流逝……時下我好像身處異鄉，又好像有些突兀地走入了蠻荒僻地—所謂的數字時代—這裏到處都是網絡，所以又被稱為網絡時代。光標閃爍，電子的氣息熏蒸著整個世界。我們眼前的文字，往日記錄心靈的最可靠的方式，以至於它的意味，一瞬間變得有些陌生。
我和我的這些文字，它們到底要落向何方？它們到底在誰的眼裏還仍舊是簇簇如新和栩栩如生？已經不得而知。可是我知道，對我來說，隻有它們才更為真實，它們舒展著心上的皺褶。身處這個時世，很難想象還會有人依賴自己的文字，並且依賴一支筆的不倦刻記。
我們所了解到的種植學認為，耕作方式的改變也會部分地改變作物的品質。於是在這片耕播思想和藝術的土地上，仍會有人嗅著泥土的氣息，抓緊最古老因而也許是最現代的犁鏵。
眼下，一個個片段正被我重新確認—它們是另一種耕作方式結下的果實。我因此對其倍加親近和溺愛。
現在，它們已從自我的渾茫中走出，盡可能地顯得輕盈和單純。在我眼裏，它們真像是一群麵貌酷肖的兒女，正相互挨緊，踏著一地白霜走向遠方。
這一路上，還有畫家為它們造像，它們應該高興了。
2000年4月1日
野地文思
那一年生病住院，時間長了些，有三個月。這麼長的時間隻在病房裏，躺的時間占去了大半。當時想得最多的就是我在龍口、在一望無際的野地裏的那種感覺。好像就要失去那種野地裏才有的幸福一樣，心裏有許多悲悼似的情緒在彌漫。
當時我行動不便，還是在紙上記下了這些情緒。我寫得非常慢，從來沒有這麼慢。第一個月不能寫，後來兩個月過去了，才寫了一二頁紙。
出院正逢濟南可怕的七月。我在酷夏中繼續寫那幾張紙，每天隻寫幾行字，直到寫了一個月，寫滿了一萬字。它對我來說是樸實的，準確記錄了心情，起碼沒有走神。
我把它寄給了《上海文學》主編周介人。他很快給我打來了電話—他的聲音仿佛就在眼前。
2001年5月11日
臨場的真實
這是我1999年下半年至2001年初的散文的全部，係第一次結集出版。每到了這時候，都成了我的一個鄭重時刻。因為集合到手邊的是一段時間的文字記錄：記錄了我在這兩年中的創作和生活情形，我的狀態。
重新翻動和閱讀這些文章，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回顧和總結。每一篇文字都能把我帶到一個特定的場景中去，讓我順著文字的脈絡去回憶當時的一切。人的誠懇虛偽篤定浮躁，或者深邃淺薄沉鬱輕狂，皆無法隱於文字。
兩年的時間不算漫長，可是對於迅疾改變的社會生活，特別是愈發催逼的風尚潮流，已經足夠了。一個人活著，總是要與外部世界有一個對應，有一個回答。我的行為和蹤跡，今後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我的鑒定。我一直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因為我的全部文字就是我的日記。
麵對一次總覽，人會感慨當時沒有做得更好—不是文章，而是人本身、人的行為。人在生活中需要智慧和勇氣，這二者在那個時刻常常要求一樣多，並且最好是同時出現—任何一方的缺席，都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但我個人認為，勇氣又是這個時代裏最為重要的東西。
我的這些文字大致上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凝思）是麵對一些較大事項時的態度：比如說一個隆重的會議，一場激烈的辯論，一些特定問題的探討—這時候我認為自己應該有發言，有參與，有立場。第二部分（書語）是談論書的，關於一本本書的形成、它的命運及變化的過程。第三部分（簡評）是我的“多嘴多舌”：對一些作品與物事的評論—我的不安，興奮，總是這樣時常地、忍不住地說了出來。第四部分（采訪）即是我這一段時間所接受的全部采訪實錄。對於采訪，隻要有相宜的機會，我並未一概回避。在我看來這是與寫作具有同等意義的事情—它真實、直接、具體，更能反映作者的心靈。第五部分（讀畫）是我多年來閱讀現代西畫的心得。西畫語言非常接近當代文學語言，這就讓我進入畫家的世界更方便更自由一些。畫家與文學家完全一樣，多趣，奇倔，魅力無窮。
一本書就這樣形成了。其存在的一點點理由也許是：它尚有不少可挑剔之處，並有一定的臨場的真實。
2001年5月15日
精神的去處
——關於《我的田園》
這是一本十餘年前寫的書，它一直讓我放心不下，現在終於將其修改。但是我無法像對待其他作品那樣，一次又一次地壓縮。
十幾年過去了，現在的心情與當年是那樣地不同，而又是那樣地吻合。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它們的區別，都必須包含在新的敘述中。然而這並非易事。
十年前我在書中表達了這樣一個心願：擁有一片葡萄園。而現在，這個心願不僅沒有退縮，反而變得更為急切。五六年前，主要是“新人文精神”的討論中，我的所謂的“葡萄園情結”招致了許多質疑；可是今天，我仍然未能放棄這個“情結”。
因為它並非什麼“情結”，而是精神的去處。
我反複寫作此書，同時感受著田園的魅力。是的，關於葡萄園，它所給予的深刻的痛苦和歡愉，現在看應該有一場更為酣暢淋漓的表達。我今天的閱讀理想是：所有寫作者未能深深投入的書，都是不值一讀的書。所以，對於以前的這些文字，我必要大力修改，以至於重寫。
另一方麵，它的技術層麵上也有不少問題。這當然同樣使人不安。
我進一步展放人的細部—它最縝密最隱蔽的部分從來都在心靈上。我在後來的修改中不無驚訝地發現：作者當年在書中一直感到恐懼的，竟是一些現代人毫不在意的、可以隨意處置和忽略不計的東西。這就讓我進一步證實並確認了：它是需要認真對待的一本書。僅僅因為這一點，它也具有自身的價值。
基於如上的原因，我又一次重寫了。
可是，我在翻動檢視之中，有時又不由自主地、突兀地冒出這樣的念頭：這可能僅僅是另一些文字，是不須他人閱讀的文字；它們正在我個人思緒的星雲中膨脹和擴大，成為對自然、曆史、人性、藝術等等諸多方麵不厭其煩的推理和求證，成為某些地域風物、族群與秘史的記錄。這是個人的，也是一個難以終了的過程。它們總括起來可以命名為《你在高原》—心的高原，精神與夢想的高原，永恒的高原。構成它的是一部部書，一個個片斷；它們無論有多麼完整，有多少頭尾相銜的故事，在我漫長的心史之章裏，也仍舊像斷斷續續的自語或日記，恍惚，內向，瑣屑，蕪雜……
在矛盾重重的狀態下寫作，在猶疑不決的心緒中出版。
也許這就是現代寫作，是文學的無可回避的命運。
2001年11月22日
校園憶
1958年是一個奇怪的年代，對於後來人而言，它難以解釋。比如它的荒唐與無畏，遊戲與激情，殘酷與悲憫，怯懦與勇氣，一切複雜難言的東西都摻雜在一起。在那個大喧嘩大動蕩的時期，中國人的好奇心卻全麵煥發出來，作出許多了不起的事和幼稚可笑的事。不管對其怎樣評價，有一件大好事是我們一直感激的，這就是當年的大辦教育，它直接催生了我們的母校：煙台師專。
這所大學專科學校最初建在萊陽市，不久就遷到了煙台市南郊。1978年我們入校，是恢複高考的第二屆學生。進了校園，馬上看到的是一座座大屋頂紅樓，一排排雪鬆。筆直的路旁除了雪鬆就是粗大的白楊。這裏安靜，深奧，美妙，似乎潛藏孕育了一種大氣象。當時的校園也許不夠宏大，但在我們這些四處跋涉而來的往屆畢業生看來，一切已經足夠好了。這所學校不久即更名煙台師範學院，校園也比原來擴大了幾倍，甚至把附近的幾個小山頭也包了進去—現在的母校也許是國內最漂亮最體麵的校園之一吧，記得有一年我陪一個四處遊曆的大詩人去了那裏，他一進門就高聲讚歎起來。
可是在我的心中，母校就是紅樓與雪鬆，就是筆直的路和白楊樹。還有，她就是那種安靜、熱烈、向上、質樸—這一切精神氣質的綜合。現在我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要到南南北北一些大學裏去。可是我覺得她們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像“大學”了。我覺得現在的大學很陌生。現在的大學亂騰騰的，喧聲四起，讓人受不了。當然，現在的大學有現在的優勢與長處，可是我們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受不了。我們隻適合在老式校園裏學習，在那裏有一種更安全更真實的感覺。現在的大學校園裏常傳出各種各樣的故事，都是我們不敢想象的—這大概就是時代的進步與時代的悲劇，可以用李叔同在最後時刻所說的那四個字來概括：“悲欣交集”。
1978年是人心思變、努力向上的特殊年代。在大學校園裏，每個人都想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每個人都在心中崇拜公認的英雄：詩人，科學家，教授，學者，作家，藝術家，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人們的價值標準就是這樣，它和人類千百年的曆史形成的相對固定的標準大體一致。當時人們還如饑似渴地學習，追求自己的目標，並且對種種刻苦的追求深以為榮。不論是深夜還是黎明，隻要走到校園裏隨便一個安靜的角落，都會遇到那些埋頭讀書的人：背外語單詞，背古文。閱覽室裏總是人滿為患，圖書館永遠是人們最向往的地方之一。
入校第一年，我們幾個有誌於文學的人便組成了文學社。因為當時全校有不止一個文學社，也不止一份油印文學刊物。我們的文學社比較壯大，組成的學生縱跨三個年級，出版有最漂亮的油印文學刊物《貝殼》。當時我們的刊物與省內外許多大學文學社團的刊物交換，活動頻繁。文學社的各種文學討論會、作品朗誦會不時召開。是對文學的虔誠無私，把我們這些不同年齡、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凝聚一起。沒有一個人開文學的玩笑，文學在當時是不容質疑的神聖之物。
中文係主任、作家肖平關心我們的文學活動，中文係的老師與我們一起討論稿子。不僅是中文係，即便是化學係、英語係的學生也來參加我們的文學社。我們油印刊物的征稿啟示吸引來大批稿件。當時一些國內公開刊物上發表的一些作品常常為我們所注意，有時圍繞這些作品還發生激烈的爭論。如果有好的作品，就迅速在同學們當中傳閱。學校團委常常把影響較大的小說之類油印出來，如果有人手持一份這樣的打印稿，那是很讓人羨慕的。記得當年有一部長篇抒情詩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我們學校的許多活動—如新生入校歡迎會、文藝晚會、班級文娛表演等場合，都有人朗誦這首長詩。那種群情激蕩的場景至今還曆曆在目。
全係文藝彙演在當年是一件大事。每個班級都要認真準備，拿出自己最好的節目。這成了像春秋兩季體育比賽一樣的盛大賽事。學生會分管文藝的幹部在彙演前要仔細考查審定節目，優中選優。一部作品—朗誦詩、話劇、歌曲，隻要能夠參加彙演，就是極大的榮譽。文藝幹部往往是學校的風雲人物，他們不是漂亮，就是伶俐過人，而且還是文學的半個權威。總之，他們是學校一個時期的象征和代表。人們在回憶往昔的學生生活，就要連同他們一起回憶。他們成了那段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學校地處市郊，不遠處有一座稍大點的山。我們常常爬山。在山頂，一些寫詩的同學就不停地朗誦自己的作品。山下是大片的果園，在果園裏，我們開了不少文學討論會，會上總是爭論得麵紅耳赤。我們當中有出色的辯才，有繪聲繪色的講述者，有強聞博記的人，有衝動起來像個瘋子的可愛人物。
今天看，那時的文學和藝術似乎多了一些。但在當時它們多而不膩，並且是永遠清新，是靈魂深處的需要。在它的麵前，人變得個性分明；有它的牽引，每個人都積極樂觀。轉眼二十餘年過去，生活給人如此鑒定：當年所有摯愛文學和藝術的同學，今天都成為各個方麵非常優秀的人才。他們都在自己的領域裏作出了很大的成績，都始終保持了積極向上的奮鬥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文學和藝術的精神，是生命的創造特性。
在許多的風氣變異之中，能夠始終堅持追求人類一貫追求的崇高目標、不為時尚所動者，也就成了令人敬仰的人。在人類曆史中，有些價值的確是永恒的，比如文學。文學正像一切偉大的事物一樣，也需要有人去為它作出犧牲。當一個人作出了這種犧牲，就獲得了一份光榮。
在學校時，我們都很年輕，我們或許並不太清楚堅持一種道路的艱難與險峻；但是要堅持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這一點似乎是知道的。我們那時還沒有一個人天真到把文學看成是一條鋪滿鮮花之路，一條攫取名利之徑。我們隻是需要，覺得它像光、像水、像食物。
每個人回憶自己的學生生活都會有所不同。我這兒深深記住的，是與她的綠樹紅樓連在一起的文學，是一排排書籍與黑白分明的眼睛，是青春的注視和無邪的期待，是攀登的無畏和相互羨慕……是一段永遠不會變得遙遠的歲月，是鑲嵌了金子的年華。
2001年5月11日
交流的期待和欲望
作家的講與寫／表達的艱難／複雜性
一個寫作者也許最初是可以滔滔不絕講下來的，充滿了激情。但後來就會注意用筆、用文字尋找自己的讀者。因為他會覺得有許多問題不能即席講得清楚，容易陷於片麵。其實寫作也很難表達自己，所以才要不停地寫，才要用複雜的形式和大量的文字。這才稍稍有可能展現複雜的感觸、內在的矛盾及多元的、不可調和的自我衝突。對於他人的有關評價，也充滿了猶疑。當然，對話和寫作中也有共同的東西，這就是交流的期待和溝通的欲望。
外國作家的影響／民族的根性／回到傳統
如同許多作者一樣，創作初期受俄羅斯文學影響較大，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別是屠格涅夫。這些在較早的作品中表現得明顯。後來大家一起接受北美、拉丁美洲作家的影響，最熟悉的如美國的海明威，福克納，傑克·倫敦，索爾·貝婁，還有後來的馬爾克斯等等。歐洲作家如雨果等也讀得比較多。總之，前二三十年吞食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寫《外省書》的前五六年我開始意識到了一個問題，覺得中國作家，特別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如果受外國文學影響過大，慢慢會失去民族的根性，在整體上陷入一種文化的、文學的焦慮。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這種焦慮。而一個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和學者，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這種焦慮，這樣才能自信和強大。大約在這前後十年中，我花大量時間研讀中國古典，並用白話翻譯了一些詩經，還寫了一部楚辭筆記等等。這不過是努力的開始。《外省書》的章法、謀篇布局、結構，都有回到中國傳統的強烈願望。它以人物列傳的方式來結構小說，以此濃縮曆史，這都是古典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