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另一些畫家看重的自然光、外光不同，德加著迷於室內光，留意於燈光下的溫情，那另一種生活的本真與熱烈。在相對狹窄的空間裏，他筆下的人物顯得凸出耀目，飽滿豐腴。他讓人的視線內收，心情斂起。夜生活的魅力、都市的熱度，與他冷靜的畫筆之間形成了奇特的間離。這種張力在他的整個繪畫生涯中能夠保持到底。他的非同常人的收斂與內在，使之走入冷靜明晰，他從不曾美化什麼，即便對於女性也是如此。但是他由此而形成的效果，卻是無法比擬的持久和強烈。
與藝術界思想界一切自信自尊、獨立頑強的卓越人物一樣，德加對於擠成一球的名利場是從來鄙視的。這種名利場的性質中外古今皆然。德加盡可能地避免參加熱鬧的巴黎藝術活動，而且非常厭惡。他寫道：“我以為今天誰要想致力藝術並且有一些成就，或者最低限度想替自己保留最清白的人格的話，就必須再次過孤獨的生活。實在太無聊了。”他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對於這個時代藝術與商品的關係有多麼清醒的認識。他接著寫道：“可以說，就跟證券的價錢一樣，畫幅是由有所獲的人們的衝突所產生出來的；可謂需要別人的思想以求生產出合人胃口的東西，像商人需要人家的本錢以便好從投機中獲利一樣。這一切生意經使精神處於險境，並使評判變成假的。”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孤獨生活意味著什麼，然而這在德加看來僅僅是為了“最低限度”地替自己“保留清白的人格”。
晚年的德加視力不濟，差不多成了盲人。這個時期他卻產生了至為動人的創作，這就是大量的蠟泥雕塑作品。人，動物，所有的形象無不靠記憶和感受去創造，也無不在他深情的撫摸之下變得神采飛揚。這真是“隻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大師的氣脈在蠟泥之間遊走不息，結果它們馬上呼叫歡歌，成為不滅的生靈。這個時刻德加身上所發生的藝術超越，是藝術史上最值得細究的現象之一。熾烈的創造之火熊熊燃燒，直到把一切—連同自己的肉軀一起化為灰燼。他沒有永恒的設想，而隻有勞作的欲望。但是欲望化為過程，也即不朽了。隨著藝術探索的深入和年齡的增長，他幾乎越來越與世隔絕。他真正癡迷的隻是工作，是深思默想，是自己的冥思所欲抵達的那個神境。結果他留下的創造物多到不計其數，但卻不為人知，那麼多油畫、雕塑，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裏，為灰塵所覆蓋。藝術在這兒隻成了生命的基本需要，成了對一己的安慰和記錄，化為一時一地的想念。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精神至上者，是他們的最高也是最後的處境。
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康定斯基的前半生與後來的創作幾乎迥然不同，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他四十三歲之後的作品雖然同樣是濃重刺激的色彩，同樣的熱烈，但質地已經大大改變了。我們知道，在藝術史家眼裏更為看重的是他的後來，談論的更多的也是他的後來，即是他進一步的激變、那些革命性的奇思怪想、形形色色的狂寫縱塗—在他們看來隻有如此才能給以往的藝術世界裏增添點什麼，才能對日益麻木的當代心靈給予驚悸和震蕩。他們注重的是效果，是驚訝之聲，是噓叫和不安的神色，是各種聲音的當代綜合—至於是什麼聲音，那似乎倒並不重要。有時在他們看來是完全不重要的。這就是商業時代的遊戲規則，在這種規則中，複雜的藝術要素幾乎可以大大縮略，以至可以弄成幾句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廣告語—誰違背和忽略了這一規則，那就意味著世俗社會裏的背運，意味著推銷經營的失敗。在現代社會，這已經成為一條不變的藝術／商業原則。
康定斯基是深諳此道的，所以他的後半生是不擇手段的，更自由更果決，能夠忘乎所以。他的確在商業上的成功率比以往高得多。
在現代，各種聲音的交織作用之下，清晰的思辨和深入的悟想已經被淹沒，有時即便不淹沒也足以混淆不清：或者被塗改，或者被扭曲。現代的狂想曲是一輛急速旋轉嘶嚎一路奔馳而下、一直衝向未知懸崖的飛車。而藝術從來就是這種狂奔和瘋癲的直接表達和伴奏，是作為一個時代的表征。所以藝術製品在方法以及目標上，本來就可以有各種嚐試，有各種實現自己的方式—不言而喻，可以更加毫無忌憚地製作皇帝的新衣。一個藝術家如果能把無數這樣的新衣在藝術的長廊裏懸掛，一旦多到阻塞了通路和視聽，也就來到了所謂的“成功之日”。在當代，這已經成為一條無情而現實的規律。
時下的商業時代，能夠伸手指出這一皇帝新衣的，也隻能是“當代兒童”—以兒童般的純潔無私，以他們新鮮生命的勇氣。除此，我們將沒有任何辦法，我們真的將無計可施。
一個對於當代世界做出如此強烈的反應、滿目都是激越高歌與群弦和鳴的藝術家如康定斯基者，竟然也在憤怒絕望的藝術生涯的後半生穿起了皇帝的新衣。他沒能超越自己的時代—他在那個關鍵之期，在藝術激變的分水嶺上隻要稍稍地超越，也就走向了真正的卓越。可悲的是，當代藝術史與商業之道始終是合而為一的，它們需要的永遠隻是簡單明了，通俗易懂，是一望而知的“特征”和“標誌”。舍棄了這些，即無法對匆忙急躁的現代人作出解釋。無法解釋即無法推銷，當然也無法“著名”。然而在種種的“成功”背後也仍然充滿了藝術家個人的辛酸。這兒有一個難以回避的簡單事實即是：任何“著名”都是由不同的元素組成的，人們在分析種種“著名”的同時，首先要考察的還是這些元素，是它們固有的質地。
人們在冷靜的時刻會請教那些振振有辭的“裏手”，請他們指出那些抽象畫如《研究的重要三角形》《無題》和《微光》之類的“偉大絕妙”—緣何“偉大”、又緣何“絕妙”？有人也許會無數次言說其“藝術的根據”—一個一生都忙於繪畫的藝術家怎麼會沒有一點“藝術的根據”？問題是這些所謂的“根據”能否支撐並一直支撐下去？要知道它們全力頂起的是多麼沉重的存在，它稍有不慎就會坍塌的。
我相信自己的疑慮並非陷入一種怪圈，也並非一定要回到古典主義或新古典主義，以至於印象派；並非為了把現代藝術創新下延到印象派為止，在此劃上一道可笑的藝術底線。我所求證的隻是藝術作為一種生命現象，它的深刻感與形式美，它源自心靈最終又要回到心靈的不變的規律—以及充斥其間的自娛心態與遊戲性質、它的合理性與必要的限度—諸如此類。這大概既不算苛求，也不算複雜。
畢加索（Picasso Pablo 1881-1973）
麵對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強悍茁壯、偉大狂放的藝術家，我們常常隻有驚歎。其他都是驚歎之餘，是曲終之後的惋惜與回味，或許還有細細的咀嚼—品咂之中的苦味和甘甜，以及鹹澀。
在人類的曆史上，有一些藝術家是難以超越的，他們本來就是這樣一些強大特異的生命。這些生命仿佛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一生可以縱橫塗抹而不知疲倦，聲域出奇地寬廣，既可以放聲嚎唱也可以淺唱低吟。當他停止創造的時刻，也就是他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刻。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擁有一個長長的生命、漫漫的創造的曆史：從很早即開始起步，直到最後才緩緩終止。畢加索最早的作品是十歲左右畫出的，如十四歲的《裸腳女孩》《老漁民》等傑出的作品—僅此一條就決定了這是一個非凡的繪畫天才。這個稚嫩的生命竟然對人生和世界的苦難、對世間奧妙知道得那麼多那麼早，這難道僅僅是“學而知之”嗎？麵對這樣的人物，我們使用慣常的和耳熟能詳的、已有的那點兒知識和經驗去加以解釋，夠用嗎？
縱觀他一生的無數作品，可以從中找到各種傾向各種情緒，這些奇跡領略不完也詮釋不盡。它們本身即組成一個宇宙，其中繁星閃爍，風雲變幻，既有風和日麗也有雷鳴電閃，更有驚濤駭浪。那種動人的美，讓人過目不忘的最為獨到的呈現與表達，簡直比比皆是。我們可以一口氣列舉出《站在球上的孩子》《特技表演者的家庭與孩子》《奧爾嘉肖像》《持扇的女子》……多到一時難以窮盡。最偉大的藝術家，他們的心底從來都是充斥了不安：懷疑自己的意義、自己的創造、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們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懷疑。這種懷疑的結果就是藝術生涯中的無數次激變，是無頭無尾的探求，大嬉戲和大玩笑，包括大絕望大痛苦；還有惡作劇，裝傻與佯瘋，傲世與自卑，欺世與自欺……是這一切綜合一起，讓後來人去清理和辨析，去極為困難地分揀。後來人常常是不知所措的，他們也過於認真：在這亙古未見的一大攤斑駁燦爛麵前也大半隻有歎息，而沒有能力去鑒別—他們甚至在這樣的生命麵前連起碼的冷靜都要喪失，視聽失靈。這就是藝術家和受眾的雙重悲劇。這種悲劇正沒有個終止。畢加索的悲劇正沒有個終止。
有人不止一次指出他是現代繪畫史上的“巨靈”，除了“野獸派”以外，幾乎開創了所有潮流的先河。這似乎是一個事實。但所謂的“潮流”和“流派”就真的那麼重要嗎？是的，它們使當時和後來的藝術處於激活狀態，它們也使各種嚐試變得可信和可能。但這些就是無可置疑的成就，或者幹脆就是最重要的成就嗎？當我們麵對一大堆千奇百怪、巧思百出，有時直接就是醜陋怪異到目不忍睹的東西時，難道不應該產生一些懷疑嗎？
是我們錯了還是當年的大師錯了？追問的結果是：大概誰都沒錯。是時代錯了。我們的確生活在這樣一個沒有秩序、道德混亂，一切都失去了標準的商業和技術的時代。人類正被物化、異化，正在走入失去自我的現代荒漠。作為個體，一個生命，你盡可以呼號，但沒有回音，更沒有應答……至此，我們或許可以稍稍窺見畢加索當年的傷痛。人類對於這個時代的最好最有力的反抗，大概也就是像當時的大師那樣，做下這瘋癲無忌、大喧嘩和大遊戲了。他要可意地盡情地嘲諷一番，既嘲諷自己，又嘲諷時代；既嘲諷去者又嘲諷來者。因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達心中的全部感觸、百纏糾結無從擺脫的矛盾與痛苦。最盛的生命力，最深的牽掛，最長的憂慮，還有最強的悟性—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一旦麵對著捉弄人的上帝，又能怎樣呢？
不僅如此，他還要麵對一個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時代，特別是一個虛榮的時代。看來一個藝術家被逼到了盡頭，就偏要穿上皇帝的新衣，偏要以此為樂—他與另一些人的不同就在於他的自覺與清醒。畢加索興之所至任意塗抹，像兒童一樣嬉戲不休，上下遊蕩四方徘徊，進入化境般的流暢自如，實際上卻是隱含了一個生命的全部悲涼無告。這兒有淚水，有傻笑，更有絕境的哀求；在他這兒等於是以歌當哭。一個天才的生命在大限麵前，在那個殘酷的必要來臨的猙獰麵前，也隻有報以相同的猙獰—不，是鬼臉，是苦笑，是喜上眉梢的大快意。
就最後而言，就其背後的意義來說，畢加索是消極的。
他沒有將一個人追求完美的努力、將這種生命的搏鬥進行到最後。他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屈服。我每一次看到他的不可征服的創造，就在心裏發出悄悄歎息：偉大的畢加索，屈服的畢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