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畫家的視角去感受那些畫幅，總是被一種目光所打動。這溫情的目光撫摸了童年景物，故地田園，水和房屋，還有樹—一些經曆了滄桑歲月的大樹。他看它們時非常專注，一枝一丫都未放過。它們壯年的蓊鬱和老年的蒼勁，在北風中的麵色，在細雨中的欣然，都再明晰不過地被呈現和被記錄。他的樹不同於梵高的樹：後者是綠色的火焰；他這兒卻是兄長和老人，是歲月的見證。
他畫出的一切總給人一種純稚感—好像我們在傾聽一個永久的童年的述說。滿篇的單純明淨，潔淨無汙，熱情而又好奇。這種感覺而且能夠保持到底—即便到了後來，到了畫家本人不再那麼工於細節的時候，他畫下的一切也仍然給人極少見的清新純潔。這時候他像所有藝術大師的“後來”一樣：更大膽更潑辣，更迅速更簡明，直奔彼岸，然而卻是那樣堅定和準確。
這個終生不渝的大自然的歌手對藝術充滿了信任。相信藝術，這是他那一代大師的重要特征，這使他們不會輕易嬉戲和嘲諷。他是20世紀前夜最後一批立誌夯實藝術的道德之基，不倦追求真善美的傑出人物。他的好奇心從未減弱，雖然在探求之路上也充滿了懷疑和焦慮，但這些總是化為更大的勇氣。對他和他那一代的畫家來說，當時還沒有充足的頹廢的理由。
一個藝術家隨著年齡的增長，不一定能夠始終如一地守住心力。這是一個現實規律，是每個人都要遭遇的。問題在於能否堅韌，不致過分渙散。在有的人那裏，掩飾這種渙散的方法就是創作風格的巨變，如憑借純熟技法的慣性—恣意狂塗、故作笨拙、裝瘋賣傻等等。這也是每每奏效之方。西方藝術家常常到了老年就神往東方，開始了大寫意。可是他們沒有寫意的東方文化做柢，其作品十有八九成了可疑之物。而一個東方迷總會不問青紅皂白地噓叫，好像發現了神奇。不僅西方，即便是東方藝術家，一般而言到了老年寫意更狂—其本質也還是如上原因。心力，意誌，信念，這一切其實是對一個藝術家最後的、也是最苛刻最艱難的考驗。
誰能貫徹到底呢？
在作家隊伍裏，托爾斯泰和魯迅能夠；在畫家那兒，列賓和大衛能夠。當然，我們還可以一口氣列舉許多，比如現在我們正談論的康斯太布爾。
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
當一種藝術走向沒落之時，反而會進一步呈現出表麵的華麗與完美—內裏卻是雙倍的軟弱與輕浮。18世紀中葉的法國繪畫藝術即是如此。於是一場變革勢所難免，“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大衛就崛起在這個時期。他像一切繪畫史上的標誌性人物一樣，近乎於挽救了一個時代。實際上他們總是為當時的畫壇注入了偉大的力量，從而使自己的藝術不朽。每個曆史時期都在默默等待自己的激情，等待它的一次衝決和刷新。大衛就是這樣的人物，他在屬於自己的時代裏表達得何等充分而徹底，毫不猶豫地抓住了自己的曆史。
一個人的力量、意誌、堅定性，特別是忘我的追求，都會在一種創造中得到真實記錄。大衛與一般現代畫家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幾乎找不到一筆的嬉戲與草率，更沒有那樣的飄忽與猶疑。他的堅毅和生氣，一往無前的氣概，都是現代繪畫史上鮮見的。他是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的一個巨人，其高大的身影幾乎遮蔽了很大一片空間，成為一個時期內引人注目的向導。
《周濟貝利薩留》《荷拉斯兄弟的誓言》《蘇格拉底之死》《凡爾賽網球場上的誓言》《薩賓的婦女》《拿破侖的加冕禮》《馬拉之死》……這個名單還可以開下去。它們全是光彩四溢的、非凡的傑作，真正意義上的鴻篇巨製。我們站在這樣的畫幅前，會感受被擊中和被攫住的神秘力量。仿佛又回到了某一個瞬間，不滅的目光凝視過來，我們無形之中置身其間，身上落滿曆史的塵埃。多麼神奇，這一切正是大衛的心靈所造就，而非其他。因為他所描繪的曆史情節業已存在，僅僅是他如此再現。這就是曆史的選擇，是藝術家的命運。與同時期“洛可可風格”下輾轉的眾多畫家不同，他具備了時代的衝動。他擁有了一種偉大感，心中產生了巨大的動議，這即是他的藝術生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後果。偉大的關懷成就了史詩，鑄造了一種永遠激動人心的力量。由他而後，畫家們可能再也無法靠近新古典主義畫風了，隻能另辟新路。這是一個令後來者自我憐憫和暗中羞愧的巨匠。
當一種藝術走到了極端的高度之後，藝術的曆史就大步向前了。大題材大場景、明確無誤的筆觸，從此也就得到了回避—它催生了現代主義，加快了它的步伐。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衛也可以看做是現代主義的間接推動者：他，以及和他相類似的人物，逼緊了一場現代主義的操練。
新古典主義並非隻是熱衷於曆史的大場景和大人物。它的要害是能夠捕捉曆史。眾所周知，大衛身處法國大革命時期；但一個置身其間的人往往會忽略事實本身，將深刻的百年一現的偉大瞬間放走，所謂的擦肩而過。可是大衛當時不僅熱心投入，而且直接就用一支如椽巨筆記錄了這場運動。仍然是史詩的筆法，恢宏的場景：廣場，宣讀誓言的國民公會總裁巴伊，熱情洋溢、異常激動的雅各賓派首領羅伯斯庇爾，這就是凡爾賽網球場上的一幕，數不清的人頭攢動。
大衛說：“我全無野心，隻追求藝術的榮耀。”懷著這樣的雄心與信念，他還畫下了馬拉被刺的駭人一刻、拿破侖的加冕……非凡的時代與新古典主義，重置乾坤的人物與雄心勃勃的藝術家，這二者在今天看來真是相得彌彰。
大衛的雄健，隻有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藝術才能找到源頭。這是那個特定時期的特定支援。可是大衛並未簡單複製古代，而是從自己的生活現實中汲取固有的精神。這就是他的神奇之處。一個藝術家掙脫時代精神而獨具氣質，這隻會是一句空話和一種幻想。我們如果翻開那個時代之頁，就會發現它們是由真正的巨人寫就的，大衛隻是其中一員。試想，有多少人可以親睹拿破侖並畫下他的行跡？又有誰會當麵感受雄辯的羅伯斯庇爾的口吻？在一個個氣貫長虹的人物之側，呼吸自然會有不同。
巨人遠逝，椽筆歸庫，巧妙曲折的現代主義藝術即將走入縱心。在接下來的這個時期，畫家們將在莫名的呻吟中畫出一堆堆的小人兒，還要畫下一些毛茸茸的圖形和線條，一些絕妙空洞而又乏味無聊的幾何體。
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
風景畫走到了18世紀，英國出現了一位印象派和抽象藝術的先驅—他與另一位風景大師康斯太布爾又有不同，雖然他們隻相差一歲。康斯太布爾這樣評價：“透納創造了一個絕好的、輝煌的、美麗的形象。”那麼透納比起康斯太布爾又有什麼不同？他們同畫自然，置身英倫三島，其繪畫個性卻大異其趣。
他們都是風景畫大師，稱得上英國同一時期的雙璧。但是透納更注重光色變幻，他簡直是以光為核心營建自己的繪畫境界。還有，他是一個更加不知疲倦的藝術家，一生竟創作了兩萬多幅作品，激情滔滔。他不僅迷戀湖光山色，對纖細美妙的局部品味再三，而且專注於一些曆史和現實的大場景，善於表現英雄主義和崇高精神。《埃及的第五個災難》《埃及的第十個災難》《迦太基帝國的衰亡》《從梵蒂岡眺望羅馬》《使神莫丘利與赫司》《暴風雪：漢尼拔和他的軍隊穿越阿爾卑斯山》……這些古典主義的好材料被透納用全新的方式表達了，從而煥發出新的生機。他在當代時空的光影變幻中感知著曆史的瞬間，顯示了一種深邃和博大。以前沒有人像他那樣畫過暴風雪—軍隊—征戰：太陽烏雲山峰，風與光的旋動，雲與雪的糾纏裹挾，林立的刀槍與士兵。這裏的一切都表現出撼人的天怒人怨，鬼神共泣，命運無測。他把自然置於絕對強大的地位，而把人置於相對弱小的地位，於是進一步突出了人生無常、掙紮的殘酷和生存的冷峻。
他特別擅長表現危急場景和災難事變，這也與一般風景畫家的田園風味不同。火山爆發，船難，怒濤，他都給予切實的記錄。一種隱含於宇宙的力量被他感知，捕捉，讓其懷著某種恐懼和敬畏畫下來。他每每驚異於大自然的無窮偉力、它的喜悅和暴怒。大自然可以像少女一般和煦溫柔，又會像雄獅那樣撕碎一切。這兒，他的自然觀遠不是那麼簡明和單純。他不僅徜徉和沉浸在一種田園詩的氣氛之中，不僅是謳歌所謂的小湖鄉路，田間茅舍。
顯而易見，他的筆力與趣味都有些難測和特別：既有強烈的古典氣韻，又有濃鬱的田園情調；既能借助古典主義的餘韻，又有下一個世紀的風尚—他特別驚人地畫出了《東考茲堡音樂會》《甲板一景》《佩特沃斯屋內》這樣一些現代意義上的傑作。在這裏他把抽象藝術的意味和技法給予了豐盈透徹的表現。多麼炫目的色彩，光線飛揚，大色塊，模糊的輪廓，強光幾欲融化一切。他的確站在了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結合部上，成為橫亙兩個時代的大師。讀他的畫，既可以懷念遠古，特別是古羅馬古希臘的崇高偉岸，又可以將思維馳騁到無邊無際的現代。在他這兒，風格幾乎沒有受到主題的冷酷約束，他似乎可以站在未來去遙望遠古—在迷離的抽象與印象中，在正午的強光下，在清晨的霞光與霧氣交織間，在黃昏的火焰裏；沒有刻板的戒律，揮灑意氣，自由奔放。
《希洛與黎安德的分離》《海浪與防波堤》《狂浪中的海豚》，這些畫風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是那樣刺目。如果沒有類似衝決的勇氣，沒有背向虛榮的信心，很難想象會有這種嚐試。這種意念愈到晚年愈是強烈，簡直一往無前。他的豪誌與心情，單單是從題材的選擇上也可窺見一斑。他把大量精力花在大海狂浪的描繪上，風暴，大雨，渾渾茫茫的天空。在這千變萬化的世界裏，他找到了藝術表達上無限可能的空間。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進一步走入了一種開闊的大象，一種探究不寧的情緒。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仍然在前往，而不是安息和退居。他在逝世的前一年還畫出了夢幻般的《艦隊的出擊》—畫麵上有航道，有一群婦人，但是艦隊在哪兒？它們至少沒有清晰的具象。
除了畫油畫，他一生都堅持畫水彩。大量的水彩畫是透納重要的創作部分。在他這兒，水彩洇濕了古典畫幅上幾百年的幹燥與皸裂，而且最後將兩種畫法合而為一；他在水彩中找到的單純和喜悅，讓人明顯無誤地感到了。
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
德拉克洛瓦小大衛五十歲，算是同時代稍晚的另一位雄心勃勃的人物，其豪誌與氣魄似乎足以與前者比肩。大衛是古典主義的旗手，而德拉克洛瓦則被稱為浪漫主義的靈魂。我們知道，任何的“主義”都會對一位偉大的藝術家造成損傷，因為什麼“主義”也無法概括一個特異的心靈。但是那些古往今來的藝評家們正是靠各種各樣的“主義”來生存的，丟棄了這些，他們也就等於丟棄了語言。而在麵對以全部生命奔赴自己藝術的巨人，我們理解力最好的時刻常常隻是無言—無言的感悟，在沉默中壓住一個怦然心動。
他是在過去和現在、在畫壇內外都得到心儀的人物。他的《自由領導人民》的形象塑在了法國的凱旋門上，他的長達四五十萬言的日記用各種文字在這個世界上大量印刷。他是一位真正的不朽者，一個時期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同時又是一位在漫長的繪畫史上永遠使人翹首以望的偶像。從藝術史的角度看，他已經遠遠衝決了特色與風格的圍籬，走向了大匠的曠遠。激情，雄心，史詩氣魄，高貴，這些用在他身上不僅毫不為過，而且還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