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結襦之初，趙明誠尚在太學，經濟不甚裕如，但為搜訪古器圖籍，往往“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於是夫妻“相對展玩”，共同過著時人憧憬的悠閑恬靜生活。中年以後，他們由欣賞而進入辛勤治學的境界，“每獲一紙，即共同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劄精致，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
他們在嚴肅治學中也時有高雅情趣的遣興，“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地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後序》這段文字洗煉明晰，一如聞聲見人，逸興遄飛，令人神往。以茶角智也反映了宋代“鬥茶”風習的影響。宋朝是非常講究“茶道”的朝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無不好此，並著書立說，加以理論化，如宋徽宗撰《大觀茶論》、蔡襄撰《茶錄》、黃儒撰《品茶要錄》……社會上一些文人雅士等也流行一種“鬥茶”的生活情趣。從李清照夫婦的詩詞和趙明誠的題跋中都不止一處地提到茶。可見李清照夫婦之嫻於“鬥茶”技藝，因而在比賽彼此記憶力時也自然地接受了“鬥茶”風習的影響，由此可見夫婦間形影不離的和諧歡暢。這樣刻劃夫婦間的情深意濃已達到了入微的程度。這種雅趣也絕非沈三白《浮生六記》所能倫比的。
亦僧亦儒屈大均
明清之際有一位亦僧亦儒的詩人，名聲很大卻被清乾隆帝痛罵作喪心無恥之輩的，那就是明清之際的嶺南文化代表人物屈大均。他原名紹隆，或作邵龍，自號翁山，一號冷君。當和尚時釋名今種，字一靈，又字騷餘。廣東番禺人。清朝入關正式建立政權時，他隻有21歲，僅僅是個秀才，算不上明朝遺老。他生活在清朝達50餘年，但一直不仕，表示與新政權的不合作態度。時而以儒者麵目出現，傳播儒家傳統文化；時而又遁跡方外，以一種傳統逃禪方式來對抗新政權。屈大均似乎不存在什麼“屈節”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他深受儒家“華夷之辯”的影響，視滿清為異族，既不肯臣服，又無力反抗，於是就利用語言文字來保存和宣傳華夏文化，盡量反映嶺南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等等方麵狀況，從而對嶺南文化作出了極大貢獻，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行為當然不容於新政權，隻不過當時清朝正忙於處理三藩、台灣等重大事件，遂使屈大均生前逃脫了災難。直到乾隆中葉，乾隆帝對漢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他為了穩定國勢曾展開過一次表彰有明故臣忠義，貶斥降臣喪節的運動，采取不合作態度的屈大均才被納入遭痛斥者之列。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日的一道上諭中曾對逃禪的金堡和屈大均嚴加斥責說：“金堡、屈大均輩之幸生畏死，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乾隆帝是深明文字傳世的效用，果不其然，屈大均正因其所著《廣東新語》及其它詩文作品的流傳，雖遭乾隆冥誅，但仍能以文字傳世，並成為嶺南文化的代表人物。
屈大均廣交著名學者顧炎武、朱彝尊、閻若璩等，遍遊京師、遼東及山陝，所至之處就有人可能請教有關嶺南文化的問題，他便詳盡地介紹廣東十郡的所見所聞，積累既多，乃詮次成書。這部書不僅從文獻記載中搜輯，而且還經作者實地考核驗證後寫錄，其可信程度自較一般耳食者為高。作者本著君子知新的原則，舊材料隻占十分之三，而有關現實問題的新材料則占十分之七。所以名其書日《廣東新語》。這完全符合現在“詳今略古”的編纂原則。300年前有此卓見，亦屬難能可貴。
《廣東新語》記了許多清初的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農業中的經濟作物與特產，對莞香、蒲葵、甘蔗、龍眼、荔枝等的種植與經營都有詳細記錄。手工業製作有“石灣鋼瓦勝於天下”和“佛山之冶遍天下”等讚美的說法。商業在這種環境中必然倍加興盛，並造就了“天下商賈聚焉”的廣州名城。《廣東新語》對廣州曾作了如下的描寫：“當盛平時，香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繁盛的經濟狀態自然地加強了人際交流，推動了文化發展。這種經濟優勢不僅是舊嶺南文化的沃土，也將是醞釀新嶺南文化的肥壤。從《廣東新語》中正可以嗅出嶺南地區新的文化信息。嶺南文化在區域文化中能獨具特色，自成格局，這與其社會背景是有密切聯係的。清初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反映嶺南風物的詩作，被稱為嶺南三大詩家的嶺南詩派；伍崇曜輯嶺南先哲遺著60種為《嶺南叢書》，更其深入地弘揚了嶺南文化；而近代高劍父創建的嶺南畫派則以其獨特風格馳譽中外畫壇，又無一不與這塊沃土有關。某種文化的出現、發展與形成，如果缺乏一塊適宜的土壤，那就不啻是一種緣木求魚的蠢念。
清初大學問家顧炎武的得意弟子潘未曾在為《廣東新語》所撰的序中概括該書的價值說：“遊覽者可以觀土風，仕宦者可以知民隱，作史者可以征故實，搞辭者可以資華潤。”後百餘年的四川才子李調元，著述已富，猶撮錄《廣東新語》而成《南越筆記》。這在李氏似文德有虧，但亦可見《廣東新語》之見重於後世，而嶺南文化由此而益顯於世。
母女詩人
獨佩時增感，裼裘無因不禦寒……”從詩中可見左氏仰事俯蓄的艱難。左氏生平詩作甚豐，其次女曾懿、五女曾彥皆工詩文，精繪事。曾懿適湖南提法使袁學昌。學昌母左錫璿，亦工書法詩詞，所作有《紅蕉碧梧館詩詞》，與曾懿母左錫嘉為姊妹行。曾懿工篆隸，嫻詩詞，夫妻共好搜集、校勘金石碑版文字，有宋人趙明誠、李清照的閨趣。曾懿又精醫學，所著《寒溫指南》、《婦科良方》、《診病要訣》等多種，已收錄《曾女士醫學全書》中。曾彥(1857～1890)，適陝西大荔知縣張祥齡。曾彥能詩畫篆隸，所著有《桐鳳集》、《虔其室詞稿》及《娩林漫錄箋》等傳世。曾彥曾學詩於晚清詩人王閩運，為湘綺女弟子。又崇敬經學大師俞樾，時以未列門牆為憾，病中猶有詩雲：“伏生老去傳經卷，願作來生立雪人”，表示對俞樾學術成就的向往，可惜英年早逝。
左錫嘉、曾彥、曾懿母女三人均以詩名，為清代女詩人中少見的母女詩人，其生平除見收於《清代閨閣詩人征略》、《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等多種著述外，近人劉詠聰擬編的《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也錄其事跡。
林則徐的取法前賢
1995年是林則徐誕生210周年，福建省社聯為之召開學術討論會，主題選定為“林則徐與傳統文化”。這是～個很值得討論的題目。林則徐是一位受傳統文化影響極深的曆史人物，是善於從曆史人物和前輩的示範行為中獲取榜樣力量的人。他對曆史上受傳統文化精心培育而卓有業績的著名曆史人物非常尊敬。早在嘉慶二十四年剛入仕不久，他在被派充雲南鄉試正考官的赴滇途中就訪問了有關張騫、曹操、諸葛亮等著名曆史人物的遺跡，從中吸取這些人物體現出來的傳統文化的精粹來充實自己。道光二年，他不過隻是浙江的一個中層官員，就在杭州倡議集資整修明於謙祠墓，並為之撰
林則徐不僅心儀古人，對其近人之有卓立特行者也多所取法，以為師範。康熙名臣慕天顏，在江蘇特著治績，林則徐為《慕中丞疏稿》撰序時倍加推崇而有所感慨地說：“安得如公才者而挽之今日耶？”並表示要遵行成法。林則徐的另一位楷模是鄉先輩林希五。林希五以舉人補寧德教諭，曾因抨擊福建貪官按察使錢士椿被羅織入獄，遣送新疆，備受淩辱。釋回後年過花甲，依然讀書作文，意氣不衰。所著《林希五文集》，僅僅22歲的林則徐為撰後序。這篇後序充滿著仰慕同情的內容，表明林則徐受林希五思想、品德、行動的影響頗深。這種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言行影響對林則徐日後進入統治集團後仍能保持與一般封建官僚有所不同而獨具特色，是有重要作用的。
林則徐還得益於當時任福建巡撫的張師誠。張師誠是一位久經世故，並有豐富從政經驗的疆吏，林則徐早年受知於張，是張從縣級幕友中選拔入撫幕而著意培養的，這給年輕的林則徐深深地印上選賢任能的痕跡。林則徐居張幕下四五年，親炙於門下，得到無數政治經驗的傳授，林則徐還從張師誠那裏“盡識先朝掌故及兵刑諸大政，益以經世自勵”（《續碑傳集》卷二四）。張師誠曾總結其施政有效的內容是：“先理淹禁濫押之囚，兼除弄法害民之蠹。盜匪惡棍，當思勾捕之條，毋許快役縱漏。農田水利，當思清源之法，不使豪強兼並。重師儒以勸學，勤撫字於催科。”（《一西自訂年譜》）林則徐日後的種種施政大體不出此範圍，益以見他與張師誠二人間之相承關係。
林則徐取法前賢而受到傳統文化優良部分的培育和灌輸，彙聚融合成指導他一生言行的思想資料。這些思想資料是他建功立業的肥土沃壤。中國傳統文化有優良部分，也有糟粕部分。當然前者占有主要地位。林則徐博收約取了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內容，對內能以允執厥中的態度，較好地施政，成為人們基本上共識的能員幹吏；對外本著中華民族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優良傳統而探求域外事務，開一代新風。中國傳統文化優良部分所凝鑄的思想資料對培育人才上所具的作用與價值，於林則徐可得一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