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瑩的邊疆史地研究
清代中期，學術界頗多留心邊疆史地，但注重西北者較多，其能全麵研究西北、西南者，當推姚瑩。姚瑩字展和，號石甫。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年(1785)生，鹹豐二年(1852)卒，年68歲。鴉片戰爭時任台灣兵備道。頗留心世務，後以抗英獲罪。道光二十四年，方釋出以同知、知州至四川補用，曾多次奉命至乍雅、察木多地方處理藏僧糾紛。道光二十六年二月返成都。乍雅在今西藏自治區東境與四川接界的寧靜山一帶；察木多即指康藏地區的“康”。在此期間，姚瑩著述不輟，撰成《康鞘紀行》16卷，有自序概述其撰述緣由及主要內容：“大約所記六端：一、乍雅史事始末；二、刺麻及諸異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勢風土；四、入藏道路道裏遠近；五、泛論古今學術事實；六、沿途感觸雜撰詩文。”清人為姚氏撰傳銘者頗多，如吳嘉賓的《求自得之室文鈔》、徐子苓的《敦艮吉齋文存》、徐宗亮的《善思齋文鈔》及陳衍的《石遺室文集》等均記其生平。子浚為撰《年譜》。
是書凡16卷，內容繁富。凡川藏史地、域外知識、詩文考訂皆所涉及。如卷五《西藏大蕃僧》、《西藏僧俗官名》、《蕃爾雅》諸則於西藏製度、語言均有簡賅記述，足資考證。又《木蘭生地時考》既據《木蘭辭》，又旁征典實而考定“木蘭蓋古武威今涼州人也。其從軍事在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後，宣武帝景明、正始年問。”此亦可備一說。
撰者於探求域外新知最服膺魏源，尤推重《海國圖誌》，譽其書為“餘數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書可以釋然無憾矣。”是書卷16為附圖，集當時已有之世界地圖於一編，除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陳倫炯等所製之圖外，尚有姚氏所製之《中外四海輿地總圖》、《新疆南北兩路形勢圖》、《西邊外蕃諸國圖》、《新疆西邊外屬國圖》、《西藏外各國地形圖》、《乍雅地形圖》等，皆各有圖說。此不僅可供地圖學研製之參考，亦以見中國近代學者對地理知識及域外情況的了解程度。
姚瑩於鴉片戰爭中，非常欽佩林則徐的事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在由乍雅返成都途中，聞林則徐召回，喜而作《林製軍內召》詩，中有“五年中外齊翹首”和“明詔應收父老淚”等句，表達出林姚沆瀣之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林赴任滇督，途經成都時，姚又專函介紹《康輜紀行》一書說：“予役兩年，成《康輶紀行》十數卷，紀所曆山川、風俗、人物；雜論古今學術、文章、政事。因考達賴、班禪、黃紅教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漸；因考前後藏而及印度、西域諸國以及西洋英吉利、佛蘭西、彌利堅之疆域情事，詳著之以備中國撫馭之宜。”（《東溟文後集》卷八）
書後有葉棠一跋，說明此書寫定於道光二十八年歸桐城故裏之時，而葉氏則為是書繪圖並校閱全書。另有同治六年方複恒跋，記重刊此書之事。
《識小錄》是姚瑩晚年編定的另一部有關邊疆史地的著作。他於《康輶紀行》的自序中曾說：“瑩自嘉慶中，每聞外夷桀驁，竊深憂憤，頗留心茲事，嚐考其大略，著論於《識小錄》矣。”是此書亦為姚氏有所發之作，非徒隨筆小錄而已。
是書多為曆年讀書心得，兼述異聞掌故。道光十三年曾有陳東海為之校定存稿，分編甲乙，並加弁首，稱其“歲月積累成四五十卷，嚐以假人，亡其八九，餘稿無幾”。是此書當為姚氏幸存殘編。姚氏置稿篋中，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始付剞劂，並附注陳氏所定甲乙於條目之下，以存不沒故人之義。姚氏複於陳序後附記刊行緣由。今讀刊本，深惜其散佚之甚！
姚氏是嘉道學人中博學多通者，議淪頗多新義，而用世之誌未申，乃寄情於學術。此書對經史詩文、釋道天文、軼聞掌故皆有所考辨，約其大端有： ．
其一：姚氏於漢宋之爭，門戶之見雖不深，但極尊朱熹，如卷-《朱子之學先博後約》條認為漢唐諸儒所長典章製度、名物訓詁與宋儒的專精天人性命之理是人的精力各有專注。惟有朱熹則是“通材宏智，博學多能”，“非漢唐諸儒所及”，“蓋孔子以後一人而已”。其《性與天道》條則謂朱熹“見理分理，澈上澈下，諸所發明，皆得聖賢不言之精義”。此說似尊朱近理，但同卷《讀書大義》條論理、器、數的關係則又歸於平實。他雖說“器統於數，數統於理”。卻反對“托諸空言”的理，而主張“見諸行事”；如“舍器與數”，“人自以意為理”，則“異端邪說之患又生”。故斷言日：“世儒言理者或指器數為糠秕，而好器數者又譏空理之無據，胥失之矣。”所以我認為姚氏之學宗宋儒而不流空疏，好實學而不落煩瑣。姚氏於評論人物也獨有見地，如卷二《穎考叔》條評《左傳》為“左氏浮誇，非獨紀事好奇也，其稱人也多失實”。並舉《左傳》論季文子之忠、鄭莊公之禮、穎考叔之孝皆為“舍其大而錄其細”。此正以見姚氏論人在取其大節。
其二：姚氏於書中多述釋道，卷-《釋氏五劫》、《佛名解略》《觀世音》，卷三《六根六塵六識》、《五眼》、《五山十刹》，卷四《三清》、《玉皇大帝》諸則皆為釋道詞語訓詁。卷二《佛教傳授源流》記教禪分門別宗，頗稱簡要有緒。卷四《道書》、卷五《釋氏經卷》可稱釋道典籍目錄。
其三：姚氏於詩文也多獨抒己見，如卷三《李義山詩》條稱：“世知玉溪生善學杜詩，而不知杜詩有酷似義山者。”《杜詩立言不類》條稱杜詩“言浮而誇”，有“文人習氣”。卷五《惜抱軒詩文》條對桐城宗主姚鼐的詩文進行全麵評論，雖有揚祖德之處，然議論頗有可取，不失為研究桐城文派的資料。《梅村送浮屠文》條譏梅村不善為文，既於儒學無得，於佛法也屬影響之間，而其皈依與錢牧齋同旨，立論不同於一般斥錢諒吳者，殊快人意。
其四：姚氏對曆史與現狀之論述兩不偏廢。如卷四
他如卷六記清疆吏武將軼事，足以見姚氏之博學而嫻於掌故。若姚瑩其人，事功學術均有可紀，而近代史學著述中頗少涉及，殊感憾然！
日藏漢籍與黎庶昌
在日本有許多文庫和圖書館都庋藏有質量俱佳的中國占籍，通常稱之為日藏漢籍。如靜嘉堂文庫是為中外學者所熟知的一座日藏漢籍的專業圖書館，它以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歸安陸氏醑宋樓為基礎而創建。天理圖書館是天理大學所屬，也收藏有國寶級的漢籍。其它尚有為數甚多的文庫和圖書館都藏有數量不等的漢籍，有不少屬於珍本秘籍。
漢籍流日，由來蓋久。據日本最早一部漢籍目錄《日本現在書目》所載，9世紀末日本從中土所得漢籍已達1 579部、16 790卷。從當代日本著名學者、關西大學教授大庭修博士在其所整理和編寫的《舶載書目》二巨冊中可以看到江戶時代漢籍流日的盛況。1961年冬，東洋文庫的東洋學信息中心所編一部有關的漢籍目錄集成之中，又彙編了從江戶時代到昭和三十六年日藏漢籍各藏書點的漢籍目錄。從這些書目中可以看到中國古籍在日本的庋藏狀況；但當我麵對某些被定為“國寶”或“文化財”的善本珍藏時，不禁黯然神傷，也不由得不引起我對為日藏漢籍回歸曾作出貢獻的近代開放性人物黎庶昌的懷念。
黎庶昌(1837～1897)是貴州遵義人，曾於光緒初年先後出使歐洲與日本。他於光緒七年出任駐日公使時曾經作過一件對華夏文化卓著功績的大事，那就是日藏漢籍回歸祖國的工作。他在蒞日的次年即委托近代曆史地理學家、使館人員楊守敬專司其事。楊守敬受命之後，日日物色，並依據日本學者森立之所撰《經籍訪占誌》抄本，搜求達數百種，黎庶昌從中選刊了26種在華已散佚的珍籍，成《古逸叢書》，它雖篇帙不大，但卻自具特色。
《古逸叢書》的選書範圍博及四部：經有《爾雅》、《論語》，史有《史略》、《漢書?食貨誌》，子有《老子》、《荀子》，集有《楚辭集注》、《草堂詩箋》等等，使四部古逸典籍各有代表。
《古逸叢書》的版刻搜求比較廣泛。它複刻者上起唐寫本．i日鈔卷子本，下至宋元精刻，旁及日本皤刻本、影鈔摹本及高麗本，使人可略窺各種善本佳刻的麵目。《古逸叢書》的版刻工藝甚精。它由日本最佳刻書手木村嘉平等鐫刻，反複琢磨，不肯草率，往往每一字有修改補刻至數次者，如《轂梁傳》無一筆異形，被名家認為宋以來所未有。黎庶昌的古籍回歸工作不僅限於《古逸叢書》，他還訪求和經眼了多種有重要文獻價值而未獲刊行的古本漢籍，使人了解中國古籍的流向線索。有些也校其異同，筆之簡端，如以今本與初唐寫本《左傳》相校的資料，後被整理為《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刊行。
黎庶昌還在日本購書回歸來充實舊藏，如購南藏佛經贈遵義禹門寺，使該寺藏經佛樓為之增色，也使日人見中華人士珍視故國文物之愛國精神。今距黎氏誕生已155年，貴州省特為舉辦國際會議，以紀念其愛國精神。稽其行事，實可無愧。黎庶昌之後50餘年，有周叔設不惜重價購回已流出國外的善本書，他曾從日本東京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所巧取的中國善本古籍中，曾以大價收回宋本《東觀餘論》、原本黃蕘圃跋《黃山穀詩注》及汲古閣抄本《東家雜記》等書，而於宋本《通典》則以價昂籌款不及，後被日本定為國寶，無法買回。我在天理圖書館承金子和正教授破例出示有雙鑒樓藏章的宋刊《通典》蝶裝本，既歎其精美，而麵對故物，又不禁欷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