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方文獻學家陳作霖
陳作霖字雨生，號伯雨，晚號可園、可園老人，學者尊稱為可園先生，世居南京，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民國九年(1920)卒，享年八十有四。清光緒元年(1875)39歲時成舉人，未求仕進，即以授瀆、校書、修誌、著書為業。晚年曾自述一生履曆稱：“予生平不務進取，然役於公家者不外文學之一途。其庚子以前，則上江兩縣誌局分纂、江寧府誌局分修、崇文經塾教習、金陵官書局分校、奎光書院山長。庚子以後，則編譯官書局分纂、南洋官書局幫總纂，元寧縣學堂總教習、元寧縣學堂堂長、學務處參議、崇粹學堂堂長、南洋圖書館司書官、江蘇通誌局總校兼分纂，皆他日傳誌之材料也。”（《炳燭裏談》卷下《修誌材料》）
這些經曆為他從事學術工作提供了重要條件，使他能博涉多通而著述宏富。他一生著書數十種，其曾孫陳鳴鍾為撰《可園老人著述目錄》（《文教資料簡報》1983年第3期），具載其目。所以陳三立論陳作霖的一生即稱：“凡省府縣誌局、書院、學堂、官書局、官報局、圖書館之屬，先生皆互董其役終其身，因以著書百數十卷，躋為通儒。”（《散原文集》內《江寧陳先生墓誌銘》）
陳作霖是近代從事地方文獻纂輯與研究而卓有貢獻的一位學者。他關心鄉幫文獻，“以一身係金陵文獻者數十年”（柳詒征：《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小史》）。他早在同治九年(1870)34歲時就決心致力於地方文獻工作，著手纂輯《金陵通紀》以輯南京地區的曆代大事，並懲唐許皓《建康實錄》“不專建康”之失，嚴定首明疆域之例，凡不屬南京的大事不輕加采錄，突出了地方史誌的地方性特點。光緒三年(1877)，《金陵通紀》初稿成，共14卷，前10卷上起先秦、下訖明末，記金陵七屬輿地沿革及大事，後4卷則記清代輿地沿革及大事。《金陵通紀>一書之作，使南京地區的史誌內容得一綱要，給後世征考南京地方文獻者易於求索，其功甚偉。所以，一生自視甚高的著名學者汪士鐸為此書撰序時也譽其“不浮譽、不隱惡。……詳載郡中豐欠憂樂之由。寇亂時諸軍屯戍之地，措置先後得失之機，後世可奉為鑒戒。”
陳作霖在撰寫《金陵通紀》之際，以僅有記大事之記而無與事相契之人物傳，似感缺如，所以就開始思考撰寫金陵人物傳記的問題，並即著手搜集，儲存資料。同治十三年，上元、江寧兩縣誌局開辦，汪士鐸任總纂，延陳氏入局任分纂，撰成大事記及名宦、鄉賢、孝悌三傳。三傳的撰寫為陳氏纂輯《金陵通傳》作了實踐鍛煉的準備，並逐漸形成了撰寫地方誌傳的見解。光緒四年，他開始撰寫《金陵通傳》。光緒六年，他入江寧府誌局任分纂，曾二次致書總纂汪士鐸商討誌傳體例，提出“籍貫宜嚴去取”、“氏族宜窮源流”、“先正傳宜分界畫”及“鄉賢忠義傳宜商增減”等四項。（《與汪悔翁先生論府誌體例書》）
在第二書中，他更闡述世傳之作有三善說：“一祖孫父子不至倒置也。笪效齡為重光之父，呂誌則次之於後。劉清惠為伯春之子，新誌則列之於前，展轉相沿，貽通人笑。今歸一傳，此弊可除。一大傳之中，可包小傳也。事有相聯，人有相友，左縈右拂，各以類從，《明史》之例，是為前師。一孝友，文苑諸傳籍以疏通也。一至之行，卓然可傳，則割歸本類，其無多事跡者，悉附家傳，子孫從祖，人心所安，而寥寥數行之傳可盡省矣。”（《與悔翁先生論誌書第二書》）
光緒八年，《金陵通傳》初稿完成，又經過反複修訂，直至光緒二十六年定稿，後與《金陵通紀》並刊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金陵通傳》是一部上起春秋，下至清末的地方人物傳記。全書45卷，成傳196人，另有補遺四卷，共49卷，包括金陵一邑七縣人物3 000餘人，這部書是陳氏自創意至定稿先後經營近30年的力作。它采錄史料極廣，除正史、《建康實錄》、宋景定《建康誌》，元至正《金陵新誌》，路鴻休《帝裏人文略》及朱緒曾《詩彙姓氏錄》等外，又兼采各時代的府縣誌，世家譜牒和小說筆記資料，搜羅甚備。它體例嚴整，除嚴定籍貫，生人不傳外，還依南北史之例，采用世傳，“以朝為次，其苗裔即附其下，不以某代為限”；又為擴大收錄範圍，仿《明史》合傳體例，對各類人物“各據時之前後，擇事跡相近者，彙為一卷”，並將閨秀，方外中的卓越人物也“隨時代先後，依類附載傳中”（《金陵通傳>）凡例）。陳氏所采世傳、合傳體例，既省一般情況的重複敘述，又因以類相從可使每一領域的各時代人物活動萃於一傳，得到係統完整的認識，對掌握地方文獻確有展卷即得的方便。可惜由於各傳不分子目而帶來了檢索困難，幸而其子陳詒紱為撰《金陵通傳姓名韻編》一卷，遂補其不足而便於使用。陳詒紱更克承先業，在《金陵通傳》版成後又將民國前謝世的清人別撰《續通傳》附後，使清代人物傳得到進一步完備。
《金陵通紀》與《金陵通傳》是撰者地方史誌撰著的奠基之作，也是使撰者在地方文獻領域中獲得應有地位的名作。但是，這位地方文獻專家不僅能為其大，還能不棄其小。他十分重視地方文獻中地方小誌這一大支流。地方小誌之記述地方風土人情，娓娓而談，親切動人。其源自《禹貢》、《荊楚歲時記》經《夢華》、《夢梁》，至清而大盛，如《閱世編》之於申江、《清嘉錄》之於蘇州、《閩小記》之於福建、《東城雜記》之於杭州、《津門雜記》之於天津……幾於舉不勝舉；但世人多目此等書為小道，而其撰者也每以餘力為之。陳作霖則反是，他並非行有餘力而為之，更非以此為研究著述之餘的遣興活動，而是認真地視為正式著述。他所著不論纂輯之勤，數量之多，取材之富，立意之新，均足稱傳世之作。這些小誌是陳作霖從事地方文獻研究的堅實基礎。陳作霖撰寫地方小誌的貢獻是應予充分肯定的。他在《金陵通傳》初稿完成的第二年，即光緒九年就開始寫小誌的工作，其最先成書的是《運瀆橋道小誌》，此誌以水為經，以橋為緯，記“父老之舊聞，鄉賢之嘉言懿行，與夫裏巷、街衢、橋梁、祠字、園林之變易，人情風俗之今昔異宜”（《運瀆橋道小誌》秦際唐序）。其編寫體例是以橋道方位為綱，下列記事為目，目下以雙行小字為注，輯錄史料，補充事跡，眉目清醒，內容詳備。於是南京城內以運河為主，兼及周圍十裏橋道方位以及舊聞人事皆萃於一編，頗便翻檢，書中所輯商業、手工業等資料，可供研史者采證。光緒十二年，他又開始撰寫近年頗為人知的《鳳麓小誌》。當時，撰者就館於鳳凰台山麓李宅，每當春秋佳日，常攜學生及兒子“陟躋岡阜，搜勝探奇，就父老以谘詢，感古今之興廢，歸即審閱故籍，證以見聞，件係條分”，後因事中輟。十餘年後，即光緒二十五年，又在友人慫恿下，重加整理，“散者萃之，缺者補之”。經三月而成書四卷，《鳳麓小誌》以南京西南隅為界，凡誌地為考者三，即：街道、古刹、園墅；誌人為述者二，即：曆代名賢、明代名賢；誌事為紀者五，即：灌園、機業、諸市、倡義、鼓鑄；誌文為錄者二，即：雜著、詩歌，共12篇，於“稽古通今之間，尤重通今”（《鳳麓小誌》序）。其紀事之作五，尤具史料價值，如《記機業第七》已為多年來研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所經常征引。它記述南京紡織業情況甚詳，如記寧繡的行銷說：“北趨京師，東並遼沈，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雍甘涼。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嶺、湖湘、豫章、兩浙、七閩、沂淮泗、通汝洛。”
從這一記載亦可見寧繡的衣被天下。在《鳳麓小誌》最後成書之年，陳作霖又撰《東城誌略》，體例一仿《運瀆橋道小誌》，於南京東城的山水街道，皆考察源流，輯錄遺聞，兼及人物遺事，並以雙行小字補充事實，成為講述南京地誌的一部要籍。《運瀆橋道小誌》、《鳳麓小誌》和《東城誌略》三書概述了南京城中、西南隅和東城三地區的基本麵貌。
光緒三十四年(1908)，陳作霖複撰《金陵物產風土誌》五篇。旋又將於光緒二十六年為孫文川整理的《南朝佛寺誌》遺稿加以詳考後合於四種之中，成《金陵瑣誌五種》。這種既不沒孫氏創事之功，又為孫著廣為流傳而合刊於已作，可以見陳氏用心之深且正，陳氏誠無負於學者的操守。民國以後，子陳詒紱依《運瀆橋道小誌》、《鳳麓小誌》和《東城誌略》三誌體例撰《鍾南淮北區域誌》補南京東北一隅，又改撰顧雲《盔山誌》為《石城山誌》以補西北一隅，並合二書為《續金陵瑣誌二種》，陳氏父子之作，使金陵全城情況坐收於幾席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