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作霖還很重視地方文獻的纂輯和撰述。先後經其編校刊行者有《金陵文鈔》十六卷末一卷、《金陵詩征》續六卷首一卷、《金陵詞鈔》八卷附一卷等多種，於保存南京地方文獻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氏別有《可園文存》及《可園詩存》行世，陳氏嚐自稱文“尚友徐、庾、歐、蘇”（《金陵通傳》敘傳），又稱“吾之為文，不知先秦、漢魏、八家也”。（《文存》跋）這正說明陳氏之從有師法至無師法的發展過程。《可園文存》所收諸文，體兼駢散，文有論史、紀事及論辯之作。其論辯文樸實不華，針砭時弊，無迂腐鑿空之語。他又有與汪士鐸論修誌體例書二通，商榷地方人物誌傳的編寫方法，詳明有據，至今猶有參考價值(《可園文存》卷四)。其它論族譜之作、有關書序等均足見撰者學殖深厚，卓有識見，其詩尤能見其人。《可園詩存》中感時書憤之作屢屢。凡近代重大史事如第一、二次鴉片戰爭、天津教案、中日戰爭、德占膠州諸事均形諸詩篇，悲歌慷慨之氣溢於筆端。諸多詩篇無不足見陳作霖愛國憂時思想的深切著明。
陳作霖一生從事以地方文獻為中心而兼及經史詩文的學術事業所作的卓越貢獻，使他不愧為近代的一位“通儒”。他的工作對於六朝古都的文獻起到了搜集、保存、整理、撰著和刊行的重要作用。他的全部著作是給後人留下的一份珍貴遺產。我們不僅要從他終生孜孜的精神中汲取力量。更應該很好地繼承這份遺產，加以研究和抉隱發微。我們還必須身體力行地為地方文獻事業貢獻力量，群策群力，使中華大地的文獻不再出現散失、遺落、棄置等等曆史上曾有過的厄運；而為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寶庫增添珍藏。這也是紀念陳作霖這樣一位地方文獻學家的真意所在。
“非常之世’’的“非常之人”
評論曆史人物難，為人物寫傳更難；寫一部持論公允，還人物真貌的傳記尤難；重新評論久有成說或定論的人物，並為之寫出一部全傳更是難上加難。夏東元教授在詳細占有史料的基礎上，耗近30個寒暑，寫成一部30餘萬字的《盛宣懷傳》正解決了這樣一個難點。
盛宣懷(1844～1916)是與中國近代史幾乎相終始的人物。長期以來，盛宣懷這個買辦性洋務人員的形象久已遊動在不少近代史學工作者的頭腦中。要改變和扭轉認識，一要豐富資料，二要學術膽識，三要艱苦研究，然後才有可能重立新論。《盛宣懷傳》在這三點上確已有所體現。
作者為自己研究近代人物概括了一條規律，即“評論中國近代史上的人物、事件有一個標準，即不僅要看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中華民族、人民大眾的認識、態度與作用，而且還要看對中國資本主義的認識、態度與作用”。這一概括簡言之是要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麵去進行分析、得出結論。作者從肯定洋務運動的進步意義背景出發，抓住盛宣懷“辦大事”、“作大官”兩個主要方麵展開論辯，從肯定前者、否定後者來貫穿全書，並以前者為基調。他肯定盛宣懷是“以經營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近代工商業為己任並卓有成效”，能“順應曆史發展趨勢的佼佼者”（代序）。認為盛宣懷是一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力經營者，所經營的輪船、電報、礦務、紡織企業都是“立國之要”，而這些事業無不具有適應時勢需要和抵製洋商侵占權利的兩大特點。這就必然為盛宣懷摘掉了“大買辦”的帽子而成為反對封建經濟、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曆史人物。在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個曆史大變動時期，以一人之力披荊斬棘地經辦了這麼多“立國之要”的企業，自然會引出盛宣懷是一個“處於非常之世，作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的結論。這三個“非常”是作者撰著《盛宣懷傳》所把握的主要線索。
夏東元在《盛宣懷傳》中以鮮明的筆觸來改變衡量近代人物的傳統觀念。他指陳過去用“貪得無厭，賺取錢財”來鞭撻盛宣懷是不公正的，而認為“賺錢”正是盛宣懷的進步表現，因為“剩餘價值規律曾經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巨大杠杆力量”，全傳以較多篇幅總結了盛宣懷的洋務思想體係．認為盛宣懷“在洋務商戰思想上，從生產過程到流通過程，已形成較為完整的思想體係”，而這個“體係”的中心特征“就是要在發展經濟上與洋商爭鬥，以致富強”。全傳雖然沒有對現實問題著墨一字，但這種曆史結論會有力地引發讀者對中國商品經濟重要意義的了解和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曆史的再認識。這是該書內涵的重要意義。
的確，以往對盛宣懷的評論確有不公之處。和盛宣懷同樣從事“洋務”的鄭觀應、馬建忠和徐潤等人，都有著改良主義思想家和民用企業家之類的桂冠，而唯獨具有商戰思想，曾經辦了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等四大民用企業的盛宣懷卻背上了“大買辦”的惡名。夏東元為此將上述等人進行比較研究而後論定。他分析盛宣懷與馬建忠為維護電報權利所產生的矛盾時，即以原始檔案為主要淪據，論定馬建忠的“維護電報權利的感情不如盛宣懷深切”，而盛宣懷“保護中國電線電報權利是始終不渝的”，所以“在這一點，馬建忠不及盛宣懷遠矣！”他在評論盛宣懷與徐潤爭奪招商局權力的矛盾時，提出了一條新的是非規範，那就是“資產階級競爭規律就是在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原則下，擠倒對方，大魚吃小魚”。盛徐二人既都是資產階級，那麼“從大魚吃小魚”的資本主義競爭規律說是無可非議的。至於鄭觀應的成就，主要出自盛宣懷的一手提拔和支持。如此，盛宣懷的地位如何擺法，自可不言而喻。
夏東元肯定盛宣懷經濟上成就，多少使人感到有“發乎情”的意思；但史學家握的終究是史筆，他又“馭乎理”地指斥盛宣懷的反麵。作者循著盛宣懷以“辦大事”為資本，逐漸達到“作高官”目的這一人生道路，評論盛宣懷“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為官；用商力以謀官，由傾向於官發展到利用官勢以淩商”，也即批評其“作高官”的另一麵。作者論斷“盛宣懷在變專製為民主的政治態度和觀點上，不僅不及維新派，也趕不上某些洋務派官僚”，即使在論定盛宣懷與徐潤是非，並偏愛盛時，指出盛宣懷“換官勢以達目的則越出自由競爭範圍”，是不對的。作者揭示盛宣懷在義和團反帝運動中“對於直接損害到他的洋務企業、事業的義和團尤為憤慨和敵視”，表現出“對人民的反抗總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上”。而在處理中外關係時則“極力主張多多聽從洋人的意見”。盛宣懷這個在發展經濟上是“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的勝利貪饞者，在政治上卻是日趨保守妥協，增強封建性和買辦性。“終其生未能克服保守的政治主張與進步的經濟實踐間的矛盾”，便是作者對盛宣懷一生的總評價。
當然，任何事物都會有瑕隙，《盛宣懷傳》雖是一部力作，但也不是沒有可吹求之處。作者根據史料，實事求是地重新論定盛宣懷是以三個“非常”作為主線。全傳對於非常之人辦非常之事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對這兩個“非常”所置身的“非常之世”論述似有不足，如果對盛宣懷所處的“非常之世”再多加筆墨，就能顯出一定的土壤而培育滋長一定的花草果木，更增加可信性而消融一下作者的感情之筆，而三個非常的環節也能扣得更緊。縱觀全書，使人頗有情重的感覺，特別是全傳結尾的末三行，對盛宣懷的政治態度進行了“如果”的假設。這是作者希望盛宣懷成為更完美的形象。可是曆史是不接受假設的。如果刪去這末三行，那麼全傳的結尾將更耐人尋味，發人深思。作者在掌握與運用史料上確見深厚功力，如在檔案之外，再能擴及官書私乘、稗說雜著以及時賢識見，當能益見功底而開拓讀者視野。至於曆史人物不僅有其成就的事業，也無可避免地有其家庭生活、個人情趣和人際交往。《盛宣懷傳》圍繞傳主的政治、經濟兩大事業立傳，無疑足稱嚴謹的“硬件”，如果能進而適度地點綴一些傳主生活、情趣和交往等等“軟件”，那麼，一本立意新鮮、內容充實、軟硬結合、人物豐滿的傳記將會使學術雨露更廣泛地滋潤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