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之死
清末民初政壇上曾有一位塗抹著曆史過渡時期濃厚色彩的著名人物，那就是晚清尚書、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他宦海浮沉50年，經曆過若幹重大政治風暴和漩渦，終而死於非命，成為一位引入議論的曆史人物。
唐紹儀雖在清末居於高位，但他既不是書香門第，也不是封建科舉製度下的“正途”出身。他於1862年1月2日（清鹹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三）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唐家灣一個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親唐巨川是茶葉出口商，族叔唐廷樞是李鴻章手下的洋務大員。唐氏本人則在十二三歲時就以清朝第三批留學生資格出洋。經過七年苦讀，接受了西方教育後便奉命歸國任職，不久即派往朝鮮，開始了在朝鮮的16年外交生涯。他在這段漫長的宦途中不僅曆練了政務才智，還結識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他在袁世凱的支持下，清末任津海道、郵傳部尚書；民國建立後唐被優選為首任總理，成為顯赫一時、享譽中外的政壇大老。抗戰發生後，他由香港還居上海，由於他的政治聲望引起敵偽的注意，故被視作“以華製華”傀儡的最佳獵物。計劃由唐組織全國性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許多特務首要如穀正之、土肥原等和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頻繁往來於唐府，於是唐紹儀將出任偽職之說通過各種渠道在流傳散播。
唐紹儀是曆經政治風雲、老於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對於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是有充分考慮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願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與各方保持暖昧不明關係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測，而置自身於險境。
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還有所顧忌，不敢公然與日偽勾結，若唐紹儀出主南北統一的偽政府，可能會拉走一些黨國顯要而使其大掃麵子，這對蔣介石的地位顯然構成威脅，加以傳說蔣與唐曾有宿怨，因此蔣決心演出殺雞驚猴的把戲來威懾異己，而責成軍統執行。
1938年9月30日晨9時許，經過軍統方麵的精心策劃安排，一輛黑色小轎車載著三個不速之客停在福開森路上一座漂亮的花園樓房前，兩個商人打扮的人各攜小木箱，另一人原係唐府舊隨從人員謝誌磐。正因為謝是經常來往的舊人，所以應門者毫不猶豫地將來客讓入客廳，並從樓上請下主人後即退出。時間僅僅隻有十幾分鍾，客人就攜箱辭出登車疾馳而去。正當門衛有所疑惑時，客廳中已傳出主人被害的呼叫聲。原來唐紹儀已被謝誌磐等三人奉軍統之命所砍殺，橫屍廳堂。次日，這一驚人消息不僅遍及滬濱，而各報又競相刊發具體情況，成為社會各界議論不休的話題。
刺唐殺手無疑是軍統所派，據台灣出版之《中外雜誌》所載軍統北平站站長的回憶錄中說：“因唐已定意作漢奸，故予處決。”此為“必殺論”。
1987、1989年曾在珠海召開過兩次唐紹儀研討會，唐紹儀之死成為會議的熱點，沈醉先生也與會並發表了意見。他原是個中人，應該深知其事，並能作出準確解釋和判斷的。他認同刺唐是軍統的奉命行事，但卻稱這是“誤殺”。我不能苟同“必殺”與“誤殺”的說法而在會上提出了“錯殺論”。所謂“必殺”者是罪有應得之殺；“誤殺”則是二人同行，應被殺者未中而不應被殺者卻被殺，方能稱為“誤殺”，以示被誤殺者為無辜。軍統刺唐則是處心積慮，精心策劃，由專人執行專案，斷然“處決”未構成犯罪事實的“罪犯”，豈非“錯殺”！當時國民黨政府也已在事實上承認“錯殺”，所以事發之後，軍統即於10月1日建議“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10月5日，即由國民黨政府明令褒揚，撥發治喪費5 000元，宣付國史館立傳以掩飾其“錯殺”之誤。唐紹儀與日偽有所往來，態度不夠明朗，可能不能善保晚節；但終究沒有扮演傀儡角色，而且還表示過“如要我和子玉（吳佩孚）出作傀儡則萬難辦到”的決心，則仍可稱“晚節未失”。對於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晚節未失，慘遭錯殺”。
一代譯才朱牛豪
一提起中國近代的翻譯家，人們很容易想到嚴複和林紓。他倆一以譯理論著稱，一以譯文學享譽；但在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一代翻譯奇才朱生豪卻被多數人所遺忘。朱生豪雖不如嚴、林名高，但究其貢獻足與嚴、林鼎立而無愧。嚴譯理論著作難與並淪。林紓不通外文僅憑耳聽口譯捉筆成文，而朱生豪則兼擅中英文字，所譯又為世所公認的難點——莎士比亞的劇作，成就確乎超越前人。可惜天奪奇才，中道天逝，給人間留下無限遺憾！
朱生豪出生在浙江嘉興一個貧苦家庭中，他是在國憂家愁的淒風苦雨中艱難地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完了短暫的一生。他於1 933年畢業於之江大學後，即人世界書局工作，編訂《英漢四用辭典》該局英文部負責人詹文滸看到這位剛過弱冠之年的年輕同事的才華，就鼓勵他逢譯莎士比亞的劇作。朱生豪毅然肩負起這一重仟，開始作大量的翻譯準備工作：他搜集不同版本，參閱各家注釋考證．反複閱讀莎劇十餘遍，以擷取原作的神韻。經過兩年的前期工作，1935年，他開始譯作。次年秋，《暴風雨》脫稿。接著，又譯了《威尼斯商人》和《仲夏夜之夢》等劇作。正在銳意拚搏之際，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犯上海，他的財物和書稿，包括七卷譯稿和幾集新舊詩詞的未刊稿均毀於炮火。次年，他為實現自己的宏願，又回世界書局工作，繼續譯書。1942年，他和相愛10年的知己宋清如結婚，給他即將燈盡油幹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可是其生有涯，嘔心瀝血的奮戰耗盡了他的精力。1943年冬，這個“古怪的孤獨的孩子”終於抵擋不住貧病交加的歲月熬煎，懷著對相濡以沫的愛妻的眷戀，抱著偉業未竟的遺恨，離開了魑魅魍魎橫行的世界，年僅32歲。他在短短八年中，過著還不如顏淵的愁苦生活，竟然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約五分之四。這是何等沉重的負荷！對於一個長期處於清貧憂懼生活中的體弱多病青年，又是何等的艱難。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一代翻譯奇才匆匆地賚誌而歿；但是，他的心血卻凝聚成不朽的偉業，他譯完了莎劇27種，包括喜劇、悲劇和曆史劇三輯。使西方占典文化的瑰寶接近全部地為東方古老的文化寶庫增添了養料源泉。
朱生豪的譯筆為後學留下了最佳的典範。他不拘泥於原作的字句，而力求表達原作的神韻。他研究人物的身份性格，力求以原作者的氣質來調動語言。他講求音調鏗鏘、文字流暢以表述原作的意趣。他在譯成之後，反複修改，字斟句酌，盡力避免詞意晦澀。朱生豪誠無愧於身後幾十年所得到的“譯界楷模”的讚譽。
論朱生豪事業的成就還不能遺忘那位在一個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一一他的賢淑的妻子宋清如。她1932年入之江大學，成為朱生豪的低班同學。她是一位溫柔美貌的才女，能詩善文。她的學術素養與朱生豪不相上下；但她奉獻自己的摯愛，以一位富家小姐毅然在艱辛的歲月裏下嫁給這位純真的寒士。她與朱生豪顛沛奔波而無怨言，對清貧生活安之若素，在短短一年多共同
生活中，她默默地付出了難以估計的代價。
朱生豪夭逝後，她沉浸在痛不欲生的悲哀中，但她抑製哀痛，承擔丈夫留下的兩大遺業，一是撫養他們的愛情結晶，二是繼續完成他們的心血結晶——整理、修訂遺稿，為出版奔走呼號。1947年，吐界書局先後出版了朱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三輯；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修訂出版了朱譯《莎士比亞戲劇》。1978年經過補譯，《莎士比亞全集》的中譯本終於問世。朱生豪的遺孀宋清如捧著新版全集《暴風雨》卷在嘉興西裏河畔朱生豪墓前焚化。她沉痛地跪著向早逝的丈夫泣訴：她完成了後死者應盡的責任；她替丈夫看到了共同宏願的實現。宋清如這位偉大的女性為“中國翻譯界一件最艱苦的工程”貢獻了漫長的～一生。她的名字理當與翻譯界的一代奇才朱生豪共同鐫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