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山路憶
在人生旅程中不知不覺地過去了一個花甲。回顧往事，縈繞於懷的是要檢視自己的學術道路。在那悠悠歲月中，是誰伴隨著我前進在這條即艱苦而又充滿樂趣的道路上？又是誰在茫茫書山中指引我摸索前進。那是儲藏豐富的圖書館和以向人澆灌知識為誌趣的圖書館員們，我不禁默默地回憶著行旅的往事。一顆種子 大約在六十年前，我正在南京一所小學讀書，第一次接觸到圖書與圖書館的概念。這所小學有一間看來十分簡陋的圖書室，但我卻感到他是令人豁然開朗的新天地。這間圖書室雖然隻有幾架圖書，但它卻包含有科學知識，曆史故事和文藝作品，而最能吸引我的則是那套圖文並茂的彩色兒童文庫。這間圖書室雖然隻由一位勞作美術老師兼在課餘開放二小時；但我卻如探寶者之入寶山，從中知道了許多課外知識，朦朧地意識到知識還另有天地。那位老師不僅諄諄地介紹哪本書有趣、哪本書有用，還告訴我們要多求知識，回答我們一些疑難不懂的問題。這種實際上的參考谘詢工作對我的幼小心靈確是起到了啟動知識的作用。它像在我心裏播下了一顆珍貴的種子，鑄造了一種信念——要多知道事物就要到圖書館去找，不懂的事可以去問管圖書室的老師。這種原始式的對圖書館的樸素認識對我日後從事學術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這種狀態在中學時代仍然繼續著。
三點一線
50年前，我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大學圖書館與中小學圖書館相比的確麵目一新，迥然不同。進館以後，恍若置身於書山學海之中，滿目琳琅，任加翻檢。一個個木匣的卡片能指引我找到所需求的圖書，借閱台老師可幫助我們從圖書庫中得到輸供。在這裏可以利用更多的圖書來加深和鞏固課堂知識，也可以為自己的思想見解尋求到佐證，還可以為小露鋒芒的撰述提供材料，更可以逐日補充知識結構中的缺陷。圖書館對我來說無疑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寶藏，是尋求知識的洞天福地。如果校館不能滿足自己的需求時，館員老師還可以指引到北京圖書館和其它學校圖書館去借閱；或者通過館際互借來滿足自己的要求。我特別敬重那些終年掌管著知識寶庫鎖鑰的館員老師。他們總是沉靜而有節奏、恬適而不厭其煩地向後學輸送知識，偶而也會用一種舒緩的輕聲解答疑難和指引門徑。我浸身於圖書館愈久，愈感到自身知識的貧乏，愈感到自己知識結構的蒼白無力，圖書館不斷地逗引著自己對知識的貪欲。這種追求使自己的四年大學生活不自覺地形成了教室、寢室、圖書館三點一線的日常生活型式。三者缺一不可：寢室是恢複和補充精力所在；教室是得到係統知識、獲取門徑的據點；而圖書館則是大量地不斷輸送知識的寶藏，是進入學術大門，進窺堂奧的階梯。一個大學生，特別是文史係科的大學生，如果隻是滿足於課堂知識，他隻能是一個“好學生”和知識複述者。而圖書館則會培養造就更多具備基礎知識的學子走向發展學科、推動學術的道路。我最初的幾篇學術習作都是運用校圖書館的藏書，並在圖書館老師熱情幫助下才完成的。這種學步正是千裏之行的起點。我的大學生活估算總有三分之一強是在圖書館中度過的。這對我後來能置身於學術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分之八
40年前，我正邁上學術道路，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和南開大學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不管是日常的教學工作，還是長年的學術研究工作；不管是編寫講稿，還是撰作專著，都無一不與圖書館密切關聯。40多年的學術生涯使我和圖書館結成一種不可須臾分離的休戚關係。每當我寫作一篇文章時，真正提筆為文的時間並不很長，而翻讀群籍、搜集資料的時間卻相對要多；文成後的拾遺補缺、校核訂正更不能不隱身於圖書館；甚至當手寫文稿變成鉛字清樣時，有時還要到圖書館核訂引文，考實論點。如果把一篇論文、一本專著的完成流程計算一下，所謂“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正形象地說明這一點。過去陳援庵老師曾說過：“論文必須有新發現或新解釋。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證及整理材料，第三，則聯綴成文。第一步須有長時間，第二步亦須有十分之三時間，第三步則十分之二可矣。”那就是說成文以前占十分之八時間，這是老輩學者們甘苦之言。這十分之八的工夫主要花在圖書館，也隻有圖書館才能提供這十分之八的用武之地。我的著述生活使我確有同感。即以我所寫的幾本專著中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而論，固然有自己的勤韌勞作，但不可否認地也浸潤著圖書館人員的智慧與汗水。《知見錄》的創意就是已故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馮文潛教授的建議。那是近40年前的往事，當時我正擔負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工作，不時翻檢些近代人年譜，馮老發現後就向我這個年輕後輩建議：為什麼不把翻讀過的年譜寫成提要供人利用，為人節勞呢？我接受了這個建議，幾經寒暑、多遭困厄，數易其稿，終於完成了這部50餘萬字的目錄學著述。在這期間，館員殷禮訓同誌為我聯係線索、館際借書，費盡了心計。還有更多的同誌為我檢書核訂，減去了許多繁複的麻煩，為我增添了無形歲月。如果說，我能從學術上向社會作些微薄的貢獻，那是離不開圖書館和館員朋友們不計功利的幫助的。我應該感謝這種真摯的友情。如果忽視，甚至輕視這點，那是對真摯友情的背棄，是對文化輸送渠道的重要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願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們首先來愛護圖書館，敬重圖書館員，努力轉變社會偏見，公允地評價圖書資料工作。
多謝良師
我是20年代初出生在有天堂之譽的名城杭州。幼時生活在祖父身邊。祖父來裕恂先生是清末一位有秀才功名的新派人物，舊學有根底，是曲園老人詁經精舍的弟子，但新思潮對他衝擊很大，所以20世紀初就到日本弘文書院師範科學習，希望走教育救國的道路。回國後參加過光複會，居家撰寫《漢文典》、《匏園詩集》等著作。辛亥以後，一直從事教育和地方誌編纂工作。他對我的學前教育很嚴格，一方麵教我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幼學瓊林》等蒙學讀物，要求背誦；一方麵也講些明治維新和康梁變法等史事給我聽，有時還念點他寫的詠史詩。這些初步知識對我後來選擇曆史專業有著潛在的影響。我的祖父就是我的啟蒙良師。
30年代，我在南京新菜市小學讀高小，級任老師張引才是位師範生，口才很好，能夠如數家珍地講些古往今來的軼聞瑣事，而且他所講的核心內容都在日後涉獵中得到史實的證驗。我很羨慕他的滔滔不絕，認為這是得力於豐富的曆史知識。張引才先生是引發我讀史興趣的良師。
三四十年代之交，我在天津一所中學讀書，在高二新學年開始時，來了一位年輕的國文教師，學識淵博，語言生動。他就是已故史學家謝國楨的六弟謝國捷（曾任河北大學中文係教授）。謝家富有藏書，謝老師又慷慨倜儻，師生間十分契合。那時，我已讀完家中僅有的前四史，謝老師不僅借其他史書給我讀，還談些治學方法和經驗，鼓勵我寫文章。我的第一篇史學論文《漢唐改元釋例》初稿就完成於此時。這篇論文後成為我大學畢業論文的基礎。這一初步成果促使我下決心學習曆史。謝老師是奠定我今後從事曆史專業的一位良師。後來我終於考入了北平輔仁大學的曆史學係。
40年代初期，我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史學係，有幸受教於陳援庵（垣）、餘季豫（嘉錫）和張亮塵（星娘）諸師之門。先後攻讀了陳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史源學實習》和《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餘先生的《目錄學》和《世說新語研究》；張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等。諸師不僅課堂講授認真，而且親自批改作業，一絲不苟。我在目錄學課堂筆記的《孫子》一書下曾記了一句：“清人重之（《孫子》），注者多至十家。”這是在課堂上潦草漏記，課後整理又不細核之誤。餘先生收看筆記時就在這句話旁邊打了一個墨×，眉批說：“十家注皆宋以前人。”這些例子很多，它使我以後在治學上努力做到謹慎從事。那時，餘嘉錫先生指定《書目答問補正》作目錄學的入門讀物。我反複讀了兩遍，一無所得，就去請教。餘先生在知道我已讀過兩遍後，麵色才微有笑意。他為我講了一番“書讀百遍，其意自見”的道理，並指導我根據《補正》編製三個索引，即《書目答問所謂著述家之姓名、籍貫、學派、著述索引表》《書目答問著錄之書籍而作者未列著述家之書名索引表》《書目答問未列著述家而著作著錄於書目答問之各家姓名著述索引表》。經過一個暑假的努力，編成了索引，自己也明顯地感到有效，以後又讀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基本上奠定了比較廣博的基礎。我對這二部書所下的功夫直到現在還在起作用。
50年代初期，我在華北大學曆史研究室作範文瀾先生的研究生，一麵與唐彪同誌（現第二曆史檔案館副館長）等整理北洋檔案，一麵研究撰寫紀念太平天國百周年論文，完成了《太平天國底商業政策》-文。這是我日後進行近代曆史教研工作的第一篇論文。我在範老身邊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的“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教誨，卻一直成為我克服躁氣的良言，加深了治學中的“求實”信念。
每當我回憶這些往事時，常慶幸自己能受到這許多良師的啟迪教誨。正因為如此，才使我有可能徜徉於書山學海之中。
當然，我也不願虛偽地“妄自菲薄”。我在良師指導下主觀上還是做了點努力，其中感到最得益的是勤奮和堅韌。立足於勤是求學的基點，要手、耳、口和心都勤，就是勤寫、勤聽、勤讀和勤思。四勤的根本在勤讀，勤讀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識源源輸入，方能逐漸走向專精。在讀的過程中要善於發現問題，即所謂“致疑”。有疑就要不斷尋根究底，即所謂“勤思”。疑而後思，思而後得。思而不得就一麵再去涉獵，一麵就要勤問勤聽，不僅要聽前輩、同輩的高見，更要聽後輩的新見。南北朝時有句諺語說：“青出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這幾句話很有道理，隻要有一得之見就要吸取，一字可以為師。過去常有人譏笑“記問之學”，我看，人若有“記問”功夫也不差；當然不能隻“記問”。四勤的最後要落實到“勤寫”上。“勤寫”不大容易做到，特別在青年時期，常因貪多求快，自恃記憶強而忽略記錄資料與思想；但歲月推移，痕跡日見淡薄，等於白讀，或者如周亮工《書影》所取意：“老人讀書隻存影子”了。我幸因良師的嚴格要求，從青年時起就養成隨手摘錄的習慣。後來時加翻檢，不僅可以溫故知新，而且對教書、撰述都有方便。尤其是寫資料片段和思考點滴，不計文字工拙，久之大見效用：一則可以整理思想，發現不足；再則積少成多，浸成文章倉庫，隨時取用，得心應手。由片段成整篇，由多篇成專著，這不僅隻是積累，而且還是一種磨礪。我著書過程也大致如此。
一般情況下，勤是治學的不二法門，但人生一世，不可能永遠是康衢；挫折、逆境往往會使人消沉、頹廢、懶散、嗟歎。這樣，一二十年的歲月會無形中蹉跎、荒廢掉。一旦有所需用，隻能瞠目以對，追悔莫及。因此與勤相連還必須有點堅韌性。韌性主要決定於信念。我從60年代以後，10多年中被投閑置散，但生活仍有保障，很容易隨著時光流逝而混日子，但我仍然以一種韌性堅持讀和寫。即使在“牛棚”也盡量讀點書，寫點劄記。70年代初，我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別的東西大部分都處理掉，但書箱殘稿還是帶下去了。白天壓地、打場、掐高粱、掰棒子；晚上盤坐土坑，伏案燈下，讀書和整理書稿。四易寒暑的耕讀生活不僅沒有不堪其苦，反而感到別有滋味。我近年來出版的幾本書基本上都完成和恢．複於這幾年中。我回想這種韌性主要是靠一種強烈信念作為精神支柱。我處逆境時既不行吟於海河之濱，也不發“不才明主棄”的哀歎。我始終相信黨和國家“終不我棄”的。這種信念終於實現，遂使我20餘年立足於勤、持之以恒的微小成果終於能貢獻於社會。
歲月無情地流逝，我已從“風華正茂”走到“花甲之年”。雖然經曆了風雨甘苦，但不萌“歇腳”、“退坡”之想。遙望遠天，蒼鬆翠柏的矯健，正以歲寒後凋的精神在召喚我作新的開始。俗語說：“樹老怕空，人老怕鬆。”要時刻擰緊螺絲，萬萬不可鬆了發條。要以“花甲少年”的龍馬精神，樹千裏之誌，使餘年連厲風發，生氣勃勃地植根於博，力求於精。
一個中學生的懺悔
搬家以後，整理藏書舊稿時，很偶然地從廢稿捆中發現一小塊發黃的剪報，原來是我半個世紀前，在大學讀第二外語——法語時的一篇習作。當時教法語的是剛從法國回國的戚佑烈老師，年輕熱情，經常鼓勵學生練習翻譯，並且不辭辛苦地一再幫助修改。我的這篇題為《中學生的回憶》譯文就是經過戚老師多次修改之作，後來在一份名為《天津教育》的雜誌上發表。我很珍惜這篇譯文，因為這不僅是我的勞動成果，還滲透著戚老師的心血，可惜隻剩下題目和前兩段殘篇，很想能找到完璧，自己所在學校的圖書館沒有入藏，轉請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張鳳嶺館長查找，雖有此刊，可惜這篇譯文被挖了天窗。後承天津圖書館高成鳶同誌為我送來譯文的全文複印件，真好像訪求到一件珍本文獻那樣興奮。
這篇文章是一位在中學時代對自己年已花甲的老師所作種種惡作劇而表示懺悔之作。寫來頗有情趣，讀之令人感動，這也許就是我當年所以努力去翻譯的緣故。作者是在許多很不用功和好鬧的學生中一個很出色的人物。他利用老師戴眼鏡和假發的條件不斷地開玩笑，惡作劇。在此，我且引錄幾段當年的譯文看看作者是如何戲弄自己的老師的。
“常常在全班靜謐聽講的時候，我用一種可怕的聲音急促的關我的書桌，不問便罷，如果要是責備我的話，我總是永遠不變慢吞吞的答道：‘先……先生……我沒留神。”
“有時，我把厚紙折成一個三角兜，裝滿了墨水，然後很小心地關折好，在班上傳遞，若是被老師看見，他便會很嚴厲的命令把這裝墨水的紙兜給他。他很自信的以為一定抓住了糖果；但是，當他打開來看時，墨水很迅速的潑灑在他的手和書桌上。我們感到這是些好玩的玩法。”
“我時常利用他正沉埋在深思中的機會，把他的一縷假發係在椅子背上，當他起立時，他的假發在我們大笑聲中掉落下來，於是我們常是被罰禁止出門，但是我們玩得很熱鬧，也似乎覺不出這是一種厲害的懲罰了。”
作者是以一種反省的態度回顧了少年時代的錯誤行為，他誠懇地寫下當年對老師的傷害，深深地自責，想以坦露自己來表示歉意。他在文章的結尾寫道：“到現在，當我想起多多少少為我們辛苦的這些‘可憐人’，我對於我這些壞行為有點後悔，同時更反複地背誦了詩人的一句話‘年輕的人是無憐憫的心的’。”這些話不能不引起我內心的共鳴，我雖然沒有像作者那樣過分，但是，也有過一些至今想起來就會臉紅而感到慚愧的“壞行為”。我也願像作者那樣，寫出當年感到有趣而現在不時內疚的某些情事，向曾被我傷害過的老師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