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頭”流入中國，其實是世紀初的事情了。中國男人割掉了腦後的“豬尾巴”，或留光頭，或留“拿破侖式”、“華盛頓式”。後兩種便被人民大眾稱為“洋頭”。
我出生後剛剛懂事的時候是六Ο年左右。有一首孩童們普遍傳唱的順口溜告訴了我什麼是時髦：
鑲金牙的自來笑，
戴手表的挽兩道，
穿皮鞋的大步超，
留洋頭的不戴帽。
那時的農村，金牙、手表、皮鞋還十分罕見，但“洋頭”卻遍地都是了。不過，流行於我們村的洋頭不是“推子”推出來的，是用傳統的剃刀剃出來的。因為我們村一沒有理發鋪，二沒人有閑錢去買“推子”即理發推剪，於是許多趕時髦的青少年隻好求助於會剃頭的人，讓他們用刀子把腦袋下部的毛發削光，隻留下頭頂的一塊，上黑下白，那局麵比今天貧富懸殊的南北兩個世界更加涇渭分明。
我五、六歲的時候也留這種洋頭。這種洋頭的製造者是我父親。起初我沒覺得這種“西瓜皮式”有什麼不好，然而等我長了幾歲，見識了一些純正的洋頭，知道了它們出產過程，便對自己的“西瓜皮”產生了不滿，於是當我的腦袋再一次需要修理時，我拒絕了父親的刀子，理由是我已經身為三年級學生。父親說：慢說三年級，就是五年級六年級也有用刀子削的呀！你到相溝剃，剃一回就得一毛五呀！我說，反正我不再叫你剃。父親見拗不過我，罵了我幾句，然後就艱難地找出一毛五分錢給了我。
現在想來，我一生中最早經曆的愉快且激動的行程，大約就是捏著這一毛五分錢去六裏外的相溝了。相溝是公社駐地，下轄52個大隊，而52個大隊隻有相溝才有一個理發店。我早已在趕集時贍仰過那個靠街的門麵，並且偷看過理發師傅。那師傅姓楊，三十歲左右，雖然臉皮有點兒黃，然而眉清目秀挺耐看的。聽人說，他是外地人，是將老婆孩子撇在家裏到這裏開店的。這天，當我緊張地推開店門進去時，小楊師傅正在給人理發，旁邊的凳子上坐了幾個等候的人。小楊師傅看看我說：“來啦？”我漲紅著臉點點頭，叫了聲“楊叔”，隨即坐在一邊等候。這時，小楊師傅一邊理發一邊與人說話，他的一招一式，都讓我感到是那麼優美，那麼“洋氣”。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給人刮臉時，每刮一刀，便將刀刃上皂沫與頭發渣混合而成的泥垢用左手食指抹下來，屈起拇指一彈，那團泥垢便“嗖”飛到牆上沾住。靠近理發椅的兩麵牆上，人頭高的地方之下，早已有了厚厚的一層，顯示著小楊師傅年深日久的功績。
終於輪到我了，我坐在那裏享受著小楊師傅的料理，幸福地直想哭。再回到村裏上學，我那顆全新的頭就像一首歌裏唱的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什麼亮？同學們的眼睛。看著那些亮亮的目光，我當然得意極了。
此後，我每個月都要有這麼一次相溝之旅，直到兩年後小楊離開那兒。
據說，小楊離開相溝的原因是出了花花事兒。有人看見，夜裏常有本村姑娘悄悄鑽到他的店裏。姑娘們喜歡他，姑娘的親屬們就不喜歡他了，有人公開上門責罵，小楊師傅隻好走了。
這件事在全公社自然成為議論焦點。我聽了這些也十分傷心。但我想，小楊有人喜歡也是正常的，因為是他給相溝人民公社帶來了“洋”。他就是“洋”頭兒，他就是“洋”根兒。我想如果我是相溝街上的大姑娘，大概也會在夜裏鑽理發店，盡管我那時還不明白鑽到小楊師傅屋裏到底幹啥。
想不到的是，七、八年之後，我竟有了與小楊師傅差不多的經曆。
那是1973年，18歲的我正在本村幹著民辦教師，公社忽然把我調到8裏外的一所小學幹代課教師。那裏原有一名中年公辦教師，此前因為與該村一名婦女有了花花事兒，讓那婦女的男人拿刀追殺出來，這裏就隻剩下兩名民辦教師了。讓我去，就是補這個缺。從那個冬天起，我每星期從家裏背去一包煎餅，在這個隻有三個班的學校當起了“負責人”。
那個村子地處山溝，追趕時髦的步伐更慢。到這個時候，村裏大部分男性青少年的“洋頭”還是“西瓜皮式”。我原在的本村小學早裝備有理發推剪，師生的理發問題可以自己解決。到新學校之後，我決定也采取這麼個做法，就花五塊多錢買了一套。這一下不得了，我可有活兒幹了：不隻是學生，全村大部分青少年都找我理發，就連學齡前兒童甚至吃奶的娃娃都由其母親帶著求我，我隻好把大量空閑時間用在了幹這事上。有時候，在課間15分鍾裏都要解決一兩個腦袋，讓我連撒尿也顧不上。那時候我受毛澤東思想的熏陶，隻想著遵循老人家的教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那麼多人義務理發卻任勞任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