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個山村小學呆了一共兩年零八個月。除了讓許多人留起了真正的“洋頭”，我還辦夜校讓成年人學文化，組織宣傳隊排演文藝節目，帶領學生利用星期天和假期到生產隊勞動，甚至還大搞“勤工儉學”養了幾頭豬。這段時間裏，我也深深感受了村民們對我的關愛。就拿吃菜來說，我從不用趕集買，都是這一家那一家自發送來。大隊支書經常找我噓寒問暖，我後來調走的時候他還掉了淚。
我那時正年輕，當然也感受到了一些姑娘傳達的愛意。眼神，話語，有的我當時明白，有的當時並不明白。我也暗暗感動甚至激動，然而我卻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原因有二：一是前車可鑒，我想我決不能蹈我前任的履轍；二一個，是我母親的訓戒：在我去那個學校報到之前，她就明確告訴我千萬不要上那些“識字班”（我家鄉對姑娘的特稱）的鉤。所以，不管“識字班”們有怎樣的表示，我都沒做出回應。對我考驗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一天晚上：宣傳隊在學校的一口教室裏排練，直到半夜才散夥，我剛回到宿舍要睡，窗外卻有一個姑娘輕聲叫我，說她把正絎的“鞋頭兒”忘在排練場了。絎鞋頭是這兒姑娘婦女們隨手帶的活兒，用這種帶圖案的“鞋頭”做成鞋，又結實又美觀。我一聽立即走出屋子，到那口教室門前給她開了鎖。她進去了，然而進去後卻站在黑古隆冬的屋裏一聲不吭，並沒有尋找丟失物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我還是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前。過了一會兒她出來了，訕訕地說一聲“沒找著”，一溜小跑就回家了。
最讓我難忘的是我臨走的那天晚上。村幹部給我送行，在我的宿舍裏喝酒。我坐在窗前正與他們說話，忽然聽見院子裏有姑娘們的大聲說笑。我扭頭看去，隻見在月光裏，在梧桐樹下，正有四、五個姑娘向我這邊看。奇怪的是，我一瞅她們，她們誰也不再說話，就那麼靜靜地站在那裏。我不好老看她們，就轉身再與幹部們喝酒。不料這麼一來，外邊的嬉鬧聲又起，讓我不得不扭頭去看。我一看呢，她們又馬上不說話了，又那麼靜靜地集體站在那裏看我。我這時突然明白了：她們是來送我的。她們想到屋裏又不敢，站在外邊又怕我看不見，就那麼故意地弄出動靜以引起我的注意……
那天晚上，屋裏屋外的人都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在透窗而入的月光裏坐了很久很久。我意識到，我正要告別的，是一種多麼美好的東西。
許多年過去，我到了日照這個城市。這裏與其他城市一樣，近幾年高級發廊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但我理發卻一直找那些大眾化的，每次收費不超過五元錢的。被許多人視為家常便飯的“幹洗”，我至今還沒享受過一次。有一段時間，我都是到離我住處很近的一家小店裏理，一次隻需三元。因為我曾算過賬：即使這樣，已經是當年的二十倍了。
比當年貴二十倍，在今天卻是最“土”的理法了。
有一天晚上，我又到那兒理發，理發員卻不在。我想起街西麵還有一家“工農兵理發店”，就去了那裏。進店一看，理發員是個小夥子，長相竟與當年的“楊叔”相似。我心裏一熱，便懷著一分異樣的心情坐到了理發椅上。
理發過程中，小夥子與我說話，問清了我的姓氏。理罷之後，他開口說：“趙叔，好了。”
“趙叔”穿好衣服，告別小夥子，走出了店門。這時，猛烈的秋風襲來，把我已經很少的頭發刮得零零亂亂，讓我不得不抬手捂住，帶了幾分狼狽匆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