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來，1965年裏我們國家發生的變化，大約是“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鋪墊。
那年我正在圈子村讀五年級。秋天一進學校，我們的課程就開始出現變化，許多時間都用於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報紙上的文章。校長經常召開全校師生大會，一講就是半天，那張大白臉上寫著的嚴肅無以複加。我記得，他講的最多的幾個詞就是“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突出政治”、“階級鬥爭”、“好人好事”。他特別愛講突出政治。他多次說過，所有的教學過程都要突出政治，所有的課程都要突出政治，那怕是一個小數點，也要突出政治！有一回散會後，我的班主任齊老師向另一位老師小聲說：“簡直是胡鬧，一個小數點怎麼突出政治？”不料下一次開會，齊老師就被校長點了名，批評他的錯誤觀點，警告他說這樣發展下去很危險。齊老師經曆了這麼一場，再給我們上課的時候果然突出政治了。這天他在黑板上寫上一個小數“5.4”，然後說：這個小數點上是有政治，比如說，在舊社會窮人欠地主的債，地主如果抹去這個小數點，那麼窮人就可能被逼得傾家蕩產；今天貧下中農向國家交愛國糧，本來打算賣5.4萬斤的，如果把這個小數點抹去，那麼就是54萬斤，就會大大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學校不隻組織我們學習毛主席著作，還要求我們學習雷鋒好榜樣，大做好人好事。
我們宋家溝到圈子村上學的共有五個孩子，我被班主任任命為“學雷鋒小組”組長，放學後要帶領大家做“好事”，第二天早晨向他彙報。我及我的組員們起初熱情極高，一放學便做好事。我們曾將每天走一個來回的四裏山路整修了一遍，削高填窪補豁口，讓它舊貌換了新顏；修完路之後，我們給生產隊的莊稼拔過草，給烈軍屬和五保戶抬過水，給村中那條小河墊起一溜石頭，以便過往行人跨越……。下午或晚上做了好事，我就在次日一早向老師彙報。老師在一個本本上記下，等上課時再向全班通報：這一組做了什麼，那一組做了什麼。我們聽著老師的通報與表揚，抬頭看看黑板上方貼著的毛主席像，發現他老人家直用讚賞的目光看我，我心裏熨貼極了。
可是時間一長，老師對我們組的表揚開始減少，原因是我們做的好事太一般。看人家，有的拾金不昧，有的舍已救人，事跡生動感人。於是，我們幾個孩子走在路上都把眼睛瞪成銅鈴，炯炯放光。但一連“拾”了許多天，連一個鋼蹦兒也沒發現。上學的路邊有一個小水庫，我們經過時老是希望有人在裏邊呼喊救命，但那些剜野菜的小丫頭太怕死了，竟不敢往裏掉。
好事屢屢難成，我這個大組長就犯難了。許多個日子裏，我們沒有做成大好事，又不願再做小好事，到學校後就沒有什麼可彙報。沒有可彙報的，當然要挨老師批評。時間一長，學校就賦予了我們這樣一種價值觀：你不做好人好事，你就是做壞人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