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怕了。我們不甘心做壞人壞事，好人好事又十分難做，我的一些同僚便弄虛作假，明明沒做好事也彙報做了好事。我的組員鼓動我也這麼幹，我幹了一回就受不了，因為我上課時一抬頭去看毛主席，就覺得老人家臉上掛著惱怒，讓我生出犯罪的感覺。
不隻學校，1965年至1966年的上半年，整個社會都籠罩著這樣一種空氣，似乎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建成了“君子國”。我們村的團員青年白天在生產隊勞動，一到晚上便大做好人好事。他們幹得最多的是搞義務勞動，最初是給本隊、本村做，後來不知怎麼回事，變成了你給我做、我給你做。我也參加過這種高尚、神聖的行動。有一天晚上，我隨一幫姑娘小夥去鄰村給人家搗糞，就是把成疙瘩成團的粗糞弄細留待播種時用。行動前團幹部教導我們要當“無名英雄”，不要被該村發現，然而我們幹著幹著便高唱革命歌曲，人家怎會發現不了？人家當然想過來看看是誰在做好人好事，我們就收起家夥撤退。可是我們跑得並不快，與追查者隻差一點點距離，恰好能讓人家看清我們是何方人氏。於是第二天一早，我們大隊黨支部便接到了鄰村敲鑼打鼓送來的“感謝信”。當然，我們村後來也會發現鄰村前來做好人好事的，也是照此辦理。
總之在那段時間裏，人們周圍的空氣似乎十分溫馨，十分美好。
這種空氣越來越濃厚，終於導致雲層密布，電閃雷鳴：1966年的初夏，“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爆發，那些溫馨與美好便被激烈乃至暴烈迅速取代。圈子小學是全公社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先進典型，此時校長與齊老師立即成為公社的紅衛兵頭頭。
後來，他們兩人的結局都不太好，都在監獄裏蹲過。
想不到的是，二十年後我幹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時候，突然接到了在一所中學任教的齊老師的信。信中訴說他當年的苦衷，說自己一心向著黨，向著毛主席，結果卻受了那麼大冤屈。現在他已經老了，可是對黨還是忠心耿耿。他現在再次申請入黨，支部大會已經通過，聽說報到了縣裏，請在研究時給以關照。過了幾天組織部審批新黨員，名單裏果然有他。念到他時，我說：“同意。”大家也就都同意了。
再十年之後，我把對“好人好事”的體驗與思考，寫進了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君子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