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還沒有教師節的年代裏幹過教師，而且幹了十年。
我最初當的是民辦教師，那是在1970年，我15周歲，“文化大革命”中停辦了兩三年的本村小學複課，教師缺乏而村裏有文化的並不多，村裏就按照“識仨教倆”的原則，新選了幾個教師，我是其中一個。那時的我當了教師實在是一件滑稽事，因為我自己連學生都沒能當多久。那段經曆真叫人苦笑不得：一是怎樣當老師我一竅不通，更何況一上任就接了個二、四年級的複式班，上了講台麵對大小兩撥學生手足無措。二是我因為年齡小管不了學生。由於停課幾年學生都把歲數攢得很大，四年級裏就有三個跟我同歲的。他們上課小鬧下課大鬧，我實在沒有辦法，便祭起了“憶苦思甜”的法寶，找來一些老貧農、老工人控訴舊社會的材料在課堂上念。念的過程中，也有些學生受感動，又抽鼻子又掉眼淚，我便趁機敲打他們，教導他們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做一個守紀律的革命接班人。然而等到下一堂課，他們照樣與我搗蛋，搞得我頭疼不堪。
在本村幹了三年，8裏外的胡家石河小學缺教師，公社教育組又把我派到了那裏。我這時身份有所改變，成了介乎於民辦教師與公辦教師之間的代課教師，一月能領21元工資。在那個人情淳厚的山村，我度過了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兩年零八個月時光。那個村的幹部群眾將我這十八歲的小老師視為自己的親人，極盡嗬護。那期間我吃的菜一點也不用買，光是人們送的就吃不了。當然我也努力回報他們，幫他們辦青壯年夜校，輔導文藝宣傳隊，就連放假也不回家，帶著學生給生產隊裏幹活。有意思的還有一件事：我去之前這個村連一把理發推子都沒有，青年留的“洋頭”都是拿刀子削出來的，上邊一篷草，下邊白光光。自從我們學校買了一把推子，全村的青年和少年兒童都找我理發，我的多數課餘時間便與他們的頭發一同飄落……1976年暑假後我調走的時候，村支書哭，同事哭，學生們也都哭。當一個月後我因事再回這個村時，街上一個老太太還一把抓住我的手說：“俺的兒，你可又回來啦！”……但這一切，並不因為我的教學能力。那時上級並不強調教學成績，老百姓也不大在乎。
當然，多年的教學生涯也逼迫著我讀書學習，我的知識也有些增長，所以才能在1978年全省招收公辦教師時得以“轉正”。然而，我畢竟沒有受多少正規教育，一年後當我在一個聯中幹教導主任時，還是什麼文憑也沒有，不光審不了初中數理化試卷，就連英文字母也認不全！
現在想想這些，真是感慨萬端。也隻有在那個不把文化當回事的年代裏，才會讓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少年混進教師隊伍，而且一混就是十年。
我“轉正”後，正趕上全國教育戰線撥亂反正意氣風發的年頭，我清清楚楚地覺出了自己的先天不足。我便開始係統地自學有關知識，打算使自己盡快成為一個稱職的教師。不料到了1980年夏天，我在自己毫不知曉的情況下突然被調到公社幹組織幹事，從此離開了教師崗位。當時我真是毫無思想準備，我確確實實打算像別的教師一樣，在講台上站一輩子，讓粉筆麵子染白頭發，然後退休回家與老伴偎依在一起等死的，結果一紙調令讓我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雖然我不幹教師了，但十年教師生涯在我的生命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兩年後我到了縣委機關，後街上是莒南一中，每當有鈴聲傳來，我的意識深處都要突然警覺一下。有幾次我還下意識地站起身來，準備往教室裏走。直到如今我還經常做一種無比尷尬的夢：我已經站在講台上麵對學生了，可是不知該講什麼，或者是不知何故忘了帶課本，尷尬萬分。
雖然當年教學沒教好，可是我對鄉村教師生活卻有了比較深刻的體驗，因此當我走上文學道路以後，我的作品就有一部分是寫鄉村教師的。先在刊物上發，後來結集為《螞蟻爪子》，算是我對教師生涯的一個紀念。
老百姓對教師也一直是尊敬的，這種尊敬出於一種民間說法：他們幹的是“聖人行當”——孔聖人從事過的職業。我曾將“聖人行當”做過一個中篇小說的題目。
直到現在，我還是把學校看作我最後的安身之地。我想等有一天我寫不成小說了，文聯這種單位也撤銷了，我可能再到一個學校當教師去。別的課肯定教不了，中學語文大概還能對付。但願那時不再誤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