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忘不了1979年的那個秋夜，因為那個秋夜決定了我的一生。
那時我24歲，正在本公社的一個管理區幹著學區教導主任。有一天晚上處理完雜務之後，我發現辦公櫥裏有一本《山東文學》增刊，便翻看起來。那上麵全是山東省文代會的材料，其中幾個業餘作家談他們怎樣走上創作道路的發言深深吸引了我。像電光石火一般，一個念頭閃現於我的腦際：他們能？我難道不能？從此，我就認定自己這一輩子就為文學而生，要當作家的衝動時時激蕩在心中。
現在想想，那時真不知天高地厚。因為家庭貧困，我連初中都沒上完就輟學了，後來幹了民辦教師，才算又和書本沾上了邊兒。一直到了轉為公辦教師，當上學校負責人，讀過的文學作品也還是少得可憐。就是這麼一點底子，怎能登上文學的殿堂？那時我卻不管這些，就帶著一股愣勁兒幹起來了。寫小說，寫散文，寫詩歌，寫新聞，甚至連“讀者來信”也寫。天女散花一般投向各報刊，然而都如泥牛入海。直到第二年夏天，《大眾日報》才用了我的一篇雜文。我欣喜若狂，把5塊錢稿費全買了糖塊撒給了同事。
事過不久，我被公社調去當組織幹事，8個月之後又改任秘書。這在親戚朋友眼裏，我是“一步登天”，混出個人樣來了。可是，那個秋夜做出的決定不可改變。我想，當幹部是臨時的，我以後還是要當作家！
然而，這個誌向不能公開。我想，你沒把文章發表出來就亂叫喚，人家肯定要恥笑你；再者，公社領導與你無親無故，卻把你調到公社予以重用，你不把工作幹好實在說不過去。於是，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把那個小秘書當得像模像樣。
白天當秘書，晚上當“預備役作家”。那時我的老婆孩子還在村裏，我的宿舍9點之後清清靜靜燈火長明。我一篇篇地寫，一篇篇地寄，不過寄出去後，人家很快再給寄回來。好在我是秘書，郵件直送我手，否則我還真丟不起那個臉。記得有一回我將一篇寄往河北滄州的《無名文學》，照樣遭退，我悲傷地在日記中寫道：“無名尚不許，何望成名哉！”……悲傷過後，我認定失敗是成功的老娘，不但不收斂，而且想大的幹大的了。1981年，我們的公社書記學習外地經驗，在全縣第一個推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製。我目睹農民的歡欣鼓舞，意識到這是農村的一次曆史性變革，心中竊想：當年柳青寫合作化，一部《創業史》成了經典名著，我何不抓住這一嶄新機遇迅速成名？好，就這麼定了！我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從5月份開始了這部作品的寫作，每天都幹到淩晨一、兩點鍾。這是純粹的“地下活動”，公社大院沒有一個人知道。半年後稿子寫成，為10萬字的一個大中篇，我把它寄給了《十月》。沒料到，不出半月，我正作著發表、獲獎的美夢，大作完璧歸趙。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一下子萎靡不振，頭發大把大把地掉，腦後還出現了兩塊斑禿，明晃晃地像兩隻憤怒的眼睛。這還不夠，有一天我覺得鬢角發癢，拿手一抹，嗬，一個鬢角掉下來了……
寫作雖然失敗，卻有了這麼一個“副產品”：由於我從事業餘創作，公文寫作能力也得到提高，1982年春天，縣委辦公室將我調去作了秘書。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也暗暗有點小驕傲。可是，我還是沒忘我的誌向，更沒忘當不成柳青的恥辱。我想，千不怪萬不怪，就怪自己的功力太差。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我必須紮紮實實地打底兒。這時，山東電大第一次招收中文專業，學生可以業餘學習，我便立即報了名。
那三年我真是拚了。我是四條線同時作戰：第一是工作，我是縣委秘書，整天有寫不完的材料；第二是學習，我為了能真正學到知識，采取了一種近乎自虐的辦法：把教科書的主要內容都整理成答題形式，將答案全部背下來，這樣每個學期的背誦量都在10萬字左右；第三是農活，每到農忙，我必須回家幫忙，有時要像牲口一樣拉犁拉耙；第四是寫作，我盡力擠時間練筆，新寫了大量作品。三年下去，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我在全縣七、八十名電大學員中學習成績為第一，拿到了我平生第一張文憑；我在《山東文學》、《青年作家》等刊物發表了十多篇小說，加入了山東作家協會；1984年我被提升為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第二年又被任命為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並被列為縣級後備幹部；家裏的責任田呢，當然也是連年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