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魯迅一生儉樸
魯迅（1881—1936年），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魯迅先生愛生活、愛勞動，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勞動人民勤勞和儉樸的作風。冬天在家裏他自己砸煤，出門自己拿行李。不論勞動種類的大小，隻要他力所能及，總是不辭勞苦地全力以赴，在發覺自己的體力不支時，他想到的是要趕快做，而不是先坐下來休憩。魯迅先生的吃穿都很儉樸。他日常吸煙、吃糖，都是“廉價”品，吃得好一點的不過是雞蛋炒飯。魯迅先生平時隻穿舊布衣，褲子總是單的或夾的，有的膝蓋處都已打了補丁。他有一條在日本留學時做的褲子，一直穿了二十多年。一年四季，魯迅腳上總是一雙橡膠底的帆布鞋，床上的棉被也是多年的老棉胎，睡的硬板床也從不願意換藤繃或棕繃。
魯迅在女子師範大學講課時，不像許多教授那樣，或長袍馬褂，或西服革履，而是穿著已經打了補丁的褪了色的夾袍，夾著一個半新不舊的印花包袱去上課。在講台上，他打開包袱，從裏邊拿出講稿就津津有味地講開了。他講課通俗易懂，深刻尖銳，頗為風趣。同學們都喜歡聽他的課，期待著他打開那紅地印有黑色條紋的花包袱。同學們說：“魯迅的布包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一點兒奢侈和虛假。”
魯迅作為一代文學巨匠，生活亦是如此的節儉樸素，那麼在經濟、科學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更應該學會節儉樸素，好好珍惜每一份勞動成果。
1918年，魯迅先生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他第一次用“魯迅”這個筆名發表文章，《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製的曆史痛斥為“吃人”的曆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麼？”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1926年秋的一天，魯迅先生到廈門市“美豐銀行”領取支付的薪水。當他將四百元的支票遞上櫃台後銀行裏的賬房先生心裏就犯了疑：“這個身著破灰布棉袍，頭發一根根豎著的老頭兒，每個月居然有這麼多薪水……”於是，其中的一位打起了官腔：“這張支票是你的嗎？”魯迅先生並不回答，隻吸了一口煙，還他一個白眼。這位錢鬼子第二次又問了一遍，魯迅先生又吸了一口煙，依然一語不發。就這樣連問三遍，魯迅也連吸三口煙。結果，這四百元的支票就這樣在無言的抗議中兌現了。
第十節 明成祖崇尚節儉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明朝第三代皇帝，1402—1424年在位。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於應天，時事征伐，並受封為燕王，後發動靖難之役，起事攻打侄兒建文帝，奪位登基。死後原廟號為“太宗”，百多年後由明世宗朱厚熜改為“成祖”，明成祖的統治時期被稱為“永樂盛世”。
明成祖朱棣是個好大喜功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的22年中，有過不少驚人之舉。如遷都北京，五次親征漠北，鄭和下西洋，滅安南（今越南北部），設奴兒幹都司、哈密衛，通西域，浚漕河……為了辦這些事情，耗費了大量資財，以致造成財政的困難。因此，人們往往把明成祖看作一個揮霍無度的皇帝。但是，明成祖這個人在封建國家統治方麵確實是不惜錢財，而在個人生活上卻是一位去奢崇儉的帝王。
明成祖在生活上的節儉，與父親明太祖朱元璋的教誨是不可分的。從他小時候起，父親便要求他和兄弟們去體驗生活的艱難，處處撙節。當年明太祖為諸王子修建王府時，明成祖的節儉便有所表現，那時他還是年少的燕王，他致書正在北平督修燕王府的曹國公李文忠：“所有宮殿（指舊元大都宮殿），相度可存者存。若無用者拆去，須要停當。”在他的兄弟之間，他的所為當屬比較突出者。
做皇帝後，地位變了，但他生活上崇儉的習慣未變。他雖然不是開國之君，卻是自己奪位打下的天下，頗有些開國之君的樣子。看到宮中宦官們不知節儉，便要發脾氣，他曾對六科給事中（掌上言駁事的官員）說：“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複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靡費食米。今四方荒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複爾，必罪不宥。”
知道百姓的艱難，又以天下為己之天下，成祖崇儉也就成其自然。永樂初年，成祖派太子少師姚廣孝去蘇湖賑災，臨行前對他說道：“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務盡其道。”正因為人君一衣一食，皆百姓所供給，才應倍加珍惜。明成祖這樣要求別人，也這樣要求自己。當儒臣們送上《大學正心章講義》時，他反複讀了多遍，特別喜歡其中所講靜心寡欲的道理。他認為做皇帝的尤其不能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望必勝過理智。如果能夠做到心靜而虛，事來則應，事去後如同明鏡或一潭靜水，絕非易事。尤其是身為皇帝，上朝時忙於政務，尚不及遐想，退朝後則容易放鬆自己。
明成祖為此便經常提醒自己，將欲心與天下聯係起來：“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想到天下，他頓時警覺起來，於是克己之心占了上風。當然他偶爾也會有疏忽之時。成祖曾派宦官去山西采辦天花，但事後便感到後悔，立即傳旨停辦。外國朝貢玉碗，他拒而不受，讓禮部賜鈔遣還。對於這類平日不用，府厙中又已有的東西，盡量限製，免得人們察其所好，爭相進獻，於國事無益。
有一次，成祖上朝，裏衣的衣袖露到外麵，那裏衣已是很破舊了，成祖將衣袖往裏塞了塞，過不一會兒又露了出來。身邊大臣們看到了，恐怕皇帝尷尬，便出來說些歌功頌德的話。成祖聽了感歎道：“朕雖十日易新衣，未嚐無。但念昔皇妣（母後）躬補故衣，皇考（父皇）見而喜，曰：皇後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說到這裏，他自己也不禁愴然。“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諸臣自然是一片頌揚。成祖的節儉影響到當時官場的風氣。當時內閣大學士解縉在家信中寫道：“在此每月官米7石，其餘每石折鈔共70貫，又嚐留下3石，糶4石得鈔百餘貫。而馬料豆每石50貫，稻草亦甚貴。時時雖有賞賜，隨得隨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書，盡皆是虛花用了。衣服靴帽飲食之類，所費不貲。”戶部尚書夏原吉的弟弟到京城看望他，臨走時夏原吉隻送給他2石米。成祖見了，也覺得太少。夏原吉回答說：“臣所遺俸，已寄之，無以為贈。”成祖過意不去，又贈了幾匹布。據說當時新科進士都是徒步往來，沒有騎馬乘轎的，在京官員的住房也很一般，甚至有些破敗不堪，僅蔽風日而已。
上行下效，在上者不可不慎。難怪明朝人在談到明初社會風氣時，無不讚其“風俗淳美”、“儉樸淳厚”，這與明成祖儉樸的精神是不可分的。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命解縉等人編纂“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技藝之言，各輯為一書，毋厭浩繁”。動用文人儒臣3000餘人，輯古今圖書8000餘種，謂“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於永樂六年（1408年）編成，共22877卷，裝成11095冊，定名為《永樂大典》，藏於“文淵閣”中。對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有重要貢獻。
禦製弘仁普濟天妃宮詩（節選）--（明）朱棣
湄洲神人濯厥靈，朝遊玄圃暮蓬瀛。扶危濟弱俾屯亨，呼之即應禱即聆。上帝有命司滄溟，驅役百怪降魔精。囊括風雨電雷霆，時其發泄執其衡。洪濤巨浪帖不驚，淩空若履平地行。雕題卉服皆天氓，梯航萬國悉來庭。
第十一節 康熙帝下諭旨反奢侈
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大清聖祖仁皇帝，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第二位皇帝，年號“康熙”，通稱康熙皇帝，為中國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諡號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是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康熙皇帝是一位崇尚節儉，反對奢侈的帝王。他從鞏固清朝統治的需要出發，努力倡導各級官吏的廉政，並且對宮廷內的日常消費極為重視。康熙皇帝幼齡登基，當時由四大臣輔政。在順治及康熙十年（1671年）以前的近30年中，奢靡之風較為盛行。他親政之後，深感此風“於治化所關匪細”，於是，多次頒發諭旨，倡導節儉，禁止奢侈。
康熙十一年（1672年），他下諭強調：“帝王之治，首在維持風化，辨別等威。崇尚節儉，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樸，治化休隆。”同時針對內外官員的奢侈無度，要求禮部定出相應製度，以嚴格控製各級官員的奢侈腐化。在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之後，全國政局比較穩定，社會生產也有了很大發展。這時，康熙帝又告誡臣民，“民間用度充足，由於節儉”。同時針對八旗官員在祭葬、筵宴方麵的鋪張，要求八旗都統、副都統“嚴行禁止”。不久，康熙又發現漢軍八旗的官員到地方任職，“每借京債，整飭行裝，務極奇麗，且多攜仆從”，到任之後，“終日群居”，“飲酒為樂”，於是，特頒諭旨，指出，這些官員為滿足私欲，“勢必苛斂於民，以資度用”，而如此“朘削小民，民何以堪”？對此必須嚴加禁止。他還特別強調：“朕此諭旨，總為敦厚風俗，陶淑人心而起。使漢軍居官者，皆似總督範承勳、巡撫於成龍之善，朕又何諭之有？”
康熙帝提倡節儉，反對奢侈，確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出現了一些被百姓所愛戴的清官，如於成龍、張伯行、湯斌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帝曾十分得意地談論起康熙十年以後的變化：十年以前時，凡器用服食等物，甚為奢侈。自朕聽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銀器皿、金鐙等物。此時服用，較從前，十分之內已減九分矣。馬齊奏曰，十年前，葬祭多焚化皮衣，今其風已息。
這番話或許有些誇張，但奢靡之風有所控製卻是可以肯定的。在提倡節儉的過程中，康熙帝對宮廷的消費是十分關注的。他特別注重與明朝的情況相對比，以圖在節儉方麵大大勝過明朝，而為後世樹立榜樣。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大內發出明代宮殿、樓亭、門名折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媼數目折子”，於是，康熙帝令諸王大臣詳查奏報。二十九年正月，大學士等將查閱結果作了彙報，並盛讚了康熙帝的節儉：臣等察前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餉。又察前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用六七百萬斤；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用百萬餘斤；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察前明宮殿、樓亭、門數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一。至前明各宮殿，九層基址，牆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非但基址未嚐用臨清磚，凡一切牆垣俱用尋常磚料，所用木植亦惟鬆木而已。臣等以所察各條，並皇上發下折子，令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員遍觀。諸臣皆曰：“我皇上百凡撙節儉約，臣等向所共知，但未能詳悉，今觀事事減省，至矣，極矣。”又《禮》雲，天子後，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禦妻。此皆有名數者，至所使宮人婦女以數千計，唐太宗乃有唐令主，觀其一次遣發宮人，已及三千，則其餘更有數千人可知。今慈寧宮、寧壽宮外，乾清宮妃嬪以下，使令老媼、灑掃宮女以上，合計止一百三十四人，可謂至少。不獨三代以下所無，雖三代以上，亦未有如此者。皇上節儉盛德，誠超邁千古矣。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倡導廉政，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康熙帝有關崇尚節儉，反對奢侈的諭旨，固然有自我炫耀的成分，但康熙帝的崇尚節儉，不能僅僅視為故作姿態，他把倡節儉、禁奢侈作為鞏固統治的重要措施之一，這一點還是顯而易見的。
康熙曾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製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帝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康熙帝還褒封道教白雲觀方丈王常月，並依於門下。
菩薩頂--（清）康熙
四十餘年禮世伽，本來麵目是天家。清涼無物何所有，葉鬥峰橫問法華。
第十二節 錢學森一包用了55年
錢學森（1911—2009年），中國著名科學家，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係，1935年赴美國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氣動力學，1938年獲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後留在美國任講師、教授。1950年開始爭取回歸祖國，受到美國政府迫害失去自由，曆經五年，於1955年才回到祖國。1958年起長期擔任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研製的技術領導職務。
錢學森生於上海，三歲以前一直生活在杭州。熱鬧的浙醫二院背後有一條幽靜清新的小巷子，錢老杭州的故居叫做“方穀園2號”就位於這條巷子尾端。方穀園2號原是錢學森母親的陪嫁，新中國成立前屬於錢學森所有。在杭州錢家故居是很氣派的，他母親家更氣派。錢學森在上幼兒園、小學的時候每天都是黃包車接送，是真正的公子哥。他曾說：“三歲太小了，但我記得杭州很多。”根據杭州市房管局的檔案記載，錢學森在20世紀 60年代寫信給杭州市政府，要求將他的私有房產即“方穀園 2號”無償捐獻給杭州市政府。
新中國成立後，錢學森放棄美國的豐厚待遇回國，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上海交通大學要成立檔案館，曾勳良負責收集錢學森的資料和實物。曾勳良回憶說：“我問錢老有什麼東西好放在檔案館，錢老說，他不要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就給了我兩支鉛筆和一個本子。我想想，這也太少了呀，就左看右看，看到牆上掛著一隻很舊的公文包，就說，能不能把公文包給我？錢老說什麼也不肯，說那隻公文包已經用了55年了，他在美國就一直用那隻包，現在也還要用。”曾勳良說，那時是 20世紀80年代後期，“錢老給人的印象非常節儉。他起草文稿，都是寫在掛曆的背麵或會議材料的背麵。”錢學森直到去世仍住在一間的公寓房裏。
我們不僅要學習錢學森教授的愛國情結，更要為他老人家的節儉生活作風感到無比敬佩和萬分讚許。
1958年起，錢學森長期擔任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研製的技術領導職務，為中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極為重要的實施方案。1965年，錢學森正式向國家提出報告和規劃，建議把人造衛星的研究計劃列入國家任務。在實施人造衛星研製計劃中，錢學森在許多關鍵技術問題的解決上貢獻了智慧。錢學森對科學技術的重大貢獻是多方麵的，他以總體、動力、製導、氣動力、結構、計算機、質量控製等領域的豐富知識，為組織領導新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的研究發展工作發揮了巨大作用，對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迅速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在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實現了第一次核試驗。這次核試驗的成功，是中國國防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它標誌著我國打破了核大國的核壟斷，使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