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墨子的節儉思想
墨子（約前468—前376年），名翟，魯人。墨子是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
在戰國時代，奴隸主、王公貴族們死後，都要勞動人民為他們營建墳墓。棺材外麵用很大的木槨，還捆三層牛皮。死人穿著非常講究的衣服。一起埋葬的有玉器、絲織品、飲食用具等數不清的珍貴的東西，地下要修建巨大的墓穴來埋葬這些東西。
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墨子反對奴隸主、王公貴族的奢侈浪費的寄生生活，提出“節用”、“節葬”的主張。他說：“人們穿衣服是為了禦寒，夏天防暑熱和雨水；製造車船是為了便利交通。”因此，他堅決反對在衣、食、住、行方麵的任何浪費。關於埋葬死人，他說：“一個人死了，有三寸厚的木板做棺材，就可以了；隻要有幾件衣服，不讓死人赤身裸體就夠了；至於墳墓，隻要能掩埋住棺材，止住屍體的臭味就行了。何必挖得很深，埋得像小山那麼高呢？”為了提倡節儉，墨子和他的學生們都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身上穿的是粗布短衣，腳上穿的是麻鞋木屐。墨子一生不但節儉，而且勤勞，親手製造對人民生活和生產有用的東西。墨子自己就是一位精通機械製造的人，特別擅長製造防禦戰爭中使用的器械。
墨子所提倡的節儉思想是中國傳統消費倫理的主流，對建構現代條件下的新型消費倫理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現代消費倫理觀的建構應立足當下並與傳統的節儉思想相承接，反對浪費，提倡“儉而有度，合理消費”。
墨子曾經從師於儒者，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學習《詩》《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後來他逐漸對儒家繁瑣禮樂感到厭煩，最終舍掉了儒學，形成自己的墨家學派。墨家是一個宣揚仁政的學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一個學派，並列“顯學”。
墨子對耕柱子發怒。耕柱子反問道：“難道我就沒有勝過旁人的地方嗎？”墨子問：“假如我要上太行山去，用一匹良馬或一頭牛來駕車，你說我將驅趕哪一匹呢？”耕柱子答道：“當然驅趕良馬了。”墨子問：“為什麼要良馬呢？”耕柱子說：“因為良馬值得你用來鞭責。”墨子說：“我也以為你是值得鞭責的。 ”
第二節 楊王孫提倡簡葬
楊王孫（生卒年不詳），西漢時漢中城固縣人，久居長安。家累千金，卻竭力提倡簡葬。死後裸葬於終南山，為我國古代提倡簡葬的著名人物。
漢朝的時候，凡死人都講究厚葬，王公將相的墳墓裏金銀財寶一個賽一個多，就是普通人家也盡其所能地往墳墓放不少東西。一時之間，整個社會厚葬成風。
當時，在漢中有一個很富有的大戶人家，叫楊王孫，他是遠近聞名的學者。楊王孫對這種誤世害民的厚葬之風很痛恨，下決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矯正時弊。於是，他在得了重病以後就給他的兒子留下遺囑：待他死去，兒子要將他“裸葬”，既不著華貴的衣飾入棺，也不得陪葬金銀財寶。兒子聽了父親的囑托，很是為難。照辦吧，感情上過不去，又不合時尚；不照辦吧，父命又怎好違背？前思後慮之際，他把這事告訴了父親的密友祁侯，請祁侯和他一塊兒來說服父親。
這天，他們來到楊王孫的病床前，探望病情後便說起遺囑的事。楊王孫聽了他們的勸說，掙紮著病體，重新申述了自己關於“裸葬”的主張。他說：“搞厚葬完完全全是把好東西糟蹋在地下，純粹是浪費。還有的是今天剛入土，明天被盜走，這與暴屍荒野有什麼區別？搞厚葬的人是想把錢財帶進地下，以便繼續享用。但是，人隻要入土，屍骸腐爛，哪裏還真有什麼陰曹地府呢？所以厚葬隻能是‘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一件大蠢事！”他再一次告誡兒子：“對這種世俗的做法，‘吾不為也’！”兒子被父親的想法說服了。後來，兒子懷著極為崇敬的心情，將父親“裸葬”了。這在當時曾引起轟動，給“厚葬”的時弊以很大的矯正。
人死了，就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曆程，化為塵土，變成青煙。無論給他多少錢財，也不會繼續享用了，那又何必糟蹋活人應當享用的東西呢？提倡“裸葬”，也就是反對奢侈浪費。我們應當看到，雖然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要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需要進行長時期艱苦奮鬥。所以，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時時處處不能丟。
第二節 陶侃節儉在細微
陶侃（259—334年），字士行（或作士衡），鄱陽（今江西鄱陽）人，中國東晉時期名將，大司馬。初為縣吏，漸至郡守。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建興元年（313年），任荊州刺史。後任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他精勤吏職，不喜飲酒、賭博，為人稱道。
公元265年，司馬炎強迫魏帝退位，建立西晉王朝，自稱皇帝，是為晉武帝。他認定國家已統一，從此貪圖享樂，朝政日趨腐敗，整個國家處於一片奢靡的風氣中。當時有個官僚叫石崇，家族世代為官，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僅家中奴仆就有八百多人，具體財產更無人說得清楚，比皇親國戚們都富有幾百倍。據說他家連廁所都布置得十分豪華，不僅有華麗的床，還有絲綢的被褥，並有婢女捧香侍候。石崇還曾與文明皇後的弟弟鬥富，鋪設了十裏的彩緞，用香料和泥抹牆。但此時卻有一人例外，他就是陶侃。陶侃的母親給別人做針線養活一家人，家裏很窮，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一次，來了客人，家裏沒有一文錢，母親隻好剪去自己的長發賣了，換來酒菜招待客人。在這樣的環境裏長大的孩子，自然懂得生活的艱辛和物品的來之不易，哪有不珍惜的道理？
在廣州任刺史時，陶侃每天早上都會將上百塊磚搬出屋外，晚上又搬進屋內，數日數月，堅持不懈。周圍的人覺得很奇怪，問他原因，他說：“過分富裕閑適的生活，會消磨意誌，怕將來不能為國家承擔重任。”
他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別人也不姑息。有一回在路上，他看到有人拿著一把沒有成熟的稻子，就走過去問：“你拿它有用嗎？”那人回答：“走路的時候看見了，隨便摘下的。”陶侃聽後大怒：“你自己不種田，卻隨意糟蹋別人的稻子！”於是他便將那人解往官府，予以懲罰。陶侃對那些不珍惜別人勞動成果的人十分痛恨。後來，陶侃當了八州都督，相當於一位大將軍，但是他常常親臨軍營視察，關心士兵的生活和訓練。當時軍隊正在造一批大船，他每天都去工地視察，看到到處都扔著木屑、竹子頭，陶侃很心痛，叫人都撿起來放進倉庫。他手下的人覺得很不可思議。
這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春天快來時，雪開始融化，道路又濕又滑，行走很不方便。陶侃讓人從倉庫裏搬出藏著的木屑，撒在路上。將士們走在上麵，又鬆又軟又幹燥。想不到木屑有如此大的用途，將士們不禁對將軍的先見之明和勤儉節約的精神頓生敬意。
過了不久，桓溫將軍率七千士兵攻打蜀地。桓溫龐大的船隊行駛在長江三峽的激流中，令敵人聞風喪膽。這些戰船就是陶侃部隊建造的。戰船建造的時間很緊，陶侃隻得帶著士兵加班加點地幹，船造了一半時發現釘子不夠用了。怎麼辦呢？采辦肯定來不及了。陶侃就想到藏在倉庫裏的竹子頭，他靈機一動，便立即叫人取出竹子頭，削成竹釘，代替鐵釘。這些竹頭牢固結實，不怕水浸泡。幾十條戰船按時趕造出來，使得桓溫將軍抓住戰機，順利攻克了蜀地。
滴水彙成河，粒米攢成筐。節約是強大力量的儲蓄！事實證明，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驕奢淫逸成風，享樂主義盛行，就沒有什麼希望。
第三節 陶母款待客人
陶侃的母親湛氏，當初是嫁給陶侃的父親陶丹做小老婆的。陶家非常貧苦。
湛氏每每很勤儉地紡紗、織布，賺錢來幫助家用。她教陶侃要結交比自己好的朋友，這樣才能增長學問和見識。家裏雖然貧苦，可是客人來了，她也要好好款待，一點兒沒有厭惡的心。有一天，雪下得很大，鄱陽地方的孝廉範逵到了陶家過夜。陶侃的母親就把自己床上新做的草薦拿出來割斷了做草料，親自去喂客人的馬；又暗地裏剪下了頭發，拿頭發去賣了錢來，充著酒菜的費用。範逵得知了這回事，就歎口氣說：“若不是這個母親，哪裏生得出像陶侃這樣的兒子來呢？”
範逵是陶侃的一個朋友，既讚賞陶侃的才智和口才，又對他的盛情款待深感愧謝。範逵到陶侃家做客，第二天早晨範逵告辭，陶侃送了一程又一程，快要送到百裏左右，範逵說：“路已經走得很遠了，您該回去了。”陶侃還是不肯回去。範逵說：“你該回去了。我到了京都洛陽，一定給你美言一番。”陶侃這才回去。範逵到了洛陽，就在一些人麵前稱讚陶侃，使他的好名聲廣為人知。
第四節 齊明帝一粽分四
蕭鸞（452—498年），字景棲小名玄度，南朝南蘭陵（治今常州西北）人。南齊的第五任皇帝（494—498年期間在位），廟號高宗。為始安王蕭道生之子、齊高帝蕭道成之侄。其父早亡，鸞由叔父高帝撫養成人。公元498年蕭鸞病故，葬於興安陵。
登上帝位後，蕭鸞就將前朝武帝新蓋的林苑完全廢去，改為良田以種穀，把田地還給百姓。他說：“奪百姓口中食、住之宅、身上衣，為自己一時享樂，這是最大的無道。”他還把原來朝廷中製造的馬車、大轎、龍船上所裝飾的金銀，下令統統挖下來，歸還國庫。他自己的衣食也十分儉樸，不讓太監給他做太好的膳食。逢年過節，沒有他的指示什麼人也不敢隨便給他加菜。他下令給管膳食的太監，每餐菜不過五，就是不能超過五樣菜。
一年元宵，京都中張燈結彩，家家戶戶喜慶元宵節，宰豬殺鵝，喝酒宴賓，一派熱烈景象。而宮牆之內，無燈無彩、無酒無席，冷冷清清，沒有一點節日的樣子。一個新來管膳食的太監，快到皇帝用膳的時候，還沒有接到指令加菜。他想百姓小民在這種節日也要治辦豐盛酒席，當今皇上難道就不可稍加點菜肴嗎？他便擅自做主，給齊明帝多加了三個菜，共成為八碗。當菜飯上去以後，齊明帝見給他多加了三個菜，立即叫侍官追詢查問，當侍官查清之後，如實上奏明帝。明帝說：“念他是新來首犯，不予治罪，趕出宮廷，永不錄用。以後再有違反，必誅無疑。”從此，誰也不敢違反明帝的規定。
一年端午節，建康城中熱鬧非凡，宮中還是沒得到皇帝的指令，無歌舞管弦，也無豪華酒宴，完全是一派清樸節儉的平日氣氛；管膳食的太監想，若給皇帝用膳像往常一樣，這就少了節日的氣氛；若是給皇帝多加酒菜，又怕皇帝怪罪。他左思又想，便想出來一個辦法：吃粽子是端午節的習俗。給皇帝做一個精致、豐富、美觀的特大粽子，這樣既不違反“菜不過五”的規定，又使內容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