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係研究
經濟視野
作者：劉淼
摘 要：本文運用時間序列經濟計量分析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四個直轄市1978—2010年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間的影響效應進行經驗分析，實證結果表明四個直轄市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係，產業結構變動是經濟增長的動因，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也會促進經濟的增長。當前四個直轄市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合理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將會有利於該地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變動；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
一、引言
經濟增長作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宏觀經濟目標，其實現離不開產業結構的變動與升級。現代經濟增長本質的核心是產業結構變動，且其發展過程也是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聯係，相互促進的過程。因此，研究經濟增長就必須研究產業結構的演進，當前國內外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對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的影響效應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
但針對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影響效應的研究大多都局限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對於地區之間，尤其是分析四個直轄市之間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差異性還很少涉及。北京、天津、上海、重慶作為我國四個直轄市，其經濟增長各有差異，產業結構分布也有很大的不同。明晰四個直轄市之間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效應，能夠為我國合理布局產業分布，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以及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根據對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關係認識的不同，經濟增長理論可以簡單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以前，經濟增長理論普遍強調資本、勞動力及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鮮有研究經濟結構及及其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20世紀60年代以後，許多學者逐漸重視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關係，並進行深入研究，其中以庫茲涅茨（Kuznets）、羅斯托（Rostow）、錢納裏（Chenery.H）和帕西內蒂（Pasinetti）為代表。庫茲涅茨（Kuznets）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份額為基礎，考察了總產值變動和就業人口變動的規律，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總方向，即產業結構的變動受人均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羅斯托（Rostow）認為經濟增長實質上是部門增長的過程。他認為經濟增長總是由首先采用新技術的部門開始的，通過一定的關聯方式將其推動力傳輸到整個經濟的各個部分，帶動整個經濟的“起飛”。錢納裏（Chenery.H）從經濟發展的長期過程中考察製造業內部各產業部門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動，發現了製造發展受人均GNP、需求規模等的影響大，而受工業品和初級品輸出率的影響小。帕西內蒂（Pasinetti）把產業結構變動納入到經濟增長的分析中，通過各個部門不同的生產率來分析資源的重新配置，從而引發資源的合理利用，帶動國民經濟增長。現代經濟發展規律也表明，經濟增長除了依靠資本、勞動和技術等要素外，更重要的是依靠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
我國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將西方產業經濟理論引入中國，隨後產業經濟學理論引起眾多學者的興趣和關注，研究產業結構的文獻成果相繼出現，這對我們認識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例如，劉偉（2002）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考察產業結構變動，認為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工業化、現代化密切相關；郭克莎（1995）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國1978年以來產業間資源流動和結構變化對生產率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係，結果表明供求基本均衡和結構關係比較合理的經濟環境可以保證經濟得到良性增長；郭金龍（1998）通過實證研究經濟總增長與部門增長之間的關係，認為產業結構的優化有利於弱化經濟係統中的矛盾，提高經濟的穩定性；蔣振聲，周英章（2002）運用協整檢驗和預測方差分解的經濟計量分析方法，論證了我國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影響關係；李延軍和金浩（2007）利用協整檢驗和格蘭傑因果檢驗，研究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係。
眾多學者對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效應進行了理論與實踐研究，但這些研究鮮有考慮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由於所處的區域不同，產業結構布局不同，京、滬、津、渝四個直轄市之間的經濟增長存在很大的差異。本文旨在研究四直轄市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關係，以提出促進其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對策。
三、模型的建立
1.模型構建
2.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由於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始於1978年，於是在問題的研究中，選取了1978年—2010年各直轄市的經濟數據。本文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及分省統計年鑒公布的相關數據，文中的原始數據包括該期間內各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及三次產業的產出量。由於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來變量間的協整關係，並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的異方差現象，本文在實證分析時對所有變量進行了取自然對數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