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構成了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產生的基礎和依托。
（一）自然生態環境
1.地理位置
中國，古稱華夏，雖其版圖在曆史上多有變化，但畢竟有相對穩定的位置，即處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東部及南部有太平洋環繞，西部及西南部有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的天然阻隔，北部則毗鄰西伯利亞，由此形成一個比較封閉的地理單元。這種處於四海之內，由諸夏和四夷所構成的區域即為“中國”。中國的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必然會對中國古代人的文化心理產生一定的影響：收斂和內聚型的思維方式與地理位置的封閉性無可避免地具有一種對應關係。
2.氣候因素
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屬於典型的季風氣候區。冬季寒冷幹燥，夏季炎熱多雨。但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多樣，氣候又呈現複雜多變的特點，大體上，東部地區為典型的季風氣候，由北向南依次為溫帶氣候、亞熱帶氣候、熱帶氣候，氣溫由低向高遞增；西北地區為幹旱、半幹旱的溫帶大陸性氣候，降雨量少、氣溫較低；青藏高原則形成了獨特的高原氣候。由於我國以溫、熱帶氣候為主，且有多種氣候條件並存，就為各種不同動、植物的生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為人們利用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3.河流、水源
中國自古是一個多河流、水源豐富的國家，可謂是江河貫通、湖泊密布。流域麵積超過1000平方公裏的河流有1500多條，天然湖泊有2000多個，其中長江、黃河是中國境內最大的河流，珠江、淮河、遼河等河流縱橫交錯地分布在大陸的各個區域。在江河長期流淌的過程中形成了廣闊的衝積平原：如東北部由嫩江、鬆花江、遼河、烏蘇裏江所形成的東北平原；由黃河、淮河、海河三大河流的泥沙淤積形成的華北平原；由長江及其支流所形成的長江中下遊平原等。
4.中國的地理環境條件與中國農業文化的形成
地理環境對文化起源和發展的作用大體有兩個方麵：其一，地理環境始終是人類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必要前提。具體來說，在人類曆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同的作用。在遠古時代，由於人的體力和智力不發達，以及變革自然的手段和方法水平的低下，人的活動難以對自然界作根本改變，反而要屈從和順應自然。在這個曆史階段，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思維和行為方式幾乎完全受到外部自然環境的製約，而且對曆史追溯得愈遠，這種狀況就表現得愈明顯。如中國古代的原始宗教、神話傳說、圖騰崇拜等文化現象，其基本內容都是對自然萬物力量的頌揚。在其後的發展中，由於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改變了人對自然界的屈從、順應關係，於是人類的文化觀念就逐漸地建立在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地理環境對人類觀念的支配和製約作用不斷減少和弱化。對此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完全忽視了人的活動對他的思維的影響；它們一個隻知道自然界，另一個又隻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單獨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界而發展的。”雖然如此，地理環境對文化的作用並不會完全消失。當我們承認文化具有地域性、區域性特點的時候，實際上包含了對地理環境作用的認可，隻是“不單獨是自然界”。其二，地理環境是經濟生產類型選擇的必要前提，從而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客觀基礎。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基於其所麵臨的自然環境條件的便利而選擇自己生產活動的類型，中國古代所謂“水處者漁、山處者林、穀處者牧、陸處者農”，指的就是這個道理。某一個國家或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條件，是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人作為有理性的存在物，自然會選擇便利的生產活動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思維方式，來應對自然環境的挑戰。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據此提出了“挑戰―應戰”模式的文明起源理論。他認為，文明的誕生既不在純粹的自然環境，也不在人類自身，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對自然環境的挑戰所采取的應戰，正是這種應戰的方式產生了人類文明（包括生產、製度和觀念）。他說：“如果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環境單獨發生作用的結果，那麼一定是它們兩者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人類對生產活動類型的選擇正是以環境和資源的便利為依據的，而且，自然環境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因素，影響著一定曆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關係的各個方麵。“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決定著經濟關係以及隨在經濟關係後麵的所有其他社會關係的發展”。因此，地理環境對於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來說雖然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但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它構成了文化創造的自然基礎和前提。
中國的地理環境條件決定了農業是中國古代經濟生產的必然選擇，農耕業在生產體係中占主導地位。在中國眾多的自然生態條件中，有兩種自然條件特別有利於農耕業的發展。其一，豐富的河流和水源。水是萬物之源，這是古希臘人對水的重要性的哲理概括。在古代社會中，水不僅是人類的“血液”，也是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特別是在依賴土地資源的農耕生產中，水發揮著灌溉、保墒的重要功能。水資源的豐富和水道的暢通是農耕經濟發展和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眾所周知，包括中國在內的四大文明古國皆起源於“水鄉”。中國境內眾多的江河湖泊及其在生產過程中的利用，促進了中國古代農耕經濟的發展，並因此而使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二，遼闊的平原。由長江大河衝擊而成的平原，既有利於人們的聚族而居，也適宜於農業生產中的耕犁、灌溉、栽培和收獲，所以，平原是中國古代農耕經濟長期存在和發展的自然前提，也是農耕業在生產體係中占主導地位的原因。同時，平坦的地勢和開闊的視野，有利於人們之間的交往以及形成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中國古代的七大古都安陽、洛陽、西安、開封、南京、杭州等皆分布於平原上，其中黃河流域的平原區由於農耕經濟的高度發展而成為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對此，馮天瑜指出：“中華文化最重要的發源地是黃河流域。這片七八十萬平方公裏的黃土高原和衝積平原，在古代曾經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態良好的地域，華夏先民在這裏狩獵、放牧，進而發展農耕業，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中華文明被稱為“黃河文明”，其原因就在於此。
總之，中國古代的農業生產是基於特殊的地理環境條件而進行的必然選擇。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的根據就在這裏。由此也決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主要內容是以農耕文化為代表的農業文化，從而區別於西方的商業文化和遊牧文化等文化類型。
（二）經濟根基
在古代社會中，地理環境條件製約著人們對生產類型或生產部門的選擇。然而生產方式，即使用什麼樣的手段和方法、采取什麼樣的組織形式進行生產，則決定著整個社會曆史的麵貌，從而也決定著文化的形成、內容和演化。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中國農業文化產生的經濟土壤。
1.中國農業的起源
大約在六千年前左右，華夏先民就逐漸超越狩獵和采集經濟階段，進入了以種植業為主的經濟階段。據史料記載，在堯舜時期，已經開始向農人傳授農業生產的經驗知識，即教民稼穡。“神農乃始教民播百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土?高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而且也已經意識到水利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開鑿水源、通導河流以服務於農業生產。大禹“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濯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入東海”。自此標誌著中國農耕經濟的起始。從采集、漁獵到農業的興起很難確定一個明確的分界，大約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過渡階段。關於中國農業的起源大致有以下幾個標誌或特征：其一，由遊走經濟到定居經濟。在采集、漁獵階段，人們的經濟活動主要是收集和獲取自然界中的“天然產品”，因此這種經濟活動必須隨自然資源的分布而流動，沒有固定的生產和勞動場所，“穴居而野處”；而在農耕經濟階段，由於人類智力的發育和勞動經驗的積累，對生物的生長習性有了一定的經驗知識，人們通過對植物的種植和動物的養殖來獲取物質生活資料，而各種生物都有特定的自然生長期，因此農耕經濟活動一般都有固定的場所或區域，於是就從原來的遊走經濟發展到定居經濟。其二，從利用天然工具到發明、利用專門生產工具。在采獵經濟階段，用於生產的工具主要是人的肢體和未加改造或稍加改造的天然工具，利用其自然特性作用於生產對象，以獲取自己所必需的物品；而在農耕經濟階段，人們則發明和創造了專門用於生產領域和過程的手工工具；在距今六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了石鋤、石鐮、石斧、陶器等農具和大量的狗、豬、牛等家畜的骨骼等，這標準誌著生產工具的出現。其三，生產勞動的組織形式由原來的血緣家庭進入到既有血緣關係，又有一定社會關係、組織規範的生產共同體。在采獵階段，由於經濟活動的流動性，人們之間除了血緣關係之外很難形成其他社會關係，個體血緣家庭是基本的經濟組織。發展到定居農耕階段，除血緣關係外，還出現了一定範圍的地緣和業緣關係。在龍山文化遺址中，人們發現當時社會中已經有了較大的村落、集體製作農具的場所，以及較為嚴密規範的組織和宗教儀式。總之，定居經濟、專門的手工工具的出現以及勞動組織形式的變革，標誌著中國曆史的發展已經由采獵經濟向農業經濟轉化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