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人類的創造，而不是自然發生的。文化產生的途徑及各環節之間的聯係就是文化生成的機製。我們認為，文化是現實的反映和人類理性的建構。作為一種具體的文化類型，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則是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係的政治結構、社會關係的反映；是人們依據這種經濟、政治的特點而進行的理性建構。
（一）小農生產方式的觀念投射
在關於文化觀念的起源和本質問題上，馬克思曾說過：“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傳統農業文化是對中國古代小農生產方式的反映，是小農生產方式的觀念投射。中國古代小農生產方式的具體內涵有如下幾個方麵的內容：其一，經驗知識和手工工具是農業生產的基本依據和技術手段。在中國古代，雖然有在當時較為發達的農學知識和農業應用技術，但始終沒有超出經驗和技能的範疇，人們正是憑借在直接生產和生活中形成的簡單的生產經驗和手工工具從事農事活動。在這種條件下，人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誌對自然界作出符合規律的、自覺的、根本性的改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要順應甚至屈從於外部自然現象，至多是與自然條件、自然節律相適應。如此就決定了人們對自然界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總體看法。其二，自給自足的封閉性。與中國古代生產發展水平相適應，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就確定了以個體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男耕女織、自足衣食，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小係統。這決定了人們如何對待家庭成員以及與外部社會成員的關係，還包括處理這些關係的行為和觀念取向。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論，形象生動地反映和揭示了這種以個體家庭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特征。其三，國家與民眾的垂直相關性。由於生產過程中，個體家庭在應對外部自然力和公共事務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導致了對公共權力的崇拜和心理歸屬感，於是產生了沒有限製的國家和政府權力。這種國家和政府權力通過具體的人格化力量――皇帝的意誌加以表現，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對民眾的垂直型的支配控製權。黑格爾對古代中國的政府與民眾的關係作了深刻的揭示。他說，皇帝作為“普遍意誌”的代表或象征，對社會生活及民眾具有絕對的權力。“在中國那個‘普遍意誌’直接命令個人應該做些什麼。個人敬謹服從，相應地放棄了他的反省和獨立。假如他不服從，假如他這樣，等於和他的實際生命相分離。”此即意味著國家與個體在權力上是純粹的隸屬關係。
應該說，上述狀況都是確定的、客觀性的存在，這些客觀的條件成為中國傳統農業文化滋生的根基和土壤。“意識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基本內容，即人們的哲學理念、價值取向、心理、性格等都可以從小農生產方式的內涵中找出其根據，或者本身就是小農生產方式的觀念投射。
（二）基於小農生產方式的理性建構
文化並不是自發形成的，它通過人的思維創造活動而產生，又通過人的活動來表現。因此關於文化的形成機製，被納入“環境―人―文化”的動態係統中加以考察和認識。一方麵，人在適應和改造環境的過程中，對環境中的各種現象、關係進行思維中的概括、蒸餾，形成了觀念體係；另一方麵，人作為有理性的存在物，又往往從客觀現實、外部環境的客觀趨勢出發，進行理性和思維的創造，建構既具有現實作用，又具有未來意義的文化體係，並由此體現文化的生命力。中國傳統農業文化是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反映在人們觀念中的投射，離開了這個認識，就難以了解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內容和本質。但是，這種反映並非是單純或機械的，而是反映、建構與創新的統一。文化是人類理性的體現，而人類理性具有維護現實、表現現實、超越現實的特點。所謂表現現實，即在文化體係中展現現實的內容及關係；所謂超越現實，即以現實為依據，通過對其發展趨向的預見和推斷，建構出具有前瞻性和導向性的觀點和理論，以此來指導人們的行為，並試圖達到一種理想狀態。正如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說：“……自由存在於文化規則和法則給予人類的引導和指導之中。”就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而言，它以觀念的形式展現著小農經濟以及由其決定的政治結構的現實內容，同時也包含著試圖超越這種經濟和政治形態的理想和推論的內容，忽視了這一點，我們則難以認識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精神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