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農為本
在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也有陶瓷、釀酒、冶煉等手工業和一定程度和範圍的商業交換，但在幾千年的曆史發展中，這些行業從來沒有發展成為可與農業相抗衡的社會部門。農業關係到國計民生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產生了傳統的農本觀念，具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麵：其一，農業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和條件。人類的生存離不開衣、食、住等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而這些物質生活條件的來源是農業生產，農業在當時被視做財富的唯一來源。周代虢文公針對周文王不籍田的做法議論道：“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繁庶於是乎生。”漢文帝在其詔書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持之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農學家王楨在其《農書》序言中進一步認為：“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故古先聖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二，農業生產是安邦治國之本。農業不僅是人類財富之源、生存之本，而且也是社會穩定、富國強兵的基石，不僅關係到“民生”，也關係到“國計”。對此，曆代統治者和思想家都有自覺的意識。中國禮文化的締造者周公曾感歎道：“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即統治者隻有了解農事之艱辛，重視農業發展，才能有穩定的、平和的統治環境。《管子》一書對農業與政治和軍事的關係作出了更為係統的論述：“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則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反之，忽視農事，必然導致國貧兵弱和統治權力的萎縮。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的曆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視作“王政之本”。其三，農桑為本，工商為末。在整個社會生產體係中，既然農業居首為本，那麼其他非農行業則為末業，至多是農業的補充形式。韓非認為：“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綿繡刻畫者為末作者富。”把進行非農活動的儒士、遊說之士、遊俠、侍臣、商工稱為危害社會的“五蠹”而加以蔑視。東漢王符提出“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尤其對於從事產品交易的商人更為鄙視，將其活動看做是投機取巧的詐騙行為，其方法和手段被斥為“奇技淫巧”，重農抑商觀念由此形成。
2.家庭本位
馬克思說：“我們越往前追溯曆史，個人，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越不獨立，越是從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在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馬克思在這裏十分精辟地揭示了個人與群體之間關係的曆史演變過程。在生產水平較低的狀況下，往往是個人對家庭、家族具有依賴關係。在中國古代社會，個體家庭不僅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而且在社會化水平較低的條件下，家庭還發揮著對個人的生育、養育、保護、教化等多方麵的功能。因此，個人不是獨立的或具有自主人格的個人，而是家庭中的一分子。家庭的利益、地位和榮譽與個人密切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家庭高於個人、重於個人。為了家庭，個人可以忍辱負重甚至犧牲自我。個人的責任和使命首先是“齊家”，促進家庭關係的和諧。提高家庭的地位，為家庭獲得榮譽，而後是“治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光耀門庭、光宗耀祖是最有意義和價值的事情，而傷風敗俗、玷汙門楣是不可容忍的過失。
3.奉天法古
在農業生產中，除自然條件之外，所依靠的是人們日積月累所形成的經驗，先前所取得的經驗，是後來生產所憑借的依據和樣板，是不可丟棄的財富。對先前經驗的珍視，形成了“向後看”的崇古思想。對此，有學者指出：“農業生產還是一靠天二靠經驗，而經驗正是過去的東西。崇古的觀念可以說在很早就根植於中華民族的思維中，而且它的內容往往和農業生產相關。”崇古觀念是指在實際生產中盡可能從古典中尋求自己所熟悉的經驗、規則，並受之支配，把先前的經驗、規則、製度、文化等加以神聖化，奉為至善至美的效仿楷模，因此其思維傾向是向後型的。孔子的“克己複禮”，孟子的“言必稱堯舜”，董仲舒的“奉天法古”皆表現出這種價值取向。儒家的學說後來又被視為千古不易的治國、為人方略。“伏羲以至孔孟，言道以盡，後學宜世世守之”，宋代理學家朱熹則進一步認為：“綱常萬年，磨滅不得”。在家庭中，先祖遺訓、祖宗之法成為不可改變的教條。總之，先王崇拜、尊宗敬祖、以今效古成為人們主要的價值取向，並因此而將人們的思想行為導入傳統的規定之中。“曆史上的中國，就是以過去取向為第一序的價值優先，祖先崇拜和一個很強的家族傳統，就是這種優先的兩個例子。因此，在中國人的態度上，沒有什麼新的事物發生在現在和未來，所有的新事物，都已經發生在遙遠的過去。”這種價值觀念根源於簡單循環、封閉守成的小農生產。
4.均平希求
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小農生產中，所生產的產品是一個基本不變的量，一部分人多得必然造成另一部分人財富的貧乏。此所謂“地之生財有長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如此，財富貧乏的人則希求能在等級製的前提下“均平”占有財富，以滿足其簡單的衣、食需求。同時，一些思想家和政治統治者也意識到，過分的貧富差異則可能導致社會的衝突和混亂。對此，漢代董仲舒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之情也。”所以要“製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均平”並不是絕對的平均，而是在有差等的前提下，人人皆能滿足衣食之需，從而相濟相安。達到這種狀態的具體措施的實施就是限製大富，限製商賈，禁止官商，約束富戶經濟，限製土地占有規模等等。通過這些措施防止貧富的懸殊及其所導致的社會矛盾。盡管這可能導致社會財富增長緩慢，但均平卻是第一位的，此乃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實質含義。在中國古代社會裏，社會財富的相對平均、人人衣食溫飽，是大多數人，特別是普通百姓普遍的心理希求和生存目標。
5.大同理想
大同社會是古代中國人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形態，其具體麵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能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不出其身，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社會是古代人對經濟、政治、倫理觀念理想狀態的設計、向往和追求。它包括如下內容：其一，在經濟上，溫飽型生活水平在整個社會的普遍實現。大同社會的經濟基礎既不是物質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也不是形成高度分化的、大規模的生產體係，而是希冀通過個體家庭“男耕女織”的農耕和手工勞作，以滿足家庭內部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孟子在展望這種社會圖景時說：“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這種溫飽型生活水平的實現是大同社會的一個基本內容。其二，在政治體製上，建立由“賢明君主”所治理、具有等級結構的社會秩序。大同理想並不希望廢除君主製和不平等的社會關係，而是針對當時現實中統治者的“殘民”和“暴政”，希望有“講信修睦”的開明君主，以“仁德”治理天下，建立尊卑有序、上下有分的社會秩序。其三，充滿仁愛親情的人倫關係。在大同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家庭倫理親情向全社會的延伸和擴展，對待他人如同自己的家庭成員，泛愛他人，四海一家。同時以群體、他人為本，克服個人的私利、私欲，形成盜賊不興、夜不閉戶的社會環境，達到“天下為公”的境界。大同社會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表現出對古代社會的超越，但是，任何理想都不可能超出當時社會條件所許可的條件和範圍。從上可以看出，大同理想的背後透露出小農經濟條件下人們對經濟、政治和倫理關係的最高要求。然而由於缺少對達到大同社會途徑、方法的認識和實踐，這種大同理想始終是一個空想。
（四）科學技術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小農經濟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文化生活的發源地。基於農業生產和再生產的需要，形成了內容涵蓋各個領域的知識和實用技術體係。中國古代科技萌芽於原始社會，奠基於夏、商、周三代，係統形成於秦漢之際，在其後一千多年的古代社會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甚至引領世界科技潮流。誠如李約瑟所言，“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往往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關於這一點可以毫不費力地加以證明）。”
1.科技成就
（1）獨具特色的知識發現。
農學。在中國古代的科學知識體係中，農學占有突出的主體性地位。中國農業學說的發展可以說是經曆了從區域性到全局性的拓展，從經驗性描述到理論概括的過程。據資料顯示，反映農學研究成果的理論著作――農書在古代社會中有376種。《汜勝之書》是目前流傳下來的最早的農學著作，其中總結了作為中國農業起源的發祥地――陝西關中地區農業生產的耕作經驗，提出了農業生產中耕作、利用地力、施肥、灌溉、除草、收獲六個環節的理論，將農業生產提煉和概括為一個前後相連、環環相扣的動態過程，分析了每一個環節的具體操作方法，並對北方地區一些基本的農作物特殊的種植方法進行了經驗性的總結，為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生產提供了理論性的參照和指導。《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完整地論述了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科技發展水平、農業思想以及農業生產技術和原則。《管子?地員》中論述了與農業有關的植物生態學知識，指出了植物生長與其土質、地勢、溫度等之間的緊密關係。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可以看做是當時農學的百科全書，全麵地論述了當時黃河中下遊地區有關動物養殖、植物種植、食品加工、耕作與農具使用各個方麵的關係，既總結了此前農業生產發展的經驗，又進行了創新性的理論性概括，為我國農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南宋初年的《陳農書》專門敘述了江南水鄉的水稻耕作、種植方法以及水牛的喂養和使用，提出了南方水田的耕作理論、方法與技術。元代王禎的《農書》是一部視野更為廣闊的大型農書，上、中、下三部分分別論述了農業總論、各種農作物的性能與栽培方法以及農業生產工具的製造與使用。該書係統地論述了農業的起源及發展曆史，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以及林、牧、副、漁的各項經驗和技術，各種作物的性能和栽培方法，可視為中國古代農業的經驗集成。明末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啟在大量的研究和實際考察的基礎上，全麵總結了古代農業生產經驗，係統地論述了農業內部的生產過程以及與之有關的外部條件，將古代農業生產的各種理論構建成一個完整的體係，並且在中國南北方農業生產技術的相互移植和綜合利用方麵作出了新的探索，其《農書》是古代社會農業知識、農業技能、農業思想、農業政策的完整而係統的總結，代表了古代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
中國古代農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集中體現，既是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總結，又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是中國古代知識體係中的主幹和核心內容。其理論的具體、係統和完整在世界農學史上無出其右。
天文學。在古代社會，“天時、地利、人和”構成了農業生產發展的基本條件，因此，對“天時”、天文現象的認識構成了古代科學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領域。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麵，即曆法編製、天文觀察以及天文儀器的製造和使用。首先，在曆法編製方麵，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中華先民就開始了最早的天象觀測，並以天象的自然節律安排農事活動。《尚書?堯典》記載，堯帝曾組織官員觀察四方天象，編製曆法，確定季節。夏代《夏小正》中根據天象變化劃分一年中的四個季節和時日的各個段落。戰國時期出現了“四分曆”――取回歸年長度為365.25日，並采用十九年七閏為閏周，提出了二十四節氣的劃分，以指導農業生產活動，這些曆法一直沿用至今。其次，天文觀察。在商周時代已經出現了很多天文觀察的記錄，甲骨文中就有5次日食記錄，以及多次月食記錄。春秋戰國時期，關於日食的記錄有50多次，關於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記錄也有多次，其數量之多及準確程度，在當時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甚至到今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和資料價值。秦漢時期，天文觀察的記錄趨於齊全，各種天象的記錄詳盡、精細，關於各種異常天文現象，如日食、太陽黑子、彗星、流星雨、新星都有十分翔實而豐富的記錄。宋元時期關於恒星的觀測數目已有2500顆，而此時的歐洲僅有1022顆。中國古代的天文觀察為當時人們認識各種天文現象提供了豐富的實證資料，並為現代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曆史文獻。其三，天文儀器的製造和利用。人們對天體的認識依賴於天文儀器。西周時期，中國的天文學家已經開始使用漏壺計時，西漢出現了渾儀和渾象兩種天文觀測儀器，東漢著名的科學家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製造出漏水轉渾天儀，以“渾天說”理論為依據建造宇宙的結構模型，其候風地動儀更是中外馳名，以儀器對大地運動的敏感性預知地震的發生，表現了古代科學家的驚人智慧。元代郭守敬將渾天儀加以改進，發明了簡儀和仰儀，使天文現象觀察的精確度大大提高。可以說，中國古代曆法的編製及其合理性，天文觀測的數量和記錄之多，天文儀器製造的精確性在古代世界中都處於領先的地位。
數學。中國古代數學，亦稱“算學”，起源於中國古代農牧業、手工業、商品交換、曆法編製等生產過程中對數量關係和空間關係的認識。商代已經出現了10萬以內的任何自然數。西周時期，算術成為“士”的基本技能之一，“禮、樂、射、禦、書、數”史稱“六藝”。漢代《周髀算經》是我國現有最古老的數學著作，其中論述了勾、股、弦定律。《九章算術》標誌著我國古代數學體係的形成，其中246個數學命題廣泛涉及方田（計算田地麵積）、粟米（穀物交換的比例）、商功（工程體積計算）等各個領域中的具體問題，為當時的生產和生活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計算方法。西晉數學家劉徽不僅對《九章算術》進行了論證，而且將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後麵的4位數。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數學家祖衝之及其兒子祖?，將圓周率準確到有效數字8位數，並提出“祖?定理”，此發現早於西方和阿拉伯國家近1000年的時間。唐代出現了更為簡便的計算方法――珠算和工具算盤。中國古代數學在宋元時代達到了高峰，出現了著名的四大數學家。秦九韶（1202-1261）在《數書九章》中將先前的《九章算術》進一步係統化並作了改進，創造性地提出了“大衍求一術”和“正負開方術”；李冶（1192-1279）以通俗的方式論述了如何由已知條件列方程、解方程的“天元術”，這標誌著我國符號代數學的產生。楊輝致力於計算方法的改進，發明了“垛積木”；楊世生則將先前數學的成果建構為係統的數學知識和數學教育的體係《算學啟蒙》，探索並論證了高次方程組的解法等。
可以說，中國古代數學中關於對數量關係的認識，數值的計算方法，一般數學問題計算的準確、精確程度，所提出問題的高深與複雜程度等方麵，在當時世界數學發展中都處於領先地位。尤其是其直接的可操作性、利用的具體性，體現出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顯著特色。
醫學。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獨特的理論範式和診療、治療手段而成為世界醫學史上的一朵奇葩。早在遠古時代，人們對人體的疾病以及治療與非自然的鬼神因素交織在一起。春秋戰國時期，在醫學領域，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開始居上風，人們從自然條件、社會生活等客觀因素中分析病疾產生的根源，從而將醫藥學與巫術迷信基本上劃清了界限。戰國時代，醫學祖師扁鵲根據自己的行醫實踐和經驗總結，提出了“望、聞、問、切”的診病方法，尤其是切脈技術，《史記》雲“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在治療上，針灸、按摩、湯液等一些基本的手段也被普遍利用，奠定了中國醫學的基本框架。華佗發明了使用麻沸散為麻醉劑做腹腔外科手術的治療方法，首創模仿動物（虎、鹿、熊、猿、鳥）的“五禽戲”，用於鍛煉身體，防治疾病。張仲景在其《傷寒病要論》中論述了傷寒病等急性傳染病以及內、外科疾病的發病機理及診治方法，創造性地提出了“六經辨證”，確立了中醫的醫療原則和治療學基礎。戰國晚期出現的《黃帝內經》，是對先前中醫學發展進展的係統性總結，其中包括《素問》和《靈樞》兩部分，共18卷，162篇。全麵地論述了人體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診斷等基礎理論。該書以中國傳統的陰陽五行理論為基本的哲學理論，主張人要“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人體要與自然界保持內在的平衡。以此為依據，闡述了人體生理、病理、疾病的發生發展以及臨床診斷和治療的基本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體的“髒腑”理論和“經絡”學說，這些學說成為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理論，在中醫兩千多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黃帝內經》在中國醫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初步建立了中國醫學理論的體係框架，成為中醫臨床實踐的經典範本。它以整體論和自然循環為特色，形成了中醫的獨特範式，引起了世界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廣泛重視，其中的合理思想正在被人們深入挖掘和研究。唐代孫思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中醫學當中的有關問題，廣泛地論述了醫德、患者心理在疾病防治、保健養生中的作用。他根據自己采藥的經驗和對藥物性能的研究及試驗，論述了800多種藥物的使用方法及200多種藥物的炮製過程。其著作《千金方》，在中藥學的理論和實踐上有極高的價值，故其有“藥王”之稱。清代醫學家李時珍（1518-1593），曆經20餘載，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在吸收和繼承前人醫藥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實際考察成果的分析研究，於明萬曆六年（1578）寫成《本草綱目》52卷，共190萬字。糾正了漢代《神農本草經》、唐代《新修本草》、宋代《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等書中的錯誤。《本草綱目》共收入藥物1892種，附方11096則，插圖1160幅，極大地擴展了藥物種類，校正、更新和增補了許多醫病良方。書中既有考察例證，又有藥理生理分析，是中國醫藥發展史上的重要經典和集大成之作。《本草綱目》問世之後，在亞洲、歐洲各國以不同的譯本問世，流傳極為廣泛，成為其他國家學習、了解中醫藥知識的經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