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獨領風騷的技術發明。
如果把科學界定為條理化的知識，技術界定為生產過程中的物質手段和相應的方法規則，那麼，在中國古代社會“經世致用”的文化倡導下，更為注重的是用於生產的技術手段的發明和創新，圍繞著古代社會農業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形成了完備的技術體係，其中陶瓷、絲織、建築技術獨具特色，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這些原創性的技術發明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陶瓷技術。考古發現，早在一萬年前，中國人就開始製造陶器。在距今7000-8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已出現將黏土做成一定形狀經火燒而得到的容器，用於存放穀物、水和蒸煮食物。古代有“神農耕而做陶”的傳說，說明製陶技術與農業生產有著緊密的聯係。起初是未加裝飾的粗陶，表麵粗糙。人們發現“釉”之後，將其塗於陶坯表麵，燒製出具有色澤和花紋的“彩陶”，仰韶文化遺址和山東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彩陶和黑陶表明在原始社會後期中國的製陶技術已達到了較高的工藝水平。商代出現了外塗釉的陶器，唐代的“唐三彩”見證了我國陶器發展的技術水平。
瓷器是陶器的高級形式，瓷器較陶器更為結實、美觀、耐用。不僅具有實用價值，而且更有觀賞和審美價值，其技術手段、工藝程序也與陶器有較大的區別。瓷器在商代已經出現，經曆代的技術改良和革新，至北宋時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當時的禦窯――景德鎮，不僅能燒製白瓷、黑瓷、青瓷，而且能生產色彩斑斕的彩瓷，其中“青花”瓷成為中國瓷器的主流。瓷器朝技術精細化、形式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充分表現了其中的工藝、技巧以及人們的審美情趣。中國的陶瓷產品於公元8世紀經“絲綢之路”傳到西亞各國，11世紀阿拉伯國家學會了造瓷技術，而歐洲18世紀才真正掌握了造瓷技術。
建築技術。原始先民經曆了“穴居而野處”的時代，以天然洞穴作為居住的場所，後來發明了土木混合的建築，新石器時代出現了杆欄式木結構建築。商周時期出現了以土木為基本原料的建築群體，建築的形式趨於多樣化。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鐵器的出現和工藝技術的改革，出現了將各種技術加以綜合利用的工程建造技術。春秋末期，李冰等人修建了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和鄭國渠四大水利建築工程，用於灌溉、排洪，分配水的流量，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成都平原因都江堰的修建而成為富足的“天府之國”，陝西關中因鄭國渠的修建而“沃野千裏”。《考工記》中對當時的城市規劃和宮殿建築作了具體描述：“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其布局風格對後來的建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秦漢之時，為了防禦北部遊牧民族的南侵，集30萬勞力，曆經10年，修築了“萬裏長城”，其工程之浩大，建築結構之合理，縱使今人也歎為觀止，因此成為古代中國之象征。隋代工匠李春主持設計的“趙州橋”（又名安濟橋），根據地形、地勢特點，對傳統的石拱橋技術作了大膽的改進，將割圓型拱改為圓弧拱，在橋兩側設計兩個小拱以做泄洪之用，開世界“敞肩拱”結構橋型的先河。此橋由於設計合理，施工精密，曆經1400年風雨仍巍然橫跨於?河之上，成為世界建橋技術史上的一大奇觀。明代修建的皇宮即故宮，是古代木結構建築的最高體現，它以宏偉的群體結構，嚴謹合理的布局，規範和精細的施工，集中國傳統庭院建築之大成，成為中國古代建築的典型代表，體現了中國工匠精湛的技術手段和高超的智慧，在世界建築科技史上獨樹一幟。
紡織技術。中國古代盛產麻、絲，以此為原料，進行加工製作衣物及生活用品，形成了中國古代的絲織技術。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葛纖維織物。殷商時期在紡織技術上已出現了多種類型的絲、麻織品和提花織機。秦漢時期已能織出“薄如蟬翼”的素紗蟬衣，這一時期發明了手搖紡車，並對織機作了改進，能織出複雜變化的花紋。宋元時期，中國的紡織技術在先前的基礎上發展到嶄新階段，在宋代還出現了多錠紡車，並利用水力或畜力推動，使紡織效率大大提高。宋代出現的“錦”、“緞”織物，質地精良，做工精細，色澤鮮豔，具有很高的藝術性，體現出了高超的工藝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著名紡織專家黃道婆，她係統地總結了紡織技術以及各種紡織工具的操作使用技能和方法，並在當時的鬆江地區廣泛傳授，推動了江南紡織業的發展並使之成為全國紡織業的中心，使江南尤其是蘇杭獲得了“衣被天下”的美稱。
在中國古代技術發展史上，除了上述獨具特色的技術體係之外，還有對整個世界文明發展起重大推動作用的四大發明，即紙張、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眾所周知，這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的原創性技術。東漢蔡倫在灞橋紙（世界最早的紙張）的基礎上，用樹皮、麻頭、破布、漁網作原料，經技術加工，形成了造紙的新技術，這種造紙技術早於西亞近8個世紀，而早於歐洲近10個世紀。宋代畢?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早於歐洲近5個世紀。中國火藥的發明與古代煉丹術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所謂長生不老的丹藥煉製中催生了以硫磺、硝石、木炭相混合的製火藥技術，在唐代，黑色火藥方子――火藥的技術原理已經出現，宋代火藥技術被用於慶典和軍事，早於歐洲300年的時間。中國在戰國末期已認識到磁針的指極性，製造了“司南”――“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經曆代技術變革，到宋代發明了指南針，指南針的發明為山林、荒漠、海域地區的人們在烏雲遮蔽日月的環境條件下的生產、生活提供了辨識方向的可靠工具，尤其對航海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此項技術早於歐洲近400年。上述中國的四大發明及其利用不僅推動了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使中國在17世紀之前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而且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這些文明發現經過一定途徑傳入西方，包括西亞各國和歐洲，推動了西方社會發展的步伐，為歐洲近代科學技術的產生、工業革命和社會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說：“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了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了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杠杆。”
2.科技思想
科技思想是科學研究和技術發明的基本指導思想，包括科技目的、功能、基本方法的看法和觀點，是一定時期哲學理念、價值觀念等文化因素在科技中的體現。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獨特道路，反映著中國古代特殊的科技思想，其中經世致用、有機關聯是其兩大特點。
（1）經世致用。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經世致用之學，即各種知識技能滿足社會的生產和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服務於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的經世致用特點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其一，知識、技術、生產緊密相連。在中國古代的科技體係中，實際上並沒有嚴格的科學與技術的分界，而是將兩者融為一體。知識的研究直接起因於技術的需要，而技術的發明則以推動生產的發展為動因。中國古代的四大科學體係都表現出這種共同的特征：中國古代的農學包含關於農業生產的理論分析，如土地、動植物的結構和性能分析，又包含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技能、技巧，利用動植物資源的方法和手段等；中國古代的數學知識，例如《九章算術》中的246個數學命題，主要是對土地麵積的計算和產品交換、工程體積的計算提供計量、測算的方法，直接針對技術的需要而提出的；古代的天文學，主要服務於曆法編製的需要，為生產活動定時、定季，根據天體、天象的變化安排生產活動；而中國傳統的醫學，雖然有關於生理、病理等理論的分析，但更多的是關於疾病的預防方法和治療手段方麵的技能問題。所以在中國古代基礎科學、應用科學、技術科學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區分和界限，而是以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為基點而保持著內在的融通和一致。李約瑟曾以中國古代算術為代表指出：“《九章算術》是數學知識的光輝集成，它支配著計算人員一千多年的實踐。但是，從它的根源上來看，它與官僚政府組織有密切關係，並且專門致力於統治官員們要解決的問題，土地的丈量、穀倉的容積、堤壩和河渠的修建，稅收、兌換率――這些似乎都是最重要的實際問題。為‘數學而數學’的場合極少。”其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主要圍繞農業生產的需要而展開其全部內容。高度發達的農學理論直接起源於農業生產，而天文、數學、力學、地學等學科又直接或間接地根植於農業生產的需要，或為農業生產需要提供相關的理論依據。中國古代的技術，如建築技術，尤其是水利建築工程技術、紡織技術以及陶瓷技術，基本上都是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直接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科技與農業生產的這種緊密關係，明確地體現出其經世致用的特點。其三，以經驗性描述為基本內容，缺少理論和邏輯的建構。中國古代科學從整體上來說是經驗，是生產和生活經驗的總結，對自然對象多限於外部聯係和特征的描述，而缺少對事物內在聯係和內在機理的認識，因此，在理論表達形式上零散而不係統，缺少以概念、定律、原理、推論為基本內容的邏輯建構；中國古代的技術也主要是對生產過程中加工程序、操作方法、實用技能的記錄和表達，沒有形成以技術原理為核心和基礎的技術體係，因而被稱為“經驗技術”或“工匠技術”。所以在其功能上所表現的是“用”而不是“理”。
（2）有機關聯。
農業生產是中國古代經濟的主體和主要產業，而農業生產需要正確地處理天、地、人、物等基本生產要素之間的關係，隻有在這些要素的協調關聯中才能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由此產生出各因素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有機論思想。這種由農業生產過程所派生的基本的觀點和方法，滲透於中國古代科技的各領域之中。在科技研究中，任何一個研究對象都被看作一個有機關聯的整體。例如，在中國傳統農學中，動植物的生長發育是一個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把農業生產視為天、地、人、物交融並濟的係統。在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醫學中，將人體視為由五髒六腑為主體的功能係統，通過經、脈、氣血的溝通實現內在的關聯，形成生命整體。健康的人體既要內部關係協調、順暢，又要順應外部環境（自然、社會）的變化，此所謂“和於陰陽，調和四時”。既然對象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那麼，人在自己的行為中，就應在事物的各方麵聯係中去處理事物之間的關係。在治療技術中，在機體的聯係中探尋病的原因，在局部與整體的關聯中確定防病、治病的方法，不局限於某一個局部。對中國古代的有機論思想，著名的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給予了高度讚揚，他說：“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於發展辯證邏輯。與此相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耗散結構論的創始人普裏高津進一步指出：“正如李約瑟在論述中國科學和文明的基本著作中經常強調的，經典的西方科學和中國的自然觀長期以來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學家向來是強調實體（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國的自然觀則是以關係為基礎，因而是以關於物理世界的更為有組織的觀點為基礎。”可以說，整體關聯的思想是貫穿古代科學技術之中的基本的學術傳統。
（五）民族心理、心態
心理、性格是文化的淺層次內容，是未經加工和係統化的社會意識，其中包括人們的情感、意誌以及自發的心理傾向等具體內容。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土壤培育和塑造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態度和民族性格。
1.務實進取精神
農業生產講求“一份耕耘，一份收獲”，沒有辛勤的勞動，就沒有五穀豐登的收成，家庭之溫暖與饑寒取決於耕織和勞作。這種狀況就使人們領悟到一個樸素的道理：利無?至，力不虛擲。一切行為和思想活動以取得實際效益為目的，反對空談、玄想的無實效之風，此所謂“大人不華，君子務實。”對此，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曾指出：“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誌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這便是“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正是由於這種務實之風，推動了古代農業生產的進步，並在學理層麵上形成了如農學、醫學、天文學等經世致用之學。古人並不追求精密嚴謹的邏輯思辨體係，特別是對超驗的死後歸宿、來世問題更表現出理論上的冷漠。儒家經典《論語》記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的長期發展中，雖有本土宗教產生和外來宗教傳入，卻沒有陷入全民族性宗教迷狂，正是這種務實性格構成了阻礙宗教影響擴散的堅固防線。
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獲，隻有持續的耕耘、勞作，才能有個人的存在、家庭的和諧以及社會的安定。這是從農業生產過程中自發產生的心理信念。正是基於這種信念，中國自古就倡導進取有為、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反對庸碌無為、虛擲光陰的懶惰心理。《易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曾以河水流逝昭示其弟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且身體力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意在號召人們要勇於進取，珍惜生命光陰，將有限的生命注入為民、為政、為學的過程中去。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學理層麵上，對這種有為進取的精神雖沒有太多的理論論證，但卻融於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中華民族進步不竭的精神動力源泉。
2.封閉內傾心理
中國古代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通過個體家庭男女老幼的簡單分工和勞作，以滿足個體家庭所需，於是就形成了“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的自給自足的生產和生活體係以及與之相應的封閉內傾心理。這種心理的特征是，固守狹隘的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固守狹小的生存空間，對外界事物采取排斥態度，其典型表現是老子所設想的“小國寡民”狀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人們永遠定居在一個以家庭為活動範圍的小天地裏，彼此隔離，享受“自給自足”的生活樂趣，一生和外界都不發生交往和聯係。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家庭本位”、“華夏中心”觀念正是這種封閉心理的表現。
3.安土重遷情懷
中國古代的農業生產實現了地緣、血緣、業緣三者之間的結合與統一。地域是進行農業生產的場所或空間，以血緣關係組成的家庭或家族是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基本單位，家庭在特定地域上的穩定以及社會環境的和平是農業生產得以進行的基本前提和條件。這種持續性的生產和生活蘊育了中華民族安土重遷、希求和平、思鄉戀家的心理：隻有世世代代生活在生之養之的家鄉故土上，才能進行生產，以足其衣食；同時，也隻有固守本土，才能進行自身修養，養育和教化後代，享受天倫之樂。因此，家鄉和故土既是存身的場所，又是精神的樂園和情感的依歸。《易傳》言“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禮記》也稱：“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而由生計所迫以及戰爭所導致的遷徙和漂泊向來被認為是生活中之不幸，割離故土、無家可歸、遠離父母妻兒是人生中最為悲慘的遭遇。從心理上向往無天災、無戰亂、人人相依相安的太平世界，反對窮兵黷武、戰亂不已的生活環境。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總之，家鄉故土是古代中國人心之所係、情之所牽的吸引中心。所謂“樹高千丈，落葉歸根”，形象地表現出這種固守本土、戀家歸田的心理狀態。“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隻是個別英雄人物的豪言壯語，在一般人心裏大多是“共望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的思鄉戀家情懷。
（六）禮儀、風俗
禮儀、節日、習俗是文化的重要構成內容，它們往往以直觀性、鮮活性、傳承性和廣泛的民眾參與性蘊含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理想訴求、情感寄托等文化意蘊，表現人們的精神生活，使社會生活呈現出五彩繽紛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在中國古代，各地域和民族中禮儀、節日、習俗內容不同，形式各異，但大多都與農事活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係，具有顯著的農業文化特征。可以說，農業生產方式是古代禮俗發育成長的母體和基礎。
1.禮儀
禮儀是人們的行為規範和行為秩序，往往通過一定的地點、時間、特殊的行為方式來表現人與人、人與外界事物的關係。在中國古代，這種禮儀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在更大程度和範圍內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透露出人們現代所謂的“敬畏生命”、“崇拜自然”的思想傾向。例如在中國古代普遍存在的郊祀之禮、社稷之禮、籍田之禮，可以說是古代農業禮儀的代表。郊祀就是選定特定的地點和時日拜祭天地的儀式。古代人認為，天地是萬物之母，財富之源，農耕之本，因此必須從心理上報謝天地的養育之恩，並通過祭祀這種形式來加以表達。所謂“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自周代以來，這種祭拜天地的禮儀被製度化，成為各個朝代共同奉行的郊祀儀典，而且在各民族中都普遍奉行，甚至延伸到民眾生活的各個領域，包括婚喪嫁娶、祛病防災等。籍田之禮是古代禮儀的重要內容，是一種製度化、模式化的帝王之禮，即當政皇帝親自躬耕，表現對農業的重視。古代社會，農為天下之本，要使人們對農業普遍重視，最高統治者必須身體力行，率先垂範，才能使民眾擱置末業，潛心務農。籍田之禮始於周代，為曆代帝王所遵循。自明至清，每年三月上旬，帝王扶犁親耕，以象征對農業的重視。社稷之禮是對社稷二神的崇拜與祭祀。古代社會人們由於認識能力和條件的限製，不可能對自然現象作出科學合理的解釋，於是把自然力人格化或神化。社稷二神被認為是執掌五方土地和五穀生長的主宰，於是人們對之頂禮膜拜，或一年三祀，分別在二月、八月、臘月進行；或一年二祀，在春秋兩季進行，祭祀時供奉“帝社之神”和“帝稷之神”牌位。在民間，社稷之禮是祀求神靈庇護，從而使人丁興旺、五穀豐登的近於宗教式的自然神崇拜。除此以外，在古代中國還有祖先祭典、百神祭典等禮儀，大多都與農業有關。
上述禮儀，通過在特定的地點、時間以某種行為方式向自然力、神靈表達一種誠摯的敬意和報恩之情，並由此希望能達到農業社會的理想狀態，即“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在這種狀態中，人們可以借神靈佑護過著風調雨順、豐衣足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