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變
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古代社會在經曆了兩千餘年穩定發展之後，到了19世紀中期，卻由於一向被視為“蠻夷之地”的西方入侵而打亂了原來的步伐，進入了陳寅恪所說的“赤縣神州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的時代。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中國不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即使是在17世紀之前，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都不落後，甚至領先於世界其他各國。自17世紀以後，當中國封建王朝仍舊沉湎於“天朝帝國”、“華夏中心”的美夢之中，駕馭著小農經濟的扁舟緩慢前進時，西方國家卻悄然進行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革命。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科學、以“天賦人權”為依據的民主意識以及普遍建立的商品經濟體係，給西方社會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使之成功地進行了工業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體係，迅速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有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裏呢？”資產階級對利潤的企求是無止境的，掠奪原材料和擴大商品市場的貪欲使西方列強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各地，特別是對世界發展動向渾然不知或不屑一顧的“天朝帝國”――古老的中華農業帝國。在槍炮聲中，開始了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對話。
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至1856年不到20年的時間裏，當時頭號的經濟強國――英國對中國發起的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其後的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的對華戰爭等，均以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以及清政府的割地賠款、國家主權的分割而告終。西方列強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操縱著中國的政治，使清政府成為其傀儡，而且也試圖將中國的經濟納入其經濟體係之中。所以，“自從一八四O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門戶，古老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完善結合”的一體化結構終於被打破了。正如馬克思所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必然要解體一樣。”然而這卻是以割地喪權、民族淩辱為代價的。
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民族從來不甘於外來的殖民統治，麵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以及所出現的民族危機，“救亡圖存”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內心呼聲和必然選擇。當時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已經明確地認識到，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瓜分中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經濟上的優勢以及軍事上的強盛。因此，要想救亡圖存，必先富國強兵，而欲富國強兵，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從而能達到“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目的。正是出於這種策略，自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如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發起了洋務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借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和近代民用工業，如發展交通、運輸、采礦、冶煉、紡織產業，開辦新式學堂等。洋務派的這一係列舉措，不管其發起人的主觀動機如何，作為由官方倡導和組織的實體運動，對中國當時以及後來的經濟、政治、文化等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其一，引起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在洋務運動之前，在中國的經濟體係中雖然也出現了商業和工業的成分，但所占的份額很少，僅僅可以看做是對農業經濟的補充。洋務運動期間，洋務派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企業和民用企業；一些地主、官僚、商人也紛紛投資辦廠，建立了最早的民族工業。這些企業在鐵路修建、冶金、造船、化工、農產品加工方麵大都采取了機器生產、雇傭勞動和成本核算製度，形成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中國近代工業體係。近代工業體係的形成，動搖了延續數千年的小農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為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基礎。其二，引起了政治格局的變化。晚清時期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社會中新的階級關係、利益關係以及社會關係的出現以及重新分化與組合。毛澤東在總結這一段曆史時曾指出：“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是被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製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僅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顯然的優勢。”不僅在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如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雇工之間有矛盾鬥爭，而且在同一階級，如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和鬥爭。這些不同的利益集團，特別是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以及其對政治權力的要求，必然引起原來封建專製政治體係的動搖，甚至解體。君主專製製度已岌岌可危。其三，疏通了對外文化交流的渠道。以富國自強為目的的洋務派，把吸收和引進西方的製器技術作為富國強兵的前提。但欲師夷之長技，必悉夷之製器之學；而欲知製器之原理，必先設致知之場所。所以，洋務運動時期大量設立對西學進行譯介的場所並派人到西方國家學習新知。對其必要性，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曾說：“翻譯館一事係製造根本。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數可尋，特以彼此之文義悍格不通，故雖曰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用器之所以然。”李鴻章也認為中學與西學之間有一定的互補性，應以“致用”為目的，借鑒西方之學（主要是指具體的自然科學）。他說：“我卻未見聖人留下幾種好算數器藝來……則取彼之長，益我之短，擇善而從，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趙武靈王胡服為此。即須待核命實，洋學實用逾於華學者，何妨開此途。”基於這種認識，清政府、洋務派代表人物以及外國投資者在國內的一些城市和地區設立了譯館、新式書館、學校、報社、出版社等。這些機構的出現，拓寬了東西方學術信息交流的渠道，培養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為傳播西方文化，進行更大程度和規模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二）西學東漸與傳統農業文化的轉向
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通過不同的方式和途徑湧入古老的中華大地，不僅打亂了中國社會原有的秩序，同時也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可參照和選擇的目標或方案。在強勢的西方諸國麵前，中華民族出於“救亡圖存”的目的，確定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戰略。在這個過程中，經曆了“利器”、“改製”、“化教”三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