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利器”，是指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將其運用於本國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提高本國經濟實力，以達到富國強兵和抵禦外侮的目的。而對西方的製度以及觀念則采應取冷淡和拒斥的態度。洋務派首領張之洞曾明確地說到：“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識身心，西方應世事；不必盡悖於經文，而必無悖乎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悌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即以中國固有的專製體製，禮義規範為體，以西方科技為用，構築中國發展模式，此便是“中體西用”。然而，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科學技術的吸收利用、器物的製造、經濟的發展總是離不開製度的製約。中國傳統的專製體製、個體家庭的生產組織方式以及“重農抑商”政策，與以科學技術為依據的機器生產、商品經濟是不適應的，因此必須進行“改製”，即由專製政體向君主立憲製和代議民主製過渡和轉化。當時的一些思想家看到，中國積貧積弱，受製於人，主要原因是政治製度的陳舊和腐敗：“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生，皆由體製尊隔之故。”建立“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的君主立憲製才是中國政治體製的方向。不管是“利器”還是“改製”，都牽涉深層次的人們的文化觀念，如果人們的觀念不能變更，“利器”與“改製”都難以實現。因此，必須建立會通中西文化精神的新文化，以“啟民智”、“新民德”，重塑民族精神，才能最終完成中國社會改造的任務，此為“化教”。
實際上，在晚清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曆史中，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問題的爭論都與文化觀念密切相關，或者可以說，此一時期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與文化的變遷是相伴而行的。其中的一個主要線索就是中西文化的關係問題，是固守中國傳統的農業文化觀念，還是吸收、接納西方的工商之學，成為當時人們關注的一個中心問題。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以科學和民主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文化在中國廣泛傳播，被當時的一些思想家所認可和接受，在西學東漸過程中，原來高度穩定的傳統農業文化的一些基本思想開始逐漸失去其規範和約束力而發生曆史性的轉向。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由封閉、循環向開放、革新思維方式的轉變。封閉、循環的思維方式是小農生產及其周而複始生產過程在人們心理、觀念上的投射和凝結，其特點是在思維過程中尊法崇古，排斥外部事物的作用與影響，依據先前的經驗而進行自我循環。鴉片戰爭以後，外部力量的侵入打開了這種封閉、循環思想方式的缺口，救亡圖存的民族危機感迫使人們“開眼看世界”，走出“華夏中心”的認識誤區。從“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戰略到“中體西用”的社會模式，實際都表現出了一定限度的開放意識。當時人們意識到，落後挨打的局麵與長期不變的生產方式、社會體製之間有著內在的聯係，固守“祖宗之法”的教條，不思進取，必然落伍於世界之潮流。因此必須因時變製，因時變法。近代思想家龔自珍指出：“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梁啟超對比中西之差異，認為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西方因時而變，而中國兩千年卻固守祖宗之法，因而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即通，萬國蒸蒸。大勢相迫，非可閼製，變亦變，不變亦變。”走出封閉、循環的怪圈，邁向開放、變革的坦途，在當時這雖然是個別具有改革意識的思想家的倡導和呼籲，但畢竟代表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更新。
其二，農本觀念的動搖，重商思潮的崛起。明清之際，由於中國部分地區商品經濟的出現，產生了重商思潮的萌芽，但影響甚微，在統治者以及普通民眾的意識裏，農本觀念根深蒂固。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西方國家商品經濟的衝擊和啟示，使人們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了商業在經濟發展中獨特的作用。此時，人們對農、工、商的認識已不限於“本末”之辯，而是把商業看做國家經濟發展的中心和樞紐。“商業者，組織社會之中心點也。蓋社會之進化，莫要於富……苟無商以運輸之，交易之，則農工無可圖其利。是故，富之本雖在農與工，其樞紐則在商。”並將商業看做近代經濟發展之必然。1904年《商務報》一篇文章指出：“上古之強在牧業，中古之強在農業，至近世則強在商業。商業之盈虛消長，國命係之……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對商業的重視，也導致了對從事商業的主體――商人或商民社會地位認識的提升。古代社會中，由於重農意識和“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形成了“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和等級觀念。論社會地位，士為尊，農工商者為卑；論產業的重要性，農業為本，工商為末。所以，不管是經濟地位還是社會地位，商業和商民都排在末位。近代，人們逐漸認識到商業在經濟中的樞紐和核心地位，相應地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應該提高。鄭觀應曾說：“古有四民，商居其末……不知商賈雖為四民之殿，實握四民之綱。士有商則形其學，而學益精；農有商則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則售其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國，豈可視為末位。”正是由於這種觀念的轉變，經商不再是小人之事，言商、逐利成為晚清時期的社會風尚，甚至連一向自視清高的士人階層也從賈經商。
晚清時期，農業價值觀的轉變有一個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特點，這就開啟了由古代“農本”到近代“重農”的轉變。乍看起來，這二者似乎無差異，實質上卻有著不同的含義和內容：古代農本思想是把農業當做人們的衣食之本，財富唯一之源，富國強民之根本路徑，社會穩定之根基，民心穩亂、國運興衰皆係於農。因此，對有可能幹擾農業的其他產業和經濟活動一概加以限製和排斥，曆代執政者基本上都製定了“重本抑末”、“重農抑商”、“食重於貨”的政策，以防止社會上“舍本逐末”，擾亂和威脅“農本”的地位。晚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格局的內部變化，商品經濟的萌發，尤其是西方憑借商業發展對中國的強勢衝擊，使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開始明確地認識到，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已不適應於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因此應在發展農業的同時，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合理的產業結構是以農為基礎，工、商業並舉，並無截然的“本末”之分。陳熾在其《續富國策》中明確地說：“商之本在農，農事興則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體用在工，工藝盛則萬物殷闐，而運轉流通可以同行四海也。”意即在經濟發展中，農、工、商各有其位。張之洞則更從農、工、商的內在關係上說明三者協調對國家生存之重要性，指出：“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裏，相互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為國也。”李鴻章形象地將農、工、商喻為支撐太理盛世的美女，曾言：“我華士大夫畢以太平為主，夫太平有三美女焉。農，一也；工，一也；商一也；女三成粲，而實共爭妍鬥麗於太平之世。”強調三者的協調與一體化並進。然而，在當時，基於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現實，人們明確認識到，農業的基礎和優先地位不可動搖，否則，工、商業就會失去其源頭和載體。所以，在農、工、商三者的發展中，應以農為先。“富國之道，不外乎農工商三事，而務農尤為中國之根本。”概而言之，在晚清時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那裏，雖然強調農業的基礎和優先地位，並不排斥工、商業，主張實現以農為基礎的工、商業的一體化並進，這就是近代“重農”思想的內涵。此一時期從“農本”到“重農”的思想變化，標誌著傳統“農本”思想自此以後開始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