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晚清時期重商思潮的崛起與農本觀念的動搖是同步而行的，農業不再被視為國富民強的唯一途徑，商業起碼獲得了與農業同等重要的地位。
其三，皇權觀念的式微，民權思想的張揚。明清之際，由於商人階層的形成及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在政治文化領域，出現了對絕對君權的抨擊和批判，要求限製絕對君權，使社會各階級有參與政治的權利，但並不主張廢除傳統的君主專製政體，而且在政治體製的建構上也缺少明確的思想和主張。晚清時期，由於經濟格局的變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特別是近代資產階級具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為了爭取政治權利，他們首先對以皇權觀念為依據的專製政體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封建君主是“大盜竊國”，“君權神授”是美化君主的麵紗，“一君和大臣數人共治其國”是國家貧弱的根本原因，理想的政治體製是“君民共主，權得其平”的君主立憲製。在這種政治體製中，君主雖可以世襲，但要依民眾意見決定國家大事。“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國家的大政方針皆由議會來確定，而議會的人員構成則通過選舉產生。“本中國鄉舉裏選之製，參泰西投匭公舉之法”，議員可以從社會各個階層中產生，“自巨紳至舉貢生監與著有能名之農工商，皆令與議。”如此，“則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誠，伸其抱負……上下一心，君民一體，尚何敵國外患之敢相淩侮哉。”由上述可知，晚清時期，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所理想的政治體製正是帶有濃重西方色彩的君主立憲製。盡管這種體製仍帶有向封建專製妥協的成分，但與皇權至上的君主專製政體有著明顯的區別，其中包含明確的民主君仆、權力在民的民權思想，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重大變革。
其四，近代科技思想萌生，振興“有學之農”。晚清時期，麵對西方的經濟、軍事衝擊和挑戰，朝野上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均意識到必須“師夷之長技”。夷之長技不僅包括政治和軍事層麵的內容，還包括農業科學技術。在西方，自19世紀中期以後，發生了第一次農業科技革命。1840年德國科學家李比希創立了植物營養學說，揭示了植物營養元素的構成；1859年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在其生物進化理論中提出了物種的遺傳變異理論以及人工育種學說；1865年捷克生物學家孟德爾在對大量實驗結果統計的基礎上揭示了著名的生物遺傳定律。這些新的科學發現，直接催生了化肥製造技術、田間施肥技術、農藥技術和作物育種技術的出現。正是這些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推動著西方國家由傳統農業向近代農業的轉變。在這些背景下，中國的一些思想家開始意識到科學技術對整個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認為“接受現代知識是社會改造過程中必不可缺的第一步。”鑒於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現實，必須首先在農業中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科學技術來支撐農業的發展。對此，張之洞認為，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是“農學不講之故也。”譚嗣同把農業分為“有學之農”和“無學之農”：有學之農指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農業；無學之農指傳統的經驗型農業。據此他認為，以科學技術為支撐的農業會以更高的效率推動農業的發展，“有學之農獲數十倍於無學之農”，“地球之治必視農學為進退”。有學之農以實證的、係統的農業知識作為生產的依據，依農業生產要素之間的內部機理進行農事生產，從而獲取更多的生產效益，“農事有書，植物有學，進更化分土質，審別精粗，故能百產蕃昌，畝收十倍”。正因如此，應將“歐洲尋常農學之法所產推之中國”。
基於這種認識，晚清時期的中國興起了學習西方近代農業科學技術的熱潮。具體措施有如下幾個方麵：其一，開展農業教育，興建農務學堂，普及近代農業知識。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政府的支持下，創設農務學堂蔚然成風，各地所設農務學堂50餘所，講授近代的土壤學、園藝學、化學、植物學知識以及土壤改良、殺蟲、施肥技術。其二，設立農務會，形成了推動農業發展的組織形式。為了吸收國外的農業科技，指導農業生產，一些思想家主張效仿英美等國廣立農務會，研究“樹藝、桑棉、畜牧、製造諸事”，宗旨是為農情通報和農業改良的規劃服務。通過這種組織形式，宣傳國外農業科技進展，互通農業科技信息和情報，對農業生產和技術改良進行規劃。1896年，羅振玉等人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個農務會。其後，各地都創辦農務會分會。1910年清廷成立了全國農務聯合會，“聯絡全國農業機關，調查全國農業狀況，規劃、勸導全國農業改良與進行”，從而實現了農務會自上而下的貫通，為發展農業科技，推動農業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證。其三，廣開農業科技信息渠道，倡行科技興農。為了更廣泛地了解國外農業科技進展，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政府選派留學生到英美等國學習農政、農器，聘請外國教習講授農業生產新法、新技；翻譯西方農書，獲取新的農業知識信息。
上述一係列舉措，標示著此一時期中國科技意識的覺醒，傳統經驗式思維的退卻。這種科技先導意識逐漸深入人心，其結果是一方麵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另一方麵也加速了中國農業近代化和整個中國社會結構轉變的進程。
總之，晚清時期是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失穩和蛻變時期。小農自然經濟的解體使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失去了持續穩定的根基，中國社會自身發展所滋生的新文化因素與西方文化觀念相結合，從內部和外部瓦解著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機體，中國農業文化漸漸地失去了對社會成員心理上的約束力，自此開啟了向現代文化轉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