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曆史上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建立了民主共和政體，中國的政治製度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辛亥革命的理論基礎是民族、民權與民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集中體現了孫中山對外關係、革命和建國的方略，其中民權主義是其政治革命的綱領和核心。民權主義既吸收了中國古代的“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以及清代民權思想的成果，同時又借鑒了歐美國家的民主政治理論。孫中山主張在三民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通過革命的形式結束封建專製製度，建立資產階級立憲政體，按照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各自相對獨立的五權分立體製，組織中央政府，使中國成為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雖然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但其實質是對西方國家民主政治學說和製度的摹擬和重塑。然而，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僅僅存在了三個月的時間，政權便被袁世凱所篡奪，革命的成果付之東流。1914年，袁世凱宣布實行帝製，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中國的曆史由於封建勢力的回潮而出現暫時倒退的局麵。自此以後，封建與反封建、革命與反革命以及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貫穿於辛亥革命後30多年的曆史，內外部的紛爭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呈現出混亂、無序和撲朔迷離的狀態。
（一）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
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國建立的民國時期，雖然政治格局混亂無序，但並沒有因此而阻止人們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理性思考和探索。當時，人們所思考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要選擇什麼樣的路徑，究竟是向西方學習“以工立國”，還是堅持本國傳統“以農立國”？圍繞著這個問題，在20世紀初至40年代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這場論戰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20世紀初，民國初建，國內民族資本主義的地位得以提高，政府鼓勵實業發展，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在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增大，出現了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黃金時代。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侵略卷土重來，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由於受國外資本的排擠而轉入蕭條。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究竟應何去何從？此時，以章士釗、董時進為代表的重農派提出“以農立國”的主張，其理論根據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經顯露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失業、社會不公等弊病，而中國農業社會中農業生產和生活穩定，民風淳樸，不會產生懸殊的貧富不均。因此，應著力重建農本社會，以免蹈工業社會覆轍。而以楊杏佛、惲代英為代表的重工派則認為，工業化是世界經濟發展之潮流，中國社會若不迎頭趕上，繼續堅持以農立國，就會成為工業經濟的附庸，淪為列強的殖民地。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難以駕馭全國局勢，軍閥連年混戰，外國工業品瘋狂在中國傾銷，稍有起色的民族工業進一步被排擠，難以支撐，農村經濟凋零。此時，麵對西方工業社會的強力衝擊，人們爭論的是以工立國還是以農立國的問題，是先發展農業還是先發展工業的問題。以梁漱溟、姚溥蓀等為代表的重農派認為，中國缺少發展工商業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環境，而農業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仍然存在，因此應著力發展農業，培育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基礎，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的道路。以胡蘭亭和賀嶽僧為代表的重工派則針鋒相對，他們認為傳統農業並非是現代工業發展的基礎，農業的發展必須利用現代工業的技術手段。要想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應首先發展工商業，進行產業革命，如此才能使中國擺脫貧弱的狀況。
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日本的鐵蹄踏遍了大半個中國，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此時，一些思想家清醒地認識到，民族危亡的根源仍在於經濟落後，應積極地尋求強國之道。這時所談論的話題仍舊是“重農”、“重工”問題。學界的周憲文、楊開道等人圍繞該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交鋒。與先前所不同的是，重農派此時所謂的農業並非是傳統農業，而是以科學技術為支撐的工業化、機械化農業；重工派也並不否認農業的作用和地位，而是強調發展農業必須首先發展工業，要立國和強國必須依靠工業。所以二者在其基本主張上可以說愈走愈近，而且對其觀點都進行了較為係統的論證，可以看做是持續近半個世紀關於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的最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