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關於中國經濟發展路徑選擇的論戰，雖然各執一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難以操作和實現，但卻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重工”、“重農”之爭廓清了一些基本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一方麵，重工理論為以後工業化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啟示人們在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上，鑒於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實際狀況，一定要重視農業的發展，正確地協調和處理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係。
（二）辛亥革命所引發的文化問題思考
辛亥革命的失敗，向當時的人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深入思考，又必須從理論上給予回答的重要問題，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發展路在何方？與此相聯係，中國今後的社會發展應遵循什麼樣的文化路徑和選擇什麼樣的文化模式？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和政界開明人士試圖“師夷之長技”，借鑒西方的科學技術，促進經濟的發展，以達到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的目的。但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說明國之強弱並不完全取決於經濟因素。繼而人們致力於以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為參照來改變中國傳統的封建專製製度，可以說從晚清的改良主義到辛亥革命時期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關注的焦點都是製度的變革。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則表明了簡單改造的西方政治體製難以適應中國社會的土壤。由此人們開始認識到，經濟、政治、文化三者的關係密不可分，忽視任何一個方麵的變革都不可能完成社會改造的任務，其中，人們的文化觀念是製約經濟和政治變革的深層因素。中西之間的差異不僅在器物和製度層麵上，而且在深層次的文化觀念之中。正如美國學者史華茲所說：“造成東西方不同的根本點，絕不僅僅在於器物和技術，也不僅僅在於經濟、社會組織或任何製度設施，而在於對現實完全不同的體察，因此，應該在思想和價值領域裏尋找。”孫中山先生在晚年對其先前的“以革命開民智”的主張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在革命之前沒有做充分的民眾心理和文化“啟蒙”是革命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總結道：“改造國家，還要從人民的心理改造起。”人們文化心理的革新是國家改造的必要前提。“國家是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隻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於是，民國時期，關於中國文化模式的設計、文化路向的選擇以及國民性的改造，開始成為思想家關注的焦點問題。
（三）多元文化模式的設計
近代中國的曆史發展表明，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已不可能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而外來的西方文化似乎又不能夠真正解決當時中國所麵臨的問題。那麼，中國未來的發展以什麼樣的文化模式為指導？在辛亥革命至新中國成立這數十年時間裏，在文化思想界展開了多次的文化論戰與交鋒，其核心就是文化模式的設計與建構問題。各個思想家都根據自己對中西文化以及中國國情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見解。總結起來，有以下幾種文化模式的設計：
1.全盤西化派或“西體西用”派
一些人認為，辛亥革命時期一些領導者政治上激進，文化上溫和，對傳統文化批判得不徹底，未能喚起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是革命功敗垂成的一個重要原因。鑒於此，他們認為，要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承認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徹底地拋棄中國傳統文化，以西方文化模式重塑中國的國民精神。全盤西化派的代表人物胡適曾說：“我很不客氣地指摘我們的東方文明，熱烈地頌揚西洋近代文明……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不但在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在政治製度上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既然一切都不如人，那麼就應該完全仿效西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陳序經則進一步認為，西方文化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要全麵地吸收和借鑒。他說：“不能不承認中國文化無論哪一方麵，都比不上西洋文化”，“故不得不徹底全盤西化。”總之，西方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目標和指歸。
2.國學派或複古派
以西方政治文化為主要理論基礎的辛亥革命的失敗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困境，使當時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和學者對西方文化的合理性產生了懷疑。先前較為推崇西方文化的梁啟超在遍遊歐洲歸來之後，也表現出了對西方文化的失望。他認為西方的功利主義文化導致了物欲膨脹，道德淪喪，自由意誌萎縮，人類的精神家園失落，甚至連科學都表現出其負麵效應。他在《歐遊心影錄》中說：“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的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而帶來許多災難。”對西方文化的失望，使他轉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給予了關注和熱情，似乎又重新發現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意義和價值。“先秦諸哲，隋唐諸師，豈不都是我們仁慈聖善的祖宗積得好幾大宗遺產給我們嗎？我們不肖，不會享用，如今倒要鬧學問的饑荒了”。因此希望青年要“尊重愛護本國文化”，否則對不起“孔、老、墨三位大聖”。在當時，推崇傳統文化的不止梁啟超一人，其中有代表性的當數現代新儒家的開山之人梁漱溟。他在1921年所作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較為係統地論述了東西方文化差異及各自的功能。他認為西洋是用理智研究人對物的問題，中國文化則從精神方麵提供了人類生存的智慧。如今，西方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而繼之的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因此，中國人不應機械地追隨西方的道路和效仿西方文化，而是要挖掘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回頭認取吾民族固有精神來作民族之自救運動”。由上述可以看出，以梁啟超和梁漱溟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派試圖以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特別是人倫關係文化作為中國和世界發展的文化指南。梁漱溟直到92歲的晚年，這種信念仍然未改，在1985年為中國文化書院作講演時還堅信：“世界未來，不遠的未來，我認為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或再申明一句：中國文化的複興就是禮樂之興，世界的未來必將是禮樂的複興，禮樂複興就是中國文化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