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眾文化觀念有待於啟蒙和改變
大眾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普通社會成員在長期的生活實踐和社會環境熏陶中所積累形成的觀念、心態的總和。由於普通民眾社會地位相對低下以及對新文化的敏感性較弱，所以大眾文化的改革往往具有滯後性。正因為如此，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是否轉型和轉型的程度應以大眾文化觀念的變化情況為重要標準。從上麵的有關內容中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國，對舊文化的批判，對西方文化觀念的接受，不同文化模式的建構等，基本上都是由知識分子或思想家來進行和完成的，文化觀念的轉型也大多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轉變。由於缺少對下層普通民眾進行廣泛的思想啟蒙和教育，所以大多數民眾，特別是內陸農村的農民大多生活在傳統規範之中，血親家族意識、封閉保守心理、權威崇拜觀念等傳統農業文化的思想持續起著作用，這就造成了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分離和脫節。於是，中國近代的曆次社會改革和政治革命由於得不到普通民眾的理解和支持，缺少深厚的群眾基礎而歸於流產和失敗。當時有些思想家對這種現象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陳獨秀曾指出：“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今之所謂共和，所謂立憲者，乃少數政黨之主張，多數國民不見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有鑒於此，主張把改造國民性當做社會改革和文化建設的“第一急務”。魯迅在新文化運動開始十年之後仍然疾呼：“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分離，缺少對大眾的文化啟蒙和教育，是近代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轉型進展緩慢的原因之一。
3.新型文化觀念沒有得到當時統治者的認可和支持
文化轉型是一種文化類型向另一種文化類型的過渡和轉變，這個轉型過程不是自發進行的，它往往需要統治者對新型文化的認可，並通過製度加以貫徹和體現，由此才可能上升為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在近代中國，新型的文化觀念雖然被一些進步思想家宣傳和倡導，但基本上沒有得到統治階級的認可和支持。相反，除由孫中山所領導的短暫的南京臨時政府之外，近代的統治者或國家權力機構大都對新文化觀念采取了拒斥態度。鴉片戰爭後，麵對西學的挑戰，清政府采取了“中體西用”的文化政策，其主要關注的不是對西學的吸收，而是試圖以中國固有的文化來對抗西方文化，維護封建道統。以新學為理論根基的戊戌變法，由於受到以慈禧為代表的封建保皇勢力的鎮壓而失敗，其代表人物梁啟超深感由於製度的約束和舊文化的厚重，新文化發展之艱難。他感歎地說：“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袁世凱複辟帝製之後，立即祭起了封建文化的大旗，提倡“尊崇倫常”，“尊孔讀經”，並對新的文化思潮大加抨擊：“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舉吾國數千年之教澤掃地無餘。”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國民政府，表麵上打著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卻用封建文化對“三民主義”作重新解釋。他說，中國“許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總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後的名字，便叫三民主義。”剔除了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新的文化思想，在現實中倡導封建的“禮義廉恥”、“四維八德”，以維護其專製獨裁統治。
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近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這一時期文化轉型的內容是從傳統農業文化在西方工業文化的衝擊和啟迪之下向現代文化的轉型。雖然由於經濟和政治等原因的製約而使得這一時期的轉型步履緩慢，但畢竟啟動了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腳步，同時也為以後的進一步轉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