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係列改革開放的新思想、新政策，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從此以後，中國的社會曆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進入了偉大的轉折時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取得了經濟建設和政治製度建設的顯著成果。在思想文化領域，伴隨著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人們告別了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逐漸形成了與當代社會發展的現實相適應的新型的文化觀念，中國傳統農業文化進入了加速和全麵轉型時期。而這一切，都是以黨和國家指導思想上的深刻變革為前提的。
（一）黨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段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經濟上的停滯、政治上的無序和思想觀念上的混亂，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指導思想的失誤，其具體的經濟和政治思想以及文化主張脫離了中國當時的國情，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一係列改革開放思想和政策的提出，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是對“文化大革命”時期失敗教訓的反思與總結。正如恩格斯所說：“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要獲得明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正是通過對先前錯誤的總結，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指導思想，形成了係統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其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理論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麵：
1.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複和思維方式的變革
任何理論的提出以及在其支配下的人們的行為，都受深層的思維方式和哲學理念的製約。對此，毛澤東曾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但是，毛澤東的這種哲學意識在一定時期內，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卻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麵上，而在實踐中，則離開了辯證唯物論，導致了“大的政治錯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忽視了中國國情和中國經濟的實際發展水平，人為地變革生產關係，在生產力的發展上急於求成；在階級鬥爭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片麵地、教條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為了捍衛社會主義製度和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基本上堵塞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交流。這一切都表現出了在思維方式上的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文化大革命”以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針對這種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提出要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創新和開放的思維方法。其一，恢複和發揚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誌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就是從客觀事物的本來麵貌出發，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中形成人們的思想和觀點，製定方針、政策，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和理論教條出發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應該從中國現實的國情、人口、資源、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階段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不是照抄照搬別國的模式或拘泥於經典作家的隻言片語。對此，鄧小平說：“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中國隻能夠走適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二，要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和發展理論。理論與現實的一致要求，應該隨著實踐過程的展開、時間上的推進、新問題和新情況的出現而不斷完善和修正先前的理論。不顧實際發展的需要，固守某種理論原則的教條主義必然會給實際工作造成危害。鄧小平指出：“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隨著國際環境的改變、國內形勢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應該進行不斷的理論創新，以適應變化著的實踐的要求，並為以後的實踐指明方向。其三，樹立麵向世界的開放意識。在世界曆史的發展中，自近代以來，資本主義依靠其強大的生產力和交通工具開辟了世界市場，從而也將世界各國連為一體，各個國家、民族的曆史轉化為世界曆史的一部分。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孤立狀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脫離世界曆史的整體聯係而自我發展。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閉關自守，“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上述求實、創新、開放思維方式的確立，為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新的哲學理念。
2.廓清了對社會主義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
在建國以後的一段很長的曆史時期內，雖然中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但在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上認識模糊不清，如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什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由於對這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含混與錯誤，把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分配上的平均以及人們倫理道德觀念的更新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問題，結果導致了實踐上的挫折和失敗。“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思考著一個重大而嚴肅的問題，這就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經過長期的理論思考和對先前經驗與教訓的總結，鄧小平同誌終於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的科學性認識。歸納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麵：
其一，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界定。社會主義是在近代西方社會產生的一種社會思潮。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法國的聖西門和傅立葉以及英國的歐文都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學說，但他們都把社會主義看做是“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王國”，沒有找到達到這種理想王國的現實道路，因而是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創立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從而將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中，所關注的是人類社會的未來前景――共產主義社會及其實現過程，而對作為其前期階段的社會主義則沒有過多的理論論述。列寧領導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在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論述中，把社會主義看做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前提下，通過無產階級鬥爭而實現社會轉變的結果。列寧指出：“生產社會化不能不導致資本轉變為社會所有，導致‘剝奪者被剝奪’。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縮短，完善的集體勞動代替殘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產，――這就是這種轉變的直接結果。”列寧已經注意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特征，但並沒有明確地概括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繼承和發展了先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社會主義學說的理論成果，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使人們從思想上明確了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形態的根本區別，為社會主義建設指明了道路。
其二，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是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因而應該比資本主義製度更為優越。其優越性除了表現在生產關係和政治文化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要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更高。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因此，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第一要務和全部工作的中心，離開了這個中心，社會主義就會喪失其物質基礎。
其三，社會主義建設是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的協調並進。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黨和國家非常注重政治和文化的建設。鄧小平反複強調製度建設的重要性，認為領導製度、組織製度是帶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問題。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同時，要加強法製建設，使國家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麵都有完善的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早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通過精神文明建設，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實現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的協調並進和全麵發展。
基於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錯誤和教訓的認識，黨和國家提出了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這些指導思想不僅對人們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啟迪作用，而且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和具體問題也作了係統性的論述，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
（二）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革
可以說，黨和國家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的確立，成為以後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先導。2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使中國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根據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讓農民擁有更多的土地經營權，根據生產經營的狀況決定自己的實際收入。這就極大地刺激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由此推動了中國農業連續幾年持續的增長。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自20世紀80年代初被廣泛地推廣和應用於城市經濟體製的改革。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實行生產責任製，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企業中引入競爭機製和市場機製，以“激活”企業的內部活力。工農業生產體製的調整和改革，推動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但當時尚未解體的計劃體製，妨礙著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產品的交流和交換，同時也難以對整個社會的生產及其關係作出周密、細致的調節和安排。那麼應該建立一種什麼樣的經濟體製，以對社會生產進行更為合理的調節呢？對這個重大的問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伊始就有所考慮。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弗?吉布尼?阿姆斯特朗等人時曾談道：“……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對的……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後來更為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理論上的探索與社會實踐基本上是同步的。在經濟體製改革中，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出發，經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計劃和市場的結合，最終在全社會的範圍內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是我國經濟製度發展的重大突破。它取代了計劃經濟的僵化體製，通過市場調節生產過程中資源的配置，將整個社會生產聯結為一個整體，在互動的關係中促進生產的發展和良性循環。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跨越，進入了工業化社會的前期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政治體製的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實踐，促進了中國整個社會麵貌的巨大變化。以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基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方麵都處在深刻的變化過程中。對此，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革或轉型的表現作了理論上的概括，具體有如下幾個方麵：第一，從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轉型；第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第三，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第四，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第五，從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型；第六，從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型。應該說，這六個方麵的內容從不同的方麵反映了中國當代社會變革的起點和發展的方向，概括起來就是從自給自足的、封閉的、通過倫理關係調節的農業社會向市場經濟的、開放的、法製的現代工業社會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