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傳統農業文化轉變的內容與特點
2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農業社會的根基，動搖了傳統農業文化持續存在的基礎，推動著人們思想觀念的全麵而深刻的變革。
1.轉變的具體內容
社會結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內在地包含著文化觀念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與革新。2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不僅引起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化，也深刻地觸動了中國人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傳統農業文化的一些基本規範和要求由於受到新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衝擊而出現了急劇的裂變和解體，新的文化觀念日益迅速地進入人們的頭腦並成為其行為和思維的規範。人們的哲學理念、價值觀念、心理心態都在發生深刻的變革，總結起來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麵的內容：
（1）由經驗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提升。經驗性思維是中國農業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在簡單的、循環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思維方式。經驗性思維是以先前所取得的經驗作為以後思維和行為的依據，“奉天法古”，“不逾先王之道”，其中也包含著盲目的崇拜、迷信和心理上的依從等非理性的因素。這種經驗性思維在中國社會的生產、管理、教育等各方麵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哲學上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理論討論的實質是號召人們打破先前經驗的局限，破除對權威、教條的盲目崇拜，以經過實踐驗證的客觀真理作為思維和行為的依據。可以說，正是哲學智慧的啟迪開啟了人們的理性精神，使人們以對真理的信仰取代先前對經驗、權威的盲從。在當代中國，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及其普遍應用是理性精神的確證。眾所周知，科學是理性的產物，它的產生、接受和實際運用都閃耀著人類理性的光輝。在當前社會生活中，科學技術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國家把科學技術看做是第一生產力，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在管理中提出要“科學決策”、“科學管理”，在農村，“科技致富”、“科學種田”成為農民行動的基本指導思想。科技之光照亮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說明人們正在擺脫經驗思維的約束而走向更為深刻的理性思維。
（2）從內斂、封閉型思維到發散、開放型思維的轉變。古代的封閉型思維，在近代曾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救亡圖存的民族危機感迫使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師夷之長技”。但民族獨立的意識又使開放的主張和要求限定在一定的群體和程度內，而大部分的國民心裏仍然存在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封閉觀念。解放後的一段時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整個社會雖然實行了公有化和集體化，但各個行業和生產單位是在國家的控製之下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相互不能直接發生關係。特別是個人被嚴格地限製在特定的職業、地域和環境之內，缺少縱向和橫向的社會流動。對外的聯係和交往，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範圍和程度都十分有限，這種狀況必然造成人們思想觀念上的新的封閉。真正撕破傳統封閉觀念之網的是改革開放以後建立的市場經濟體製。市場經濟不僅將國內各個領域的生產、交換等連為一體，而且也與全球經濟連為一體。同時，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提供了先進的交通、通訊、信息傳播手段。世界各國的聯係日益緊密，甚至形成了跨時空交往的“地球村”。在當今時代，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大循環和大流動正在衝刷著人們傳統的封閉意識。正如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所說：“在這新經濟時代，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越來越相互依賴，我們在自己的國內越來越不依賴於中央政府。因為目前出現了一句流行的名言：‘考慮問題要胸懷全球，行動要始於足下’。”在這種社會經濟格局中，要求人們的思維具有由此及彼、相互關聯的發散性和開放性。事實上，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正在朝這個方向轉化。即使是在距城市較遠，傳統文化因素存留較多的農村和農民那裏，開放意識也與日俱增。據對農村的調查資料統計，有“隻要有機會，我就到外麵闖一闖”思想的人占被調查人數的70%上。
（3）皇權觀念的衰落和民主意識的躍升。皇權觀念是中國農業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思想，近代以來，曾受到“民權”、“民主”思想的衝擊，但其影響仍綿延不絕。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的夭折，袁世凱複辟帝製以及蔣家王朝的專製統治，這種種曆史現象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皇權觀念在整個社會中根深蒂固。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段時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了高度集權和狂熱的個人崇拜與個人迷信，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古代皇權觀念的殘留。後來，黨在總結這一段曆史時曾深刻地指出：“中國是一個封建曆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製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清除的，種種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製度化、法製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改變了原來的中央集權製，實行簡政放權，允許各企業、事業、經營單位具有一定的經營管理權利，這是社會生活民主化的一種標誌。同時，國家在經濟建設中，允許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的存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和集團，每一個利益群體作為市場的主體，不僅要求在經濟上的自主經營權，而且也要求政治參與權。因為他們意識到政治參與權與其經濟利益息息相關。於是，產生了迫切的政治參與意識。如西方學者所言：“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大，造成參與基礎的多樣化，並導致自動參與代替動員參與。”社會各界對權力的廣泛參與，使政治權力逐漸由原來的“神聖化”向世俗化轉變，如此也就必然剝去“君權神授”、“君主受命於天”的神秘外衣。在當代中國，還政於民、主權在民的民主意識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眾參與政治、關心政治的熱情空前高漲，也對政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關心。據調查，在一些農村，具有政治參與意識的農民占被調查人數的60%左右，他們希望能夠通過各種途徑行使自己的權利，反映自己的要求。原來的“忠君”、“順民”意識逐漸失去其影響。
（4）由重禮輕法到禮法並重觀念的轉變。“重禮輕法”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治國方略和調節人倫關係的基本準則，把倫理道德規範看做是調節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近代以來，盡管不少學者積極介紹西方的法治思想，但並沒有對社會產生太大的影響，禮製仍是中國近代社會基本的治國方略。清政府采取的“中體西用”體製，實質是以中國的倫理綱常對抗西方的民主法製。袁世凱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視為治國之“大徑”，蔣介石則認為不提倡傳統的道德智能，則“不足以辟邪說正人心”，皆體現出在政治觀念上的“重禮輕法”。“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建立了一定的法律製度，但不健全，也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效力。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更為強調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的作用，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重禮輕法”傾向。改革開放以後，一係列經濟、政治製度的變革，引起了人們社會關係的重大變化，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經濟關係、利益關係以及社會關係更趨於複雜化和多樣化，僅僅依靠道德的約束難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需要加強法製建設，通過法律規定和道德約束來保證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在這種新的曆史條件下，黨和國家調整了治國方略，這就是“德法並重”的政治理念。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製規範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係。”不僅在國家的治國方略上，而且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中，“禮法並重”也成為人們處理複雜社會關係的基本準則，在一定範圍內，通過道德約束進行調節，不失禮儀風範；而在另一範圍和條件下則拿起法律武器，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尊嚴。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打官司”、“對簿公堂”的現象不再被視為羞恥和難堪的事情。
（5）商業意識振興，農工商綜合發展觀念形成。中國古代的農本意識，內在地包含著對商業的輕視和偏見。曆代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是“輕商”意識的實際表現。近代由於工商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現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對近代工商業的實際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其影響範圍主要是沿海的城市和地區。在內陸不發達地區，“種莊稼才是正業”仍是普通百姓的價值信念。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一段時期，在經濟建設上，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但沒有關注到商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當時的社會中，人們並沒有改變“視商業為末業、視商人為莠民的傳統觀念，對從事簡單產品交換的個體商販的活動加以嚴格的限製，而且從‘無商不奸’、‘商人重利輕別離’的傳統道德尺度上加以評價。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從產品經濟到商品經濟，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這樣，商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就凸顯出來，它被視做國民經濟中同工業、農業一樣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關鍵性環節和領域，具有其他產業和行業不可代替的功能，經濟的發展應該是工業、農業、商業的綜合和協調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和條件下，人們的商品意識、商業觀念得以覺醒，行政人員、知識分子從商或兼業經商，農民走出田野而投身於商海等社會現象，反映出人們傳統的輕商觀念的轉變。”
（6）從“均平”意識向“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觀念轉變。“均平”意識是古代農業社會中，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緩慢，在社會財富總量較少的情況下人們所產生的理想取向和心理希求。因為其中包含著消除等級差別、貧富懸殊、貴賤之分，達到人人平等的積極意義的成分，所以成為曆代農民起義和社會改革的口號與綱領。太平天國運動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目標；孫中山則把達到人人同享幸福當做自己的宿願：“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則仆之素誌也”。建國以後的一段時期，在分配製度上，忽視了生產力的實際發展水平和階段，出現了平均分配和“大鍋飯”的現象，從中透露出傳統的“均平”觀念的底色。不可否認，“均平”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因為它隻顧及到分配中的公平，卻忽視了生產中的效益。在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效益不高的條件下，這種觀念及其實際應用可能導致社會的普遍貧困，同時也限製了人們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改革開放以後，黨和國家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平均分配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點，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以此為基礎達到共同富裕。在這個過程中，應該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單純地追求公平、平均，隻能使社會陷於貧困和落後。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條件下，應將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考慮，然後通過一定的社會調節手段，消除兩極分化，達到社會的共同富裕。於是，在當今社會中，貧窮不再是榮耀，富裕也不再是罪惡，勤勞致富、科技致富、合法經營致富成了社會普遍的價值取向之一。
（7）掙脫身心依附的鎖鏈，形成自主自律的意識。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裏，家庭或家族既是生產的基本單位，又是個人休養生息的場所，個人以家庭來獲取生活資料和社會地位，其行為要受到家庭倫理的約束和家長的控製。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甚至不能支配自己的行為，其命運隻能寄托於以家長為首的家庭或家族，在政治生活中，則寄托於“明主”與“清官”。這表明，個人並沒有獨立的自我意識和自主人格，隻是作為家庭中的一分子而從身心上依附於家庭。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製及建立在其基礎上的人身依附關係，生產的組織形式由個體家庭過渡到超越家庭關係的集體勞動，人們獲得了一定限度的自主性。但在新的生產組織形式中，統一的行政命令、統一的規章製度和紀律，給個人主體意識的形成和主體能力的發揮隻留下了很小的空間。於是，由原來對家庭的依從轉為對單位和集體的依從。可以說，改革開放以後所建立的市場經濟體製是斬斷身心依附關係的一把利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利益的獲得、身份和地位的提高不再完全取決於家庭和單位，而是取決於個人的競爭能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和單位而獨立地參與市場競爭，充分地發揮自身的各種潛能和知識才華，並且在競爭過程中自主地分析、判斷、選擇和決策，處理隨機出現的問題並承擔風險。正因為如此，市場經濟是培養、塑造個人自主意識和自主能力適宜的土壤。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製的推進，個性自主或自由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擇業的自由、經營的自由、個人生活的自由成了社會各個階層較為普遍的要求。在擇業方麵，大學生要求自己選擇中意的職業；職工希望自由進行職業流動；農民要求自由遷徙，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謀生。在經營方麵，農民要求自主種植，企業家要求獨立的經營自主權。在個人生活方麵，人們要求自由選擇所喜歡的生活方式，擺脫社會與他人的幹涉，尊重個人的“隱私權”等等。這些現象表明人們開始掙脫依附關係的鎖鏈，形成自主自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