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由安土重遷到交往流動的觀念轉變。根據社會學的觀點，廣泛的社會流動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然而能否進行正常的社會流動，主要取決於經濟、政治條件，同時也受到人們文化心理的影響。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裏，社會分工不發達，農業是主導性產業，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血緣、地緣、業緣的“三位一體”將社會成員束縛在固定的職業和區域之內，長此以往，形成了“故土難離、親情難舍”的安土重遷心理。解放後的一段時期內，雖然形成了多樣化的社會分工，但由於戶籍製度及有關政策的限製，社會成員之間仍然缺少縱向和橫向的流動與交往。社會角色的固定化，不可能對傳統的安土重遷心理形成衝擊。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的大潮不僅衝擊著各個行業、單位、區域相互隔絕的壁壘，而且也衝擊著人們古老的人心思穩、安土重遷的心理。因為市場經濟是流動的和開放的經濟，個人勞動是社會勞動的組成部分，個人利益隻有在市場交換過程中才能實現。當人們意識到某個固定的勞動場所和職業難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時，必然會產生對其他職業和外部環境的向往和期待。從當代中國現實來看，人們受比較利益的驅動，利用戶籍製度鬆動的有利條件和有關政策，形成了廣泛的社會流動。城市工人由工返農、知識分子棄學經商、農民進城務工等，都表明了當代中國人正在走出人心思穩、故土難離的心理束縛，走向四海為家的廣闊天地。
2.轉變的特點
上述大致分析了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在改革開放以後轉型的幾個主要方麵的內容。自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曆程進入了一個新的轉型期，與以前兩個階段相比，具有加速性和全麵性兩個方麵的主要特點。
加速性轉變是指在短短的20餘年時間裏，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思想較為迅速地失去了影響力和社會控製力，新的文化觀念迅速形成並占據人們的心理，成為其思想和行為的指導。在此之前，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大體經曆了兩個轉型期：從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階段，是傳統農業文化的緩慢轉型期。在這個轉型期內，中國經濟和政治結構的變化是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轉型的基礎和根本動力，西方文化的影響對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轉型起了催化的作用，於是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啟動了向現代文化轉型的步伐。但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曆史中，由於小農經濟方式仍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仍有其存在的土壤與條件，在與西方文化的較量、論戰中並沒有喪失其影響力，還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著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新的文化觀念（包括馬克思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也沒有上升為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體係，隻是作為當時中國文化體係的一部分，成為對傳統農業文化衝擊和挑戰的力量，預示著其轉型的方向。從新中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是傳統農業文化的曲折轉型期。在這將近30年的時間裏，由於製度的變化與對新文化觀念的倡導，雖然也部分地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但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並沒有超越農業社會，農業文化由於缺少內在的經濟衝擊力而得以存留。這一階段表現出傳統農業文化轉型的曲折性和徘徊性。與前兩個階段相比，20世紀70年代以後，傳統農業文化向新文化的轉折和過渡速度加快，因而具有加速性的特點。
全麵性轉變具有兩個方麵的含義：其一，指中國傳統農業文化在此一時期發生了係統性和整體性的轉折。中國傳統農業文化是由多種具體內容相結合而形成的一個完整體係，近代以來，僅僅是由於社會發展的具體要求而使其部分內容發生了轉變，如近代工商業發展使“農本”觀念產生了動搖，政治民主的要求使人們致力於對皇權觀念的批判。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轉型導致了人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科技意識、心理心態等的係統性轉變。其二，是社會成員觀念的普遍性革新。人是文化的活的載體，人們思想觀念的實際變化，才是文化變革的實質性內容。可以說，在改革開放前，文化觀念的轉變大多是在統治階層、知識分子那裏進行的，而普通民眾的文化觀念中傳統的積存較多，變革相對遲緩，官方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變革相脫離或不一致。而改革開放以後，國家意識形態的倡導、知識分子的文化創造和宣傳與大眾的文化心理基本上保持著同一的內容和變革方向，這表明，社會成員文化觀念的變革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
在關於此一時期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轉型的認識上，有三個問題值得特別關注：其一，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轉型過程中的曆史承接性。我們曾經指出，文化的轉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是突然的斷裂和重建，而是由一種文化類型向另一種文化類型逐漸轉化的質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文化要素逐漸失去其影響力，新的文化要素逐漸形成並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為以後的文化發展提供思想前提，以此為基礎，逐漸向新文化類型接近和轉變，由此形成了轉型期的連續性和承接性。在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變遷中，近代由於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和異質文化的衝擊，原來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傳統農業文化漸漸失去了其思想控製力而啟動了轉型的腳步。在其後的100多年時間裏，經“中體西用”論、近代新學、新文化運動等不同階段在學理上的討論，以及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和政治的實踐，中國傳統農業文化中的農本觀念、皇權思想、家族意識、封閉心理逐漸被商品意識、民主思想、科學精神、自由精神所取代。盡管人們對這些觀念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理解，但新的文化觀念卻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的認可和接受，產生著日益廣泛的社會影響。可以說，近代以來的文化批判、文化啟蒙、文化建設所取得的成果，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加速和全麵轉型奠定了基礎。割斷了這個曆史性的承接關係，就不可能清晰地認識改革開放後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轉型的特點和麵貌。
其二，傳統農業文化的轉型尚未完成。我們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傳統農業文化進入了加速和全麵的轉型期或新的階段，但這並不意味著轉型的完成。文化類型的轉變與經濟和政治製度的轉變有所不同，社會的經濟和政治製度能夠通過革命和改革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實現根本性的變化或革新，而文化的變革往往帶有一種“韌性”和滯後性。因此，短時期的經濟和政治變化，難以導致文化類型全麵的革故鼎新。在當代中國，由於不同地區或領域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傳統因素積存的厚薄程度不同，傳統農業文化的一些思想仍然產生著一定的影響。另外，在劇烈的社會轉型期，人們的文化觀念處於衝突與矛盾之中，雖然形成了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但統一的文化體係和類型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從總體上看，中國文化的發展已基本實現了由傳統農業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變，或者處在新舊文化體係更替的時期。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當代中國的文化變遷從傳統文化走出之後，經曆了告別傳統的震蕩，進入了正待定型的階段。”
其三，文化轉型過程中所誘發的新的文化問題。無可置疑，當代中國農業文化的轉型從總體上來看，在內容上是進步的，在方向上是正確和合理的。然而，由於全球化的衝擊以及轉型過程本身的問題，一些新的文化問題出現了，並可能反過來對轉型產生影響。第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輕農思想的萌發和滋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必然的趨勢是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減少，農村勞動力人數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重降低。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農業不重要，作為一種產業，作為人們的衣食之源，農業永遠不可能消失和被替代。輕農思想的滋生一方麵是由於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藩籬沒有被打破，限製了農民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發揮；再就是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風險大，見效慢，因此，人們在比較利益麵前更加趨向於周期短、見效快的工商業。結果，現在出現了“棄農從工”、“棄農從商”，田地荒蕪的局麵。“民工潮”的出現，一方麵標誌著農民自由流動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麵也暴露了人們的“輕農”意識。這種“輕農”意識直接導致農業生產發展速度減緩以及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中國是一個處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如何從思想上認識農業的地位和作用，並恰當地處理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係，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對此，我們認為，傳統的“農本”思想確實已不合時宜，而近代以來的“重農”理論有諸多合理的見解，可為當代中國所吸收借鑒。第二個問題就是公平與效率的二律背反。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消除傳統的“均平”觀念，打破當時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的體製，黨和國家采取了“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並從資金、政策等方麵進行傾斜，以提高效率來促發展，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應該說，這在當時對破除“平均主義”觀念、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是完全必要的。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也證明，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確實推動了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但相伴而生的是社會不公的問題，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以及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的社會地位、生活狀況、收入分配等方麵的差距明顯拉大。在社會結構中，一定程度的差距存在是必然的，而且是合理的，但差距懸殊則會引發社會失穩，在這方麵拉美國家已經有了深刻的教訓。處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實現二者之間的平衡與相互促進，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欲理失衡。欲是個人私利的追求，理是社會規範，包括道德和法律規範。理的社會功能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倡導對個人欲望和追求的節製，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和有序。在傳統社會中，以儒家為代表的思想家們，為了維護農業社會的社會秩序，大都主張以理製欲，重義輕利，甚至發展到其極端形式，即“存天理，滅人欲”。這種文化倡導對社會秩序的穩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卻因忽視了個人利益而限製和壓抑了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可以說是利弊並存。自近代以來，個體意識逐漸覺醒，個人的權利和欲望開始被關注，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個人利益的追求被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杠杆，個人的主動性和創造能力被空前調動。然而在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和願望的同時，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理”被忽略或淡化，公平原則、誠信原則、群體價值等以及相應的法律規範被個體利益所遮蔽。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等都表明了“欲”的膨脹、“理”的失落。這些現象的出現和存在，既敗壞了社會風氣、擾亂了社會秩序，同時也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
總的來看，中國文化的發展正在告別傳統，走入現代，在這新舊文化體係的更替時期，根據當代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建立或構築現代文化體係是當前中國文化建設所麵臨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