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太陽毫不吝嗇發揮光與熱，反複烤著路上每一個行人。在這似火燒的天氣裏，能吃上一頓冰鎮水果或是灌下一瓶冰鎮飲料什麼的，真可謂是人間一大享受。古時的人們沒有冰箱，隻能用天然的水來做冰鎮材料——所謂沉李浮瓜，就是這種生活的寫照。
沉李浮瓜，典出三國時代魏·曹丕《朝歌令吳質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指暑天把瓜、李等放在冷水中浸涼後食用，也泛指暑天在冷水中浸涼後食用的瓜果。
元·馬致遠《新水令·題西湖》：“恁般樓台正宜夏，卻輸他沉李浮瓜。”明·淩蒙初《初刻拍案驚奇》：“這樣時候，多少王孫公子雪藕調冰、沉李浮瓜也不為過。”宋·李重元《憶王孫·夏詞》：“過雨荷花滿院香，沈李浮瓜冰雪涼。”這個成語，後來就用來形容夏日的生活。
沉李浮瓜，其實還很清晰地揭示了一個物理學知識：浮力。大家知道，密度大於水的物體置於水中，就會下沉；密度小於水的物體則會漂浮；密度與水相當的，則會呈現懸浮狀態。而一般瓜類如東瓜、南瓜等內部都有空心部分，正因如此，其重量比同體積的水要輕，即平均密度比水要小，當它們全部浸沒在水中時，F浮＞G瓜，即瓜類均要上浮，直至漂浮於水麵F浮＝G瓜。而李子、桃子等果實內均有核仁，因此把它們放入水中時F浮＜G瓜，會下沉於水底。因此古人說“瓜浮李沉”而不說“瓜沉李浮”，形象地說明了這種情況。
大家所熟知的浮力原理F＝ρgh被稱為阿基米得原理，傳說是他坐在澡盆裏看見水溢出而想到的。關於這個定量公理的發現還有著名的金銀王國的故事，不過其實在中國古代，早在殷商時期，我們的祖先就開始認識和應用浮力了。我國是世界上應用浮力最早的國家之一。
當時，浮力的第一個貢獻是船。人們最早利用較大的獨木，從中間挖成槽形，放在江河的水中漂流，稱為獨木舟，用它來載人和裝運收獲的獵物。後來又發展到用木板做成船體，在江河中代替獨木舟航行。隨著生產和技術的發展，以後各個朝代對船的形狀和結構又進行了多次改進，使木船不僅能在內河、湖泊中航行，還製造了能適用於大海、大洋中航行的大型船舶。
明朝時的鄭和出使西洋用的大型“寶船”船隊，其船體在結構上合理、精致、美觀，都達到了古代造船工藝史上的巔峰。這一偉大的成果，是古代造船史上非常光輝的業績，是我們祖先對世界航海事業做出的偉大貢獻。
浮橋是我國古代曆史上應用浮力的偉大奇跡，在公元前8世紀周朝時就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以後的年代，發展到不僅可以在小河上架起浮橋，而且像黃河這樣的大河上也架起了浮橋。相傳在11世紀初，在蒲州附近潼關以北的黃河上曾架起一座很大的浮橋，浮橋的纜繩用8隻鐵牛係住，這些鐵牛立於兩岸，每隻鐵牛重數萬斤。後來由於洪水泛濫，浮橋被衝垮，鐵牛也沉入河中。如何把鐵牛打撈起來，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比較困難的。和尚懷丙派人潛入水中，用鐵索把鐵牛和兩隻裝滿泥土的大船係在一起，然後再把船中的泥土除去，利用大船所受的浮力，把鐵牛拉上來。
對於阿基米得發現的浮力原理，早在《墨經》中就有萌芽：
第一段：“荊之大，其沉淺，說在具。”（《墨經·經下》）其中“荊”，應作“刑”，“刑”與“形”通，意思是“形體”、“物體”。“說在具”的“具”，通“俱”，意思是“相同”，可引申為“平衡”。所以這段文字的大意是：“形體大，在水中沉下去的部分淺，道理在於平衡。”平衡可理解為物體的重量與它所受到的浮力相等。
第二段：“沉，荊之貝也。則沉淺，非荊淺也，若易五之一。”（《墨經·經說下》）。其中“荊之貝也”的“貝”，疑為流傳轉抄中的“具”的筆誤。如果是這樣，這段話就是：“物體沉到水中，得到平衡。即使它沉下去的部分很淺，並不是它本身矮淺（而是物體重量跟所受浮力相比較的結果），就如交易，根據比價，一件商品可以換五件別的商品。”
而曹衝稱象的故事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三國誌·魏書》記載：“鄧哀王衝字倉舒，少聰察歧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曹操）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鹹莫能出其理。衝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置，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這個千古傳誦的故事，說明曹衝已經對浮力原理有模糊的認識。
中國古代運用這個浮力原理的事情，曹衝其實並不是第一人。早在東晉，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縣東南）人苻子（名郎，字元達）所著《苻子》一書上記載：戰國時期，北方人獻給燕昭王一隻野豬。燕昭王派人養了它15年。這隻野豬長得像個大墳墓一樣大，4隻腳簡直無法支撐身體了。燕昭王命“衡官”、用大秤稱它有多重，秤杆斷了10次，還是稱不出野豬的重量。於是，燕昭王命“水官浮舟而量之”。《苻子》五卷早已失傳，迭文散見於後人的著述中。上麵引用的那個故事就保存在南宋人吳曾寫的《能改齋漫錄》裏。吳曾在援引《苻子》之後，指出：“以舟量物，自燕昭時已有此法，不始於鄧哀王。”清代學者邵晉涵也讚成吳曾的這種說法。上述這些記載都說明了，我國古代對浮力和浮力原理有著一定程度的認識，並能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