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民居建築時，很驚奇地注意到這些建築的主結構不包含地基和承重牆，輕便到可以從底部連根托起，與歐洲建築相比就像腳手架。然而就這樣輕巧的結構，在13世紀的臨安（杭州）城中卻有不少被蓋成了多層的樓房：
……如果馬可·波羅和14世紀阿拉伯及歐洲的旅行家的描繪是可信的，貧困區的房子裏有不少是多層建築。構造這類多層建築的方法與構造低矮建築的方法有什麼不同嗎？特別是，它們打了地基嗎？很可能沒有。在杭州城的這類人口稠密區，彼此毗連的房屋本身就會提供某種支撐力……
把如此不適宜於建造多層樓房的建築蓋成多層樓房，這件事的確不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杭州的建築和當時其他城市一樣盡是些平房，那麼令人困惑的是，如此劃定的一個區域何以能夠住下100餘萬的人口？多層建築既使得杭州具有了一種典型的城市風貌，亦極大地增加了其人口密度。從後一種因素來看，這種建築模式對於一般生活方式和密切社會關係也有重大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住宅建築中，多層樓房的確不是一種典型的式樣。然而正是這種建築樣式的特殊性，使13世紀的杭州所具有的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特征更加凸現了出來。比臨安早一千多年的古羅馬城市中，作為平民公寓的樓房建築就已經不少了。當然，歐洲式的磚石建築比中國古代那種“腳手架”一樣輕巧的木結構建築更適宜於蓋樓房。但這並不是理由。羅馬蓋多層樓房的道理與杭州一樣，都是為了解決過於密集的人口的居住問題。由於人口過於密集而蓋多層建築，而多層建築又導致人口的更加集中——城市因此而人口越來越多，樓房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而且越來越不夠用，這便成了城市發展中普遍的規律，高樓大廈也逐漸成為城市（尤其是近代的大城市）的一個最顯著的標誌。
人口密度以及相應的文化活動密度的增加，是文化結晶化的條件，反過來也是這種趨勢的產物。城市的文化結構造成了各方麵文化需要的增長，如對能源、交通和勞動力的需要、對商品交換、信息交流的需要等等。這些需要通過與周邊乃至更遠的交換來實現，從而形成了城市對周邊文化的吸引力。因此，文化的結晶化就是文化活動以城市為焦點的內聚過程。13世紀的杭州曾在曆史上有個不登大雅之堂的渾名：“銷金鍋兒”，就是說這座城市是通過消費活動聚集財富之地，就好像19世紀梅特涅時期的維也納被稱作“美酒、女人和歌”之都一樣。城市的內聚作用首先就是物質財富的積聚——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雅典、帝國時期的羅馬，以及“銷金鍋兒”臨安，都是曆史上大城市聚斂財富的典型。在物質財富大量積聚的基礎上，城市還進一步積聚著各方麵的文化財富——精英人才、文化產品、文化設施和文化活動等。相對幹周邊鄉村和小城鎮而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像“黑洞”一樣源源不斷地從周圍吸取著文化能量。隨著城市文明的發展，城鄉之間文化差距越來越拉大的“剪刀差”現象實際上就是由於城市的內聚作用造成的。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城市又並不是什麼隻進不出的“黑洞”。城市一方麵在從周邊和遠郊吸附、內聚文化能量，另一方麵又在向周圍放射出自身的能量，這就是城市對周圍的影響力的產生和擴張。事實上，有生命力的城市都具有強烈的擴張傾向：這裏有物質意義上的擴張，即城市麵積和物質實力的擴張。但更重要的是城市對周圍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擴張。這種擴張的後果是城市與郊區、鄉村的關係，中心城市與“外省”的關係的產生。城市不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存在現象，而是變成了一定區域文化的中心和統治力量。
城市對周圍鄉村和其他城市的影響力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一個城市的“形象”。當宋代的柳永詠唱“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時，他正是在描繪著一座城市的形象。據說金主完顏亮讀了這首詞後“起投鞭渡江之誌”。無論這個說法是否可靠，它的流傳本身就意味著杭州城市形象的存在和傳播是不爭的事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科林斯人曾經這樣描述過雅典人和斯巴達人：
一個雅典人總是一個革新者，他敏於下定決心，也敏於把這個決心實現。而你們是善於保守事務的原況……其次，雅典人的勇敢常常超過了他們人力和物力的範圍，常常違反他們的善良判斷而去冒險；在危難之中，他們還能堅持自己的信念。而你們的天性總是想做的少於你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他們寧願艱苦而活動，不願和平而安寧。一言以蔽之，他們是生成不能自已享受安寧的生活，也不願別人享受安寧生活的。這就是反對你們的那個城邦的性格。
他所描述的雅典城邦的性格正是這個城市的形象。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城邦以各自的形象影響著希臘其他各城邦對他們的評價和態度，並由此而吸附、團聚起較小的城邦，組成了兩個以各自為中心的集團，即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這兩個城邦的例子表明，城市的形象是城市對周圍世界的影響力或權力的一個表征，也因此而成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的表征，如同斯賓格勒所說的：“底比斯就是埃及，羅馬就是世界（orbis terrarum），巴格達就是伊斯蘭教國家，巴黎就是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