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格勒在談到城市的精神影響力時說：“17、18世紀時羞辱一個大臣或朝臣的通常方式是令他‘退隱鄉園’；一個大學生被開除時就說他是被令‘鄉居’（rusticated）……對於鄉村居民說來，收聽無線電廣播就意味著同大城市的新聞、思想和娛樂發生了密切的接觸，使‘孤立’的苦悶之感獲得了解脫，而這種‘孤立’是老年的村民所從來沒有覺得是一種苦悶的。”斯賓格勒所說的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例證。在中國古代士人的價值觀念中，歸隱山林似乎應當說是一種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和境界。但實際上真正像陶淵明那樣甘願遠離塵囂老死田園的人並不多。與斯賓格勒所說的情況相似，歸隱似乎總歸是不得誌、不得已之舉。尤其是在商業城市發達起來的宋代以後，城市就變得更加富於吸引力了。所以在城市文化不發達的晉代，當士人陶淵明歸隱時，我們看到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野逸；盛唐時期的城市也還遠遠沒有形成後來的商業城市那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生活方式，當詩人王維隱居終南時，我們看到的是“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清冷。而南宋的文人們則不同了。以薑夔為代表的江湖文人們的創作雖以清空散逸見長，但他們的生活趣味卻並不清冷：
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點絳唇》）
春未綠，鬢先絲，人間別久不成悲。誰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沉吟各自知。（《鷓鴣天》）
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揚州慢》）
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暗香》）
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翠樓吟》）從這些膾炙人口的詞句中意境及其背景可以看出，這些文人們的行蹤所至，不離翠樓畫橋；意趣所在，不出兒女情長。也就是說，江湖文人的散逸並沒有像前代的隱逸高人那樣完全撒手紅塵。他們的生活與創作軌跡同南宋繁榮的城市文化保持著或近或遠的聯係。這個時代的文人士大夫氣質中都打上了高度繁榮的江南都會市井文化的烙印。以前的文人士大夫主要的生活方式用範仲淹的話來說，就是“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這樣兩極。而此時的江湖文人們生活的興趣卻往往既非官也非隱，而是在市井、青樓、酒家和各種類型的城市社會圈中漫遊。
到了明清時代，文人們的生活就更加被城市文化所吸引。比如在描寫士人生活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中就突出地表現出了這個時期文人與城市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書中那些招搖撞騙的假名士自不必說了，就拿一位正人君子杜少卿來說，他出身於一個真正遵循古訓的傳統人士家庭。然而這個家庭在周圍的社會環境中顯得迂腐不通世務。在杜少卿之前，這個家庭的景況畢竟還能維持；而到了杜少卿的時代才真正是每況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了。杜少卿不務農桑、不求仕祿又不權子母，他家的最後敗落完全是坐吃山空的結果，而且敗落得出奇地快。然而應當說明的是，杜少卿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敗家子。他是個品行高尚的人，是個真正的才子。杜少卿的麻煩在於，他在精神上屬於傳統的士人階層，而他那種豪爽俠義、大手大腳揮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卻深陷到了商業化的市井社會之中。書中第三十三回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自此就沒有人勸他，越發放著膽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叫王胡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並與本家，要到南京去住……
就在這段話上，清人黃小田批道：“棄祖業，離鄉裏，此少卿之疵也。”這句批語的意思不僅是說杜少卿揮霍得過度了，而且還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棄祖業、離鄉裏去繁華都市生活的做法實際上不大合乎傳統人士進退出處的生活方式。一個在道德情操、人格風範方麵仍然屬於傳統的士人，在生活情趣方麵卻無法擺脫城市生活的誘惑。這就清楚地表明，城市生活方式對文人的吸引力是何等巨大。
隨著曆史的發展，城市文化的影響越來越大，逐漸地成為影響甚或左右社會風尚的決定性力量。顯然這種趨勢在古代社會的文化環境中早就已經顯露了出來。而到了工業社會的時代，城市成為工業財富和權力彙聚的焦點，城市的魅力也就日漸成為更加實際的權力和影響力，更加深刻地影響到了整個社會文化，並且逐漸地破壞、瓦解著建立在傳統基礎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