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有一家雜誌的記者們通過一係列采訪和觀察後寫了一組文章，談他們對中國若幹城市的印象。每一篇文章都以一個帶有最高級形容詞的判斷標目，如北京是“最大氣的城市”、上海是“最洋氣的城市”、杭州是“最女性化的城市”、大連是“最男性化的城市”等等。這些評語有的雖然不錯但比較膚淺，除了人人一望即知的印象而外看不出有什麼自己的發現；有的則令人費解、不知所雲。其中比較特殊的一個是對南京的評語，說南京是“最傷感的城市”。這個評語的內涵可以說相當豐富。為什麼說南京是最傷感的城市呢？或許因為這裏是十朝故都，處處令人懷古傷時？或許因為這裏曾建立過的王朝都是殘破江山？或許因為這裏的主要風景點多是陵墓和國恥紀念？或許因為這座昔日的首都如今在相鄰的上海甚至蘇南城市的襯映下顯得落伍背時？不管作如何理解，這個評語大體上應當說是有道理的。不過也許對於南京人而言這樣的評語未免令人沮喪，所以南京的許多報刊在摘引這家雜誌的說法時，都悄悄地把對南京的評價刪去了。
說南京是“最傷感的城市”，這個評價好還是不好？如果這裏暗指的其實是南京在近年城市發展方麵的滯後，那麼這個評語就帶有諷刺的含義，當然不好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最傷感的城市”與其他“最”什麼什麼的城市相比，卻更富有情感內涵，豈不是說明南京是一個更富於文化底蘊的城市嗎？與其他風風火火地快速追趕著世界潮流、一心想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相比，南京的形象或許有點兒像王安憶（長恨歌）裏的那個“老克臘”似的，雖然背時，卻為他那些時髦的同伴增添了一點文化含量。換句話說，或許沒有哪個城市真的喜歡被人評價為“最傷感的城市”，但其實當代的城市和市民們在氣急敗壞地追趕時尚之餘，又何嚐不筋要一點兒傷感呢？
在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歌德和席勒曾探討過文學精神的演變問題。人們通常認為正是他們的探討定下了後代文藝理論中關於古典的文學與現代的文學、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等區分文學精神的基本範疇。但這裏我們所關心的是歌德在區分古典的文學與現代的文學時所提到的一組特征——li健康的和病態的。歌德為“現代”的文學，也就是19世紀文化潮流中的文學，所下的判斷是病態的、傷感的。他心目中顯然想到是浪漫主義。但他不是特指一種思潮，而是作為一個曆史趨勢，這就使得這個觀點有了比區分文學流派更重要的文化意義。在歌德的眼裏，文學所表現的人的性格和精神狀態正在經曆著一個重要的蛻變過程：古典時代的藝術精神是質樸、健康的，人們沒有現代人那樣複雜的思想，因而也沒有那樣多的苦惱。這種觀點在席勒那裏以哲理的語言表達得更為鮮明。他相信古希臘的人是身心健全和諧發展的人，而現代人則是靈魂分裂的人。類似的觀點在後來的哲人和藝術家那裏幾乎成了共識。浪漫主義之後的人們都相信古典時代的人們是淳樸而健康的，而現代人卻正在變得越來越神經質和多愁善感，變得越來越病態了。在現代人的心目中，人隻是到了現代，才真正被逐出了伊甸園。
按照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的觀點，人生本質上就是痛苦的，而古希臘人通過悲劇淨化和升華了這種痛苦。換言之，古典藝術中的痛苦表現在悲劇中。這樣的痛苦是社會共有的痛苦，這種對痛苦的升華就是將個人與群體、與社會整合為一體、將肉體的感受與心靈的自由統一起來。然而浪漫主義以來的痛苦變成了純粹個人的、內心的痛苦，也就是感傷。浪漫主義的唯情論傾向就是在進行個人主義的情感啟蒙，即被英國哲學家羅素譏諷的“善感性”，其實也就是感傷癖。浪漫主義者是一些孤獨的個人，但他們的這種“善感性”人格或者說感傷癖傾向卻與現代城市人格的發展有某種相似的趨向。因為正是古典社會以亞裏士多德所說的作為“政治的動物”也就是城邦動物的“公民”為主體的城市演變為現代城市中散落的市民，使得人格的發育和情感需要的發展日益走向了個人化。感傷癖是個人情感需要的一種突出的表現形態。現代人對情感的病態需要與現代城市文明的發展聯係在一起：
飄渺的城，
在冬天早晨的棕色霧下
一群人流過倫教橋，這麼多人，
我沒想到死亡毀了這麼多人。
歎息，又短又稀，吐出了口，
每一個人的目光都盯在自己足前。
流上山嶺，流下了威廉王大街，
流到聖馬利吳爾諾斯教堂，它死氣沉沉的聲音
在九點的最後一下，指著時間。這就是現代詩人T·S·艾略特筆下的現代城市：枯涸、冷漠、渾渾噩噩、死氣沉沉。在這樣的城市環境中人們的現實生活變得呆滯乏味，而心靈中則成為令人窒息的荒原：
這裏沒水隻有岩石
岩石，沒有水，有一條沙路
在群山中蜿蜒而上
岩石堆成的群山沒有水
如果有水我們會停下暢飲
在岩石中人們不能停下或者思想
汗水已幹，足在沙中
倘若岩石中有水
那不能吐沫的，長著一副壞牙的死去的山口
這裏人不能站，不能躺，不能坐
山中甚至沒有寧靜
隻是沒雨的，幹枯的雷霆
山中甚至沒有孤寂
隻是陰沉通紅的臉龐在嘲笑與嚎叫
這裏所描寫的荒原不同於大自然中的荒原，因為它不僅沒有生命，甚至沒有死亡、沒有寧靜、沒有孤寂；人們不能停下、又不能思想，不能站、不能躺、不能坐……總而言之，城市變成了索然無味而又令人煩躁、焦灼的世界。這種心靈的困境使人的精神需要成為與荒原般的世界對抗或逃遁的地方。
象征主義詩人波德萊爾在描寫巴黎時，寫到他的愛人讓娜·迪瓦爾，一個從非洲流落到歐洲大都市來的不幸的混血女子，在這個城市裏，她患上了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