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先生早年在一篇談論審美問題的文章中提到過這樣一個例子：有個遊客旅遊來到海邊，住在一農夫家裏。清早起來，開門見到大海，不禁讚美不已。農夫聽到後卻謙遜地說，門前這海沒什麼好看的，倒是屋後那片蔬菜長得還真不錯。朱先生在這裏想要說明的是對事物的不同態度問題，即功利地對待事物和審美地對待事物這樣兩種不同的態度。但這裏同樣明顯地區分了兩種不同的人物身份——遊客與農夫，後者是鄉下人而前者顯然是城裏人。兩種不同的對待自然景色的態度不僅是個美學問題，同時也是個社會學的問題。
同樣兩種人的故事還出現在德國當代作家海因裏希·伯爾的一篇微型小說中。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名遊客來到海邊，見到一位漁夫悠閑地坐在那裏，便問他為什麼不出海打魚。漁夫回答說他打的魚已經夠今天生活的了。遊客很惋惜他沒有打更多的魚，便開導漁夫說，他如果多打一些魚，便可以多賣一些錢；積累了更多的錢之後，便可以買更好的漁船；有了更好的漁船，便又可以打到更多更多的魚；然後可以辦漁業加工廠、托拉斯，然後……遊客越說越興奮，到最後激動得嗆了口氣咳嗽起來。漁夫於是輕輕拍了拍遊客的背讓他緩過氣來，然後問他：“然後又怎麼樣呢？”遊客眨了眨眼：“然後……就坐在海邊，看看大海、看看落日。”“可是我已經這樣做了。”漁夫說。在伯爾的故事中兩種人的態度好像倒了過來——遊客是個精於算計的市儈、功利主義者而漁夫卻像個富於審美情趣的哲人。
朱光潛的遊客和伯爾的遊客是兩種不同的人嗎？也許是。但也完全可能是同一種人。如今在海邊、山嶺、森林、草原、荒塚、古城乃至窮鄉僻壤、戈壁大漠，都可能見到一群群不辭辛苦的遊客出沒。這些遊客當然不是為了屋後的大白菜而這樣奔波，他們尋找的東西肯定是屬於朱光潛所說的那類無功利的審美的對象。但伯爾的遊客之所以來到海邊不也是為了“看看大海、看看落日”這樣無功利的目的嗎？歸根到底，遊客們都是來自都市那種充滿功利算計、競爭的社會，然而當他們來到海邊時，所尋求的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有一部法國電影講述了一個關於城裏人的矛盾心理的故事，大致情節是這樣的：一位家境殷實的巴黎商人，他的妻子偶然看中了一處鄉間的磨坊，便極力懇求丈夫買下了這個磨坊。她專門請人精心設計，又在朋友的攛掇下到處尋找古色古香的舊家具和門窗之類，最後終於把這座小磨坊裝修成了一處充滿詩意的鄉間別墅。但由於購買磨坊和裝修花費太大，因此當別墅裝修完之後，商人已無力支付兩處住宅的費用，隻好將城裏原來的那套住房出售，舉家搬進了這座詩情畫意的小別墅。隨後出現的便是一連串喜劇性的尷尬：每天一大清早還沒起床，便被闖入院內的奶牛騷擾得不得安生；商人談生意、妻子購物和換液化氣、兒女上學都得開車長驅幾十公裏路；原先雇傭的保姆因為這裏太荒僻而不肯來了，妻子隻好自己動手做家務；然後是時常發生的停電，還不時地要用火箭炸鼴鼠……全家人到最後搞得筋疲力盡，丈夫隻好又設法在巴黎重新購置住房……
在這個故事中喜劇性地表現出都市人文化需要的二重性：一方麵，他們首先是都市人，現代都市文化是他們生存的基本條件。電影中的妻子似乎忘記了這一點。無論鄉間別墅有多少詩情畫意，它無法替代一個城裏人在城市生活中所獲得和所要求的一切。這一點不僅對都市人來說至關重要，而且可以說對整個當代社會。都有重要的意義。當代城市的發展是整個文明發展的重心所在，也可以說現代化的意義從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方麵來說就是城市化。這是自古典社會開始的城鄉對立和城市獨立發展這一長長的曆史過程演變的總趨勢。無論城裏人還是鄉下人，離開鄉村（或者從現實意義上，或者從精神需要的意義上講）變成了一個文化過程。從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到中國80年代電影《人生》、電視劇《外來妹》都在表現這個主題。然而另一方麵，城裏人又在做著回到鄉村、回歸自然的夢。正如伯爾筆下的那個遊客所想像的那樣，一個城裏人——或者典型地說一個商人，如果城市文化提供了他發展和物質需要的一切，那麼他除了那些還需要什麼呢？就是“看看大海，看看落日”，就是從城市文化中擺脫出去。這也是上麵所講的那個法國電影中妻子之所以要在鄉間買一處磨坊的原因——盡管巴黎燈紅酒綠無奇不有，卻就是沒有一樣東西，那就是離開城市的感覺。
斯賓格勒把鄉下人視為“植物性的存在”，他們是從土地上生長起來的。然而城市切斷了人與土地的聯係。城裏人變成了動物性的存在，遊走在世界各地尋求食物、尋求發展。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又從動物性的存在逐漸變成了機器性的存在、信息性的存在。城裏人越來越依附於機器、技術和信息處理生活，生活方式也因此而變得越來越精密化、分離化直到數字化。可以說在一個標準的、先進的當代大都市裏生活的標準市民——比如一位公司的白領職員或政府的公務員什麼的，他的生活從物質消費的意義上說幾乎可以認為是完美無缺的：靠著空調、汽車、超市、電視、電話、電腦等等，他可以盡當今技術之可能獲得生活的方便性和舒適性。就每一種可以設想的合理的現實需要而言，當代大都市的技術水平與物質能力足以滿足任何一個市民的要求。正是這個原因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向大都市集中。但這種靠著技術提供的越來越多的滿足也在越來越剝奪著個人與機器、信息之外的世界之間那種一體性的聯係，這就是在原始人那裏曾經非常強烈、而到了文明社會後變得越來越模糊曖昧的人與自然的親和性。當一次大地震或大洪水到來時，人們知道幾乎所有的動物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異常反應，隻有人完全無動於衷。顯然現代人與自然之間的一體性聯係近乎完全切斷了。這種切斷是越來越發達的技術帶來的人為的切斷，而不是人自身的需要。盡管崇尚技術文明的樂觀主義者常常想像人應當像割斷臍帶一樣割斷自己同自然的聯係，但如果我們相信容格關於人的心靈構造本質上是一個與自然相通的整體的見解，那麼就應當承認，所謂“割斷臍帶”的想法不過是技術帶來的人的操作能力急劇膨脹後產生的幻覺而已。
就人本質上與自然無法割斷的關係而言，人其實永遠都是植物性的存在。一個在巴黎生活得養尊處優的女人看到鄉間一處小磨坊便油然心動，無非是因為自然喚醒了她內心深處久被封閉、阻隔了的與自然的親和性需要。當一個城裏人到農村、海邊或別的什麼自然風景區旅遊時，人們稱之為“休閑”，望文生義地講就是“休息”和“閑散”。其實從體質的意義上看，旅遊肯定談不上什麼“休息”或“閑散”。人們指的是相對於城市生活在精神方麵的緊張而言。顯然，城市生活無論如何方便舒適，都難以擺脫與生存競爭活動相伴的為外物所迫的緊張感。隻有到了鄉間和大自然中，人們才能重新領會不受外物強迫加速運動的那種自然存在的植物性生命狀態所特有的閑散。從實利主義的眼光來看，閑散是一種精力和時間的浪費；而從自然的角度來看，技術性生活的那種強迫加速度運動和消耗才是對自然資源和生命體驗的浪費，而閑散是對反自然的強迫加速度運動的解脫，是使人重新獲得與自然聯係的心靈體驗的一種方式。城裏人在抖掉鄉下人身上的土渣鑽進技術文明的迷宮、像割斷臍帶一樣割斷與自然的聯係時並沒有離開與自然共存的環境，隻不過為自己製作了一個技術之繭把自己包裹在裏麵自得其樂。這隻繭包得越厚，就意味著人的現實成功感越強，但也同時意味著人的心靈越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