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和興的區別，以前和現在的學人都有較充分的認識。“比、興”一般有三種不同的解說，即政治的解說、語言的解說和文學的解說。漢代的“比刺興美”說就是政治的解說，這是漢儒經學的解釋。鄭玄言：“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而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3】鄭玄是東漢經學家，他以古文經說為主，兼采今文經說，遍注群經，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這時的儒生利用詩歌比興的藝術手法參與政事，既不媚諛，也不以身試刃，表現了可貴的獨立精神與參政意識。其中的“比”言明了類比的思維與委婉的特點，但“興”的解釋，如《關雎》其實是寫男女愛戀的民歌，他們也要附庸上後妃之德。由於儒生們一心關注國家君主，尋繹“微言大義”，以政治的思維定勢解讀民歌，往往出錯。所以這種比興觀，與文學藝術關係不大。
語言的解說可以朱熹的解說為代表。朱熹在《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辭。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強調比興是修辭手段，語言技巧。其中的“比”，就是現在修辭學上的比喻。“興”是從語句結構層次上解說的，易於理解，也是現在流行的一種說法。但“興”並非僅此一種結構形態。筆者在另一篇論文中將詳細全麵地論述。
文學的解說，曆來解說眾多。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故詩有三義，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意有餘，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4】鍾嶸是從文學審美效果上界定比興的。比具有形象性特點，興具有含蓄蘊藉的審美特點。劉勰言：“比顯興隱”、“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5】劉勰認為比喻手法明顯，而興的手法較隱晦。因為比喻以比附事理的方式說明事物，興以含意隱微的事物來寄托情思。這就包含了比是“理象”，含意明晰；興為“興象”，起情感發意蘊隱微。宋人李仲蒙認為“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6】。李仲蒙從物與情關係的角度，指出了比興抒情的思維特點。比隻是情感寄托於物象，而興中的意象則能感發人的情思，達到物我交融的境界。這也就是梅堯臣所說的“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7】。王夫之言：“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8】強調了“比”尤其是“興”的運用應當自然渾成。近人徐複觀說：“人類的心靈，僅就情這一麵說，有如一個深密無限的磁場；興所敘述的事物，恰如由磁場所發生的磁性，直接吸住了它所能吸住的事物。因此，興的事物和詩的主題的關係，不是像比那樣，係通過一條理路將兩者聯係起來，而是由感情所直接搭掛上，沾染上，有如所謂‘沾花惹草’一般；因此即此以來形成一首詩的氣氛、情調、韻味、色澤的。”【9】徐複觀先生的觀點，吸取了劉勰比興觀中“理象”與“興象”的含義，也注重宋人李仲蒙從物情關係的角度，強調“興象”與人心靈的觸發交融的特點；並且還指出了興的無意識、偶然性的感發特點，以及“興象”的文學審美特征。
筆者認為清人沈祥龍的比興論述最為徹底，可以說奠定了比興理論的基石，上麵所有的關於比興特點的論述，都由此生發。沈祥龍在《論詞隨筆》曰：“詩有賦比興，詞則比興多於賦。或借景以引其情，興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蓋心中幽約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後可感動人。”【10】沈祥龍分析了文學形象的最小單元——意象的本質區別。認為比的喻象是物象，興的興象是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