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沉吟片刻，他油然想起杜少陵曾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一詩，便說：“少陵曾對公孫大娘的劍器舞寫過一首詩，其中四句‘烈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想必諸位是知道的。在鄴縣，我有幸見過公孫大娘的舞姿，每次看時，都引起我的聯想：她將左手揮過去，我就立即觸到這次姿態像個什麼字；他跳躍起來旋轉，我想草書中的‘使轉’筆鋒的馳騁應如此罷！他那整個起舞的姿態音容，給我一個全麵的草書結構的啟發。”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杜甫筆下的張旭，活脫脫的展現在我們眼前，他的神采一直為世人所傾倒。
（3）褚遂良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書家四巨頭中，褚遂良算是晚輩了，其書體學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歐陽詢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體係。其特色是善把虞、歐筆法融為一體，方圓兼備，波勢自如，比前輩更顯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賞識。李世民曾以內府所藏王羲之墨跡示褚，讓他鑒別真偽，他無一誤斷，足見他對王的書法研習之精熟。
由於繼傳統而能創格，《唐人書評》中把褚遂良的字譽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連宋代不以唐書為然的大書畫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詞句稱頌他：“九奏萬舞，鶴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體結構有著強烈的個性魅力。
初唐四大書家之一
從漢代到唐代的六百餘年間，湧現出一批又一批偉大的書法家。在晉代，被後人尊為書聖的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獻之留下了他們情馳神縱、超逸優遊的作品。隨後，宋、齊、粱、陳的書家，依然繼續著他們的遺風。而此時的北部中國，卻在一種宗教意識的推動下，獨創了一種與文人書法相對的——即與玄妙的、簡約的、清淡的、平和的書風相對的那種雄渾、博大、壯碩、樸拙的書風。南北朝分裂局麵的結束，隋朝的建立特別是唐朝的建立，使書法藝術南北相峙的風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強大的唐王朝建立。隨著政治、文化與經濟的複興，書法藝術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如果我們從書法史的角度瞻前顧後，那麼，在漢魏，藝術風格過於質樸；在兩晉，又太變幻莫測；宋人書法藝術風格又以老成為傾向：而元、明、清的書法，似乎每況愈下。隻有唐代，才在書法中表現出那典雅、華貴、豐滿和情韻的成熟的美。每當我們麵對唐人書法作品時，不禁驚詫於唐人書法的完整性與典型性。唐代書法家因此和晉朝書法家一起，被後人稱為“晉唐傳統”。他們是：鍾繇、王羲之、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人。在這個傳統之中，褚遂良占著異常重要的位置。從某方麵來說，他對後世的影響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貢獻都要大。
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於名門貴族。他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貫浙江錢塘。他的父親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當時正任散騎常侍一職，與虞世南、歐陽詢等人為好朋友。
隋未戰亂四起，強大的唐王李淵的軍隊戰勝了一切對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這一年，褚遂良還在甘肅。他的父親褚亮仕隋為東宮學士。因為與楊玄感有舊，被貶為西海郡司戶。薛舉（？—618）在蘭州稱帝，褚亮被任命為黃門侍郎，褚遂良則做了薛舉的通事舍人，掌管詔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後，最初對唐發動軍事挑戰的，乃是薛舉。他占據了甘肅的大部分地區，企圖奪取京城長安。但他從西北向長安推進時，卻突然病死，他的兒子薛仁杲繼承了他的事業。618年陰曆十一月，李世民包圍了薛仁杲駐紮在涇州的營寨。薛仁杲的部下紛紛投降唐軍，他也不得不投降。隨後，他被押往長安處決，而他手下的人則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這樣進入了李家王朝，開始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裏做鎧曹參軍——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掌管軍務的位置。從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對褚遂良懷有好感。後來李世民曾對長孫無忌說過這樣的話：“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戰功顯赫而名聲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東部平原文、武兩方麵的大權，並且允許他在洛陽開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組成了一個大約五十人的隨從集團，其中許多人是來自於被他消滅的敵人營壘中的傑出人物。也就在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學館，其中有十八名學士在做他的國事顧問。他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以致於人們把能夠進入文學館，稱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親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員，主管文學。在這樣的環境中，褚遂良的學識與日俱進。尤其是書藝，在歐陽詢與虞世南的指導下，更是出類拔萃，盡管他的年齡比他們要小一輩。他在初唐的書名不僅不比他們差，而且具備了歐、虞二人所不具備的政治地位與社會名望。這更使他的書法藝術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據《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的記載，弘文館的日常事務，就是由褚遂良來管理的，當時人們把他稱作“館主”。像這種尊稱，在以前是沒有的；在他死後，為數也極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陰曆六月，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隨後被立為太子。陰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號為“貞觀”。從此以後，“貞觀之治”馳名於世。
貞觀二年（628），唐太宗在門下省設立起居郎二人。貞觀十年（636），曾為秘書郎的褚遂良在此時又出任起居郎一職，專門記載皇帝的一言一行。《劍橋中國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時，曾這樣寫道：“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讚許的願望。”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極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種意義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為時，應該考慮到會留給人們一個什麼印象。《唐書》記載說，有一次李世民問褚遂良：“你記的那些東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嗎？”褚遂良回答說：“今天所以設立起居之職，就是古時的左右史官，善惡必記，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是沒有聽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李世民又問：“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褚遂良回答說：“我的職務就是這樣的，所以您的一舉一動，都是要寫下來的。”可見褚遂良的忠貞和鯁直。
貞觀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詔書，想把隋未戰亂時期的戰場改修為廟宇，一是超度在戰爭中的亡靈，二則是紀念戰役的勝利，刻石立碑以銘記功業，並頒布了負責其事之人的名單。名單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藥、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以外，還有年僅三十三歲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敗宋金剛的晉州立慈雲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書寫，可惜此碑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貞觀十二年（638），李世民視同師長的大書法家虞世南逝世，這使李世民感到特別的傷心。太宗曾歎息：“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適時地將褚遂良推薦給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為“侍書”。
李世民即皇帝位後，曾不遺餘力地廣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爭著獻上領賞。如何鑒別真偽？褚遂良對王羲之的書法是最為熟悉的，他可以絲毫不爽地鑒別出王羲之書法的真偽，使得沒有人再敢將贗品送來邀功。褚遂良的這一舉動得到了李世民的極大歡心與信任，於是便將他提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幾乎都要向褚遂良諮詢。同時，褚遂良也確實具有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李世民想親自去征討遼東，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對，但是李世民強硬的態度卻使褚遂良感到恐懼。他沒有再堅持，並跟隨唐太宗遠征遼東。但是後來事態的發展，證實了褚遂良的話是對的。
貞觀十八年（644），作為黃門侍郎的褚遂良開始參預朝政。隨後，他被皇帝派往全國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時，他父親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暫時辭去黃門侍郎之職。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為黃門侍郎。這一年的陰曆九月，他就被提升為中書令，接替了馬周的位置，成為繼魏微之後，與劉洎、岑文本、馬周、長孫無忌一樣在唐代政壇上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大臣。
貞觀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彌留之際，將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召入臥室，對二人說：“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托諸葛，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他又對太子李治說：“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於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詔書。在八年後，被黜的褚遂良寫給高宗的信中曾提到：“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發於大告，內外寧謐。”（《新唐書》卷一○五《褚遂良傳》）事實也確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貞觀二十三年陰曆六月，李治繼皇帝位，年僅二十一歲。高宗即位後，就封褚遂良為河南縣公；次年，又升為河南郡公。但是在實際上，李治可能並不喜歡褚遂良這位托孤大臣，所以後來借故把他貶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書令的位置。三年後，高宗又把他召回身邊，征拜為吏部尚書，同時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又兼為太子賓客。653年，又升為尚書右仆射，執掌朝政大權，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頂峰。
在高宗統治初期，李治刻意效仿太宗的所做所為，褚遂良他們確實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膽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麵對著一個更為強大、機敏和肆無忌憚的對手武曌（後來的則天皇帝），在這場權力鬥爭中，他們都成了失敗者。
公元640年前後，隻有十幾歲的武曌進入後宮，成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嬪）。她的美貌與才情不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愛，似乎在同時也得到了年輕的太子的愛情。太宗死後，公元654年左右，曾經一度削發為尼的武曌成為李治的妃嬪，並被封為“昭儀”，得到高宗的寵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儀為皇後的鬥爭中，褚遂良與另一位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強烈反對任何廢黜王皇後的企圖。根據新、舊《唐書·褚遂良傳》的記載，高宗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仆射於誌寧以及褚遂良進官商議廢後立後之事。褚遂良發了一通議論，給皇帝潑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種不要命的態度——將官笏放在台階上，同時也把官帽摘下，叩頭以致於流血——更使皇帝大為惱火，讓士兵把他強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後邊的武氏則恨不得立刻將他處死。在關鍵的時候，善於迎合旨意的李勣卻說了一句話：“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這一來既改變了唐王朝的命運，也將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劇的深淵。
這場鬥爭，在中國曆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根據陳寅恪的研究，對立的兩派，分別代表了不同地區的貴族利益集團。李唐家族從六世紀初期興起之時、就與集中於中國西北地區（陝西和甘肅）的許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紐帶，形成所謂“關隴集團”，而他們自西魏以來，就已在北方形成統治階級的核心。像反對廢後的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人，便是關隴集團中的成員。而支持武則天的那一幫人，卻出身於其他地區，或是商人，或通過科舉製度而進入官場，他們是陳寅恪稱之為“山東集團”的成員。這樣，武則天與王皇後之間的爭鬥，就不僅僅是宮廷內部的簡單爭鬥，而是反映了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爭奪最高政治權力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以山東集團的勝利而告終。武則天終於在655年的陰曆十月被冊封為皇後，褚遂良也被新皇後趕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後的兒子李弘（652—675）被立為太子。新冊封的皇後，不失時機地向反對她的人進行打擊報複。王皇後與蕭淑妃被殘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將褚遂良調到離京師極遠的今廣西的一個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時候，武則天則與許敬宗、李義府一起，誣告中書令來濟、門下侍中韓緩與在廣西的褚遂良共謀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貶。這一次是被貶到中國本土以外的河內西南一帶。褚遂良在絕望之中，寫了一封信給高宗，向他求情訴說自己曾長期為高祖與太宗效勞，最堅決地支持高宗繼位等等，結果仍是無濟於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時年六十三歲。在他死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武則天等人還沒有放過他，一方麵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麵把他的子孫後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龍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後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寶六載（747），他作為功臣，得以配祀於高宗廟中。德宗貞元五年（789），皇帝下詔，將褚遂良等人畫於淩煙閣之上，以示他與唐初的開國英雄們有同樣的功勞。
褚遂良的藝術創作
唐代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就這種文化的總體來說，是高於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之下，湧現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鑒賞家，他們禮貌周到，談吐雋雅，有極好的藝術修養和高尚的審美情趣。
藝術史研究的目的——像沃爾夫林《藝術史原理》中所說的——就在於把風格設想為一種表現，一種時代與一個民族的性情的表現，而且也是個人氣質的表現。褚遂良的書法，正好也體現了這幾點。也就是說，在他的書法藝術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處的時代的風氣，也是他那個階層的貴族氣息的展示，同時，也可以見出他自己的那種可以稱為“唯美”的審美態度。與他作為政治家一樣，在他身上體現了藝術家的氣質。
遺憾的是，褚遂良幾乎沒有關於書法方麵的論著傳下來，以致於我們不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的書學主張。但褚遂良的父親禇亮與歐陽詢、虞世南為好友，這當然會影響到褚遂良的書法風格。
褚遂良與虞世南有過一次對話：“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嚐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誌，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新唐書》卷一九八《歐陽詢傳》）這話可能一直在激勵著褚遂良。
自有書法以來，人們便對它的美做出種種的探索：在漢、魏，人們對它的“勢”讚美不已；在晉、南北朝，人們對“筆意”津津樂道；在隋唐，人們開始對書法的“結構”之美而感到賞心悅目。但是，他們顯然還沒有觸及到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書法創作之中的“心”、“手”、“筆”之間的關係問題。如果說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開始。虞世南著有《筆髓論》，其中“契妙”一節說：
“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為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琴，綸指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這是由藝術的形態方麵向藝術的根源之地進發的一種標誌。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樣，更多地注意到了藝術的修養問題、藝術的創造問題。他們明顯地與“尚意”書家們麵對的問題相一致了，而這正是中國書法創作史上的一個進步。再引虞世南《筆髓論》中的另兩節“釋真”與“釋行”，來揣摩褚遂良的書法創作：
……若輪扁斫輪，不徐不疾，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鉤。變化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巨細，皆有虛散。這是一種多麼抒情、多麼輕靈的風格啊！“體約八分”，不就是含有濃厚的隸書筆意麼？“皆有虛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這樣地由質實而走向虛散麼？
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紓結也。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長空遊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實而複虛。右軍雲：“遊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又雲：“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由書法的意象之美，到書法的筆法之美，便鑄造了褚遂良的優美的書風。
褚遂良書藝的最為突出的特色為“空靈”。梁巘《評書帖》中說：“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書法的空靈，正是通過運筆與提筆而體現出來的。
在歐書或虞書之中，我們都找不到明顯的運筆的痕跡。但是褚遂良卻不同，他不掩飾用筆的痕跡，甚至樂於強調這種痕跡，以表現他所傾心的活潑節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種韻律，異常明快。像孫過庭《書譜》中要求的“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衂挫於毫芒”，在褚遂良的書法之中，體現得是最為徹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歐陽詢的機遇都要好。他可以在優遊不迫的生活之中，紙、墨、筆都極其精良，在麵對一張紙時，可以仔細地考慮每一點一畫如何處理。因此，他的書法表現的是一種風度，一種最微妙、最飄忽的心情的變化。
按照這樣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時，我們便要驚訝於這些作品，沒有一件不是傑作：它自成一個世界，一個整體。當褚遂良將他的書法藝術推向它的最高峰時，他便以這種種的美，建成他的書法境界：沒有一點鋪張，一切都是那麼單純、自然和平靜，並不要求藝術有意想不到的強烈的刺激，要求用筆、風格、線條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過是在紙麵上，以筆鋒展開一種優美至極的舞蹈——它的妙處，就在於它的瀟灑自然，即不倉惶失措，也不鋒芒畢露。它讓人看了，覺得隻是一種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種精致的趣味。
早期作品
阮元《南北書派論調》裏有一句說：“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於二王。”這是入木三分的見解。
褚遂良一生究竟留下了多少作品，由於文獻的缺乏，無法確知。但是，即使現在留下的隻是他的無數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足以見出他的才氣與風采了。
（4）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浙江餘姚人，是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書家之一。自幼跟智永和尚習書法，所謂”深得山陰真傳”，就是指他深信王羹之的筆法。為唐太宗李世民所器重。唐代自文宗以下，曆朝皇帝都以王羲之的書體為楷模。太宗曾“以金帛賜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虞的書法，繼承多於創造，加上虞世南博學卓識，坦誠忠直，故而深得寵幸。太宗誓言遠學王羲之，近學虞世南，足見其影響力。“虞體”後世評述不一，他那筆圓體方，外柔內剛，幾無一點雕飾或火氣，也自成書風，而他的行草書，則幾乎是王羹之行草諸帖的嫡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