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大概是由於貝當在任陸軍部長期間，在提高法軍抗擊德軍的能力方麵毫無作為，而當時德軍卻正在努力實現現代化並準備大舉進攻；加之貝當和戴高樂在關於坦克部隊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問題上產生分歧，貝當沒有讓戴高樂充任他的幕僚，使得戴高樂對貝當的評價發生了變化。戴高樂再談到這個前輩時，已沒有了青年時的膜拜口氣，常常以一種沉思與幽默的語氣說：“他從前可是個偉人哪！”
兩人關係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1940年6月14日，德軍攻入巴黎。兩天後，貝當出麵組成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第19屆政府，向納粹希特勒遞交求和書。7月11日，貝當粉墨登場，擔任維希賣國政權的“總統”。戴高樂則飛往倫敦，領導自由法國運動，組織反對希特勒德國和解放法國的戰鬥。從此，戴高樂和貝當徹底分道揚鑣、水火不容。
以後，維希政權的偽軍事法庭曾對戴高樂進行了缺席審判，經貝當批準，判處他死刑。戴高樂聞訊後，怒火中燒地斥罵貝當說：“貝當是賣國賊，我要槍斃他。”
1944年8月24日，巴黎解放。戴高樂忽然接到貝當托人轉來的信，表示希望“所謂善良的法國人”言歸於好。戴高樂未予答複。
這就是兩人關係決裂的過程。
然而，在戴高樂年輕之時，兩人的關係的確不錯。
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兩人關係的融洽。那是1913年法國國慶日那天，貝當下令禁閉戴高樂，因為正當團長貝當騎馬檢閱他的部隊時，戴高樂竟讓部隊解散了。戴高樂認為自己是代人受過，但也無可奈何，隻得眼看著這個星期天不能像往常那樣到巴黎去了。可是貝當在最後一刻取消了一切處分，這或許是貝當不忍心讓他心愛的下級年輕軍官獨自在禁閉房中度過一個周末吧！戴高樂一口氣跑到車站，跳上了剛剛開動的火車。他走進一間包廂，那裏已經坐著一個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貝當。
“啊，小夥子，你差一點兒趕不上車了？”貝當說。
“是啊，上校。不過，我想我準能趕得上！”戴高樂答道。
“可是你那時還關著哩！”
“那倒不假。但既然處罰不公，我相信你一定會撤銷的。”
1913年10月，23歲的戴高樂晉升為中尉。當時，世界的形勢又是怎樣的呢？歐洲大陸又給這位年輕的中尉提供了一個什麼樣的施展才華的場所呢？
此時，完全可以肯定地說，法、英兩國與德國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了。
巴爾幹戰爭雖然使巴爾幹半島上各族人民擺脫了土耳其的壓迫，取得了獨立和統一。但巴爾幹的局勢更加複雜化了。
保加利亞不甘心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失敗，要求修改布加勒斯特和約，並積極投靠德、奧集團，準備“複仇”。奧匈也竭力拉攏保加利亞，作為削弱塞爾維亞、推行它在巴爾幹的擴張政策的工具。塞爾維亞、希臘、羅馬尼亞想積極維護布加勒斯特和約，三國關係日益緊密。沙皇俄國則力圖加以操縱利用。法英兩國也在暗中支持沙皇俄國插手巴爾幹事務。到年輕的戴高樂任中尉時，巴爾幹已成為帝國主義矛盾的焦點和歐洲的火藥庫。
戴高樂密切地注意著局勢的變化，這不僅由於他從少年時就關注著法蘭西的命運，而且還由於他駐紮的阿臘斯臨近北部邊境，更容易親身感受到來自外部的戰爭威脅。
那時，戴高樂手下的士兵們多是北方人，有加米海峽省的礦工，有來自塔爾德努瓦、蒂埃拉舍和瓦蘭西昂努瓦等地區（法國共有95個省，省以下為市鎮。省以上還有19個地區，是由曆史或自然情況形成的，不是行政單位）的農民。這些士兵粗獷強悍、自尊心強、吃苦耐勞、喜怒之情常常猛烈地迸發出來。這樣的士兵倒使戴高樂十分中意，官兵關係非常融洽。在日益嚴峻的形勢下，戴高樂要求士兵們加緊訓練，隨時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
不久，曆史終於給年輕的戴高樂一個機會，讓他參加了一場世界性的大戰。
戴高樂從不到19歲從軍入伍，到走上戰場，僅僅在軍隊中磨煉了不到5個年頭。在這幾年中，年輕的戴高樂漸漸地成熟了起來。他從一個對軍事一無所知的毛頭小夥子，慢慢地成長為一名出色的下級軍官。這期間，嚴肅的軍旅生活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克服困難的本領。
戴高樂受他祖輩的影響，從小就對舞文弄墨感興趣，他喜愛詩歌、戲劇、小說、曆史。兒時就在他充滿幻想的幼小心靈裏，經常盡情施展指揮百萬大軍的才華，但也時時不忘飽覽群書，並常常動手做些文字嚐試。也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種兒時文武結合的誌向和愛好，一直伴他度過了整個人生曆程，使他最終成為一名將軍政治家。如果說，從武的方麵看，作為職業軍人，戴高樂隻不過是個身經數戰的將軍，平淡無奇；那麼，從文的方麵看，作為職業軍人，戴高樂由此堅定了誌向，顯示了才華，磨煉了性格，選擇了道路。關於這個問題，戴高樂將軍以後的一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青少年時期戴高樂的每一步，都為以後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示才華奠定了紮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