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表現那些以個人為中心，追求個性解放、人的解放的民主知識分子的形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主角，看來更深刻，更集中，更有典型性。“五四”時期更典型的民主知識分子是覺慧型的，盡管巴金的《家》是在30年代創作的，但覺慧這個覺醒的知識分子，它的典型意義更是屬於“五四”時期的。那時具有個人主義思想傾向的知識分子，麵對著的是封建主義。他生氣蓬勃，勇往直前，充滿自信，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有什麼局限，他的內心世界是比較單純的，能夠保持“五四”思想解放時期的先進人物性格的完整和堅強。像前麵所說的《蝕》裏的章秋柳的複雜矛盾，在他身上是沒有的，盡管從思想本質來說，覺慧和章秋柳是一樣的——一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隻是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曆史情勢，使得同樣性質的思想有著不同的曆史命運罷了。
在章秋柳身上，我們已經看到，不但有她個人和社會的矛盾，而且也有她自身的矛盾，這就是說，不但有民主思想和周圍的封建主義的矛盾，也有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自身的矛盾，準確些說，後麵這種矛盾本來是這類知識分子所固有的，隻是到了這個時候才突現出來。這歸根到底是中國曆史發展的結果，是第一次大革命遭受挫折、流產，而階級搏鬥卻更加深化、殘酷，人民革命更加深入，處在中間狀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劇烈的衝擊的結果。
但這時候，章秋柳雖然也表現出複雜的矛盾的性格，她畢竟還沒有像丁玲所創造的莎菲女士那樣矛盾已經發展到異常激烈的程度。一方麵，莎菲對周圍的平庸、腐朽的世界是敵視的，當她發現她鍾愛的淩古士“熱心於演講辯論會，網球比賽，留學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繼承父親的職業，做橡樹生意，資本家……這便是他的誌趣”！這時候，她蔑視他，鄙棄他，認為他有一個“卑劣靈魂”。但足，像淩吉士一樣，能夠在上流社會，更具體地說，做各種體麵的活動，能夠出國“留學哈佛”做外交家，或繼承資本家家庭的事業的男子做自己未來的丈夫，不正是半殖民地世俗婦女的人生理想麼！但莎菲對此卻表示極端蔑視和鄙棄，看來她已經和她周圍的那個舊世界決裂。但她這個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更可靠的精神支柱。因而淩吉士的美貌和“豐儀”仍然繼續激發她的愛情的狂熱。她的人格分裂，精神極度空虛。她反對平庸，但她自己也陷入平庸，她反對舊世界，但她自己也不能不屬於這個世界。
莎菲的矛盾是即將破裂的矛盾，她麵臨的是瀕於絕境的精神危機。這個人物當然不能代表當時曆史的潮流，但在她身上，不是從一個角度也令人感受到曆史潮流的洶湧，聽見社會前進的足音麼？
“五四”以後，在她之前，像莎菲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正是因為這樣，就使得這個人物成了“五四”以後中國文學史中知識分子形象係列的一個有重要意義的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