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學的問題，不但要考慮到意識形態的一般規律，也要考慮文學藝術本身的特殊規律。否認對作家進行階級分析，否認作家世界觀對創作的指導作用，是一種唯心主義觀點；但如果不考慮到作家的主觀思想、主觀願望、意圖，並不等於他的創作的實際意義，如果認為每一個作家，它的世界觀都在他的作品當中照樣得到實現，認為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創作，簡單地依據他的世界觀的性質來衡量作家，簡單地貼上政治標簽，簡單地做出政治判斷，這也是錯誤的。文學藝術比其他意識形態通常更需要，也更有可能麵對周圍客觀的感性世界，即使是個唯心主義的作家，他對生活愈敏感，經驗愈豐富，便愈有可能克服他的主觀獨斷，在客觀上，在他的作品中顯示出生活的真實。
曹禺在寫作《雷雨》、《日出》的時期，就世界觀來說，還不是無產階級的，他還沒有能夠擺脫唯心主義的宿命論的觀點的影響，但他的嚴峻的現實主義，使他在反映現代中國生活的本質方麵，達到當時很少人能達到的高度。在《雷雨》裏麵，我們可以看到有一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的力量，在周樸園的家庭悲劇上得到深刻的體現。周樸園足個資產階級人物，是個家庭的暴君，但他給他家庭造成的悲劇，並不隻是取決於他個人的動機。他迫使繁漪吃藥，我們都看到這是他對繁漪的令人心悸的迫害，但他的主觀的願望卻並不能說是惡意的，在他看來，這是繁漪治病的需要，也可以說是對她的關心。他和周衝的兩代人的鴻溝顯然是無法填平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他對周衝完全沒有作為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心。悲劇正在這裏。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曾禺在他們的關係當中，深刻地表現出連周樸園也無法理解，也為之困惑和苦惱的一種力量在鉗製著他，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曆史的力量，不以周樸園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連作家自己暫時也未能意識到的曆史力量。即使對侍萍，當周樸園以為她已經死了，在家哩保持她住室的原貌，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對侍萍懷念的心意，隻是當侍萍重新出現在他麵前，威脅到他的聲譽、他的利益的時候，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本質的醜惡和偽善。
現實主義要求真實地表現現實，按照曆史本來麵目表現現實，即使在表現一個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時候，也應該看到剝削者和壓迫者也是一定的客觀曆史條件的產物，他本身也是受一定的客觀曆史規律製約的，他本身也沒有所謂意誌自由，也不能是隨心所欲的。但另一方麵，這不能當成對剝削者壓迫者的階級和個人的本性，為它的道德品質做辯護、開脫的理由。這就正如列寧所說的：“決定論思想確定人類行為的必然性，推翻所謂意誌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為的評價，恰好相反，隻有根據決定論的觀點，才能做出嚴格正確的評價，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誌的身上”。曹禺對《雷雨》的描寫所以能夠達到別人少有的深度，正在於他對曆史的必然性和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人的行為的辯證關係，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刻畫，盡管曾禺自己在當時未必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但現實主義卻使他對周樸園的行為沒有僅僅著眼於個人的動機，而顯示出一種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曆史的必然性在控製著他，同時也沒有因此失去了對這個人物的尖銳的揭露和批判。
在曹禺走上文學道路的時候，左翼文學已經有了相當長的曆史，左翼作家已經出現了不少，但是左翼作家也並不都能像曹禺那樣深刻地理解生活，並不都能像曹禺那樣深刻地掌握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正因為這樣，他們盡管較早接近先進的世界觀，也未能達到像曹禺那樣的藝術現實主義的高度，這說明馬克思主義隻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這個結論是科學的，符合實際的。僅僅有先進的世界觀，如果脫離生活，或者對生活本質沒有真正的理解，也足不可能創造出真正現實主義作品的。